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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９５５—１９７２年的１７年间，金庸共创作武侠作品１５部，１４个字缩写了金庸作品集：“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短篇《越女剑》除外）。金庸小说的读者不限年龄、性别、职业，老少咸宜，雅俗共赏，受到普遍欢迎的程度远远超过了中国当代其他所有作家。香港文学评论家林以亮总结说：“凡是有中 国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 庸的武 侠小说。”［１］基于对受众民族文化心理的敏锐洞察，金庸的小说正是巧借武侠传奇这一独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小说题材，它通过营造一个虚幻的江湖世界，制造着种种新古典主义的神话，为读者提供了一种轻松愉悦的文化消费方式，使读者能够在虚构的世界中缓解现实生活的紧张焦虑，同时又可以通过这个虚幻的世界传达自己对现实世界的思考与关怀——想象性地逃离平庸，反抗平庸［２］。金庸的作品带有深厚的文化蕴涵、雄浑的历史积淀、强烈的人文关怀、深沉的人生体验，淋漓尽致地演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和人生哲理。而在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里，男性是中心，男主外、女主内，妇女长期依附于男性，女性在社会地位与人格尊严上处于附属位置。因此，由于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金庸总是不经意地在其小说里对男权传统表示了一定的认同和肯定。本文主要从侠义江湖、男女情爱、武功境界、权势角逐等几个方面，对金庸武侠小说中的男权思想进行一些探索性的研究。 一、侠义江湖 武侠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肝胆相照、慷慨豪放的英雄气概与侠义精神已经内化为一种品格积淀于中国人的心灵深处。金庸融入新时代的理念、精髓与内涵，借助武侠小说表达了中国传统武侠文化中的英雄人格，完美诠释了中国人潜意识里那种挥之不去的武侠情结。虽然自古以来，在历史与小说中存有许多聂隐娘、红线、红拂、谢小娥、十三妹、吕四娘等女侠扶弱凌强、行侠仗义的故事。但是，在侠义江湖里豪气干云、舍生取义、一诺千金、惩恶扬善的英雄人物，主要是男性侠客。金庸小说最大特色与核心思想之一就是继承并发扬光大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的“义”，文本中洋溢着侠义精神的光辉［３］。在风起云涌的江湖世界里，金庸塑造了郭靖、乔峰、袁承志、张无忌等一个个鲜活的英雄侠士形象，对“为民造福，爱护百姓”的思想进行了全面的、富有创意的诠释，极力推崇“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以郭靖和萧峰为例，他们是金庸笔下两个最具理想性人格的大侠，在困难面前一往无前、百折不挠，面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抉择也义无反顾，直至为民族和国家而壮烈殉国，完美诠释了真正的“侠之大者”。在中国家国同构的儒家文化里，男性的人生价值在于治国平天下，在江湖上他们任侠仗义、惩恶扬善，承担成为侠客的最高理想。金庸小说里的侠义江湖本质上是传统社会的反映，男性是小说真正的中心，女性再鲜活、再突出，也仅仅只是男性的陪衬而已，只能作为客体而存在［４］。在金庸笔下，作为贤妻良母的女性往往承担辅佐性角色，其职责是相夫教子，至多是携着男性的手共闯江湖，在情意相通和生死与共中漫步人生路。 二、男女情爱 追求生活幸福、家庭和睦、爱情美满是人类永恒的主题。金庸在《神雕侠侣·后记》中说“我个人始终觉得，在小说中，人的性格和感情比起社会意义具有更大的重要性”。金庸以虚拟的江湖为背景，注重人性和生命意识的挖掘，张扬武侠精神和侠骨柔情，其笔下的爱情故事与英雄侠义并驾齐驱，侠义纵横与爱恨情仇交相辉映，言情的阴柔之美和武侠的阳刚之美合二为一。刀光剑影的江湖世界同时也充满着缠绵悱侧的儿女情长，侠骨藏柔情，儿女情更长，这就是金庸的江湖世界［５］。“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金庸是在男女情爱心理的人性解剖中，“一直深入到人物的心灵底层去，最后一直达到拷问爱情本质的程度”［６］。香香公主与陈家洛、黄蓉与郭靖、小龙女与杨过、温青青与袁承志、赵敏与张无忌、任盈盈与令狐冲，在血雨腥风的江湖中演绎着浪漫的爱情传奇。无论“正”与“邪”、“善”与“恶”，如瑛姑对周伯通、梅超风对陈玄风、小昭对张无忌、何红药对夏雪宜、阿九对袁承志、阮阿紫对萧峰、程灵素对胡斐、岳灵姗对林平之，金庸描写的女性对于“情”与“爱”具有从一而终的献身精神，对爱真诚、纯粹、简单、没有杂念，让人充分感受到爱的崇高、圣洁与绚丽动人；而一些悲剧、失意的爱情更是凄美、撼人心魄，结局往往令人掩卷叹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婚姻制度是一夫多妻的，金庸的爱情模式是“英雄加美人”，每个男主人公的背后都对应着一个或几个外形貌若天仙的美女，每个人似乎都是为情而生的；女性往往是以弱势群体的形象出现，以奉献、牺牲或黯然坚守的女性情怀来成就男人的英雄侠义。基于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因袭，金庸小说的爱情主题隐隐折射、阐释着男权中心的意识，男性的爱情对象更倾向于小昭、双儿、仪林、小龙女、香香公主、王语嫣等恪守传统道德的温柔美丽型女性，而不认同或排斥霍青桐、周芷若、赵敏、黄蓉、方怡、苏荃，包括女魔头梅芳姑、裘千尺、李莫愁等强势女性，潜意识里始终存在着浓厚的“男尊女卑”的传统爱情观。 三、武功境界 金庸将中华民族的文艺、传统文化元素和武侠小说相结合，尤其是最具特色的诗词曲赋、琴棋书画、天文历算、阴阳五行、奇门遁甲、儒道墨释等，通过神奇的想象、合理的夸张，创造了许多出神入化、变幻莫测、匪夷所思的武功招数和武功秘笈。孔庆东说：“他打通儒释道，驰骋文史哲，驱遣琴棋书画、星相医卜，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光辉灿烂以最立体的方式，展现在世人面前。”金庸小说广泛地涉及儒家、墨家、道家、佛家等中国传统文化较深层次，是一部集“三教九流”于一体的文化交响乐［７］。金庸所描写的各种神妙与超绝的奇门武学，如：降龙十八掌、打狗棒法、六脉神剑、九阴真经、九阳神功、辟邪剑法、蛤蟆功、一阳指、神照经、独孤九剑、北冥神功、玉女心经、双手互搏、黯然销魂掌等，无不给读者带来无尽的神往与感叹，使其武侠小说真正成为让人浮想联翩、令人如痴如醉的“成人童话”。作为新派武侠小说家的代表，金庸开创了武侠生活的新天地。在小说中，金庸将武功分为外功、内功、武学修养三个层次，其中内功是基础，外功必须依靠强大的内功才能发挥功效；出于对武功的理解、选择和修练的方法不同，存在以少林武当为主体的正派与邪派的较量；重视和推崇学武之道，讲求以内制外，以柔克刚、以静制动；“武功”必须实现与天地自然的内在统一，才能达到“无招胜有招”的玄妙境界。在金庸看来，武学的最高境界依然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观念息息相关，他强调个人意识要通过道德修养的过程对天道进行体悟，进而达到“内圣”的境界，实现主观伦理修养的自我完善［８］。但是在金庸的小说中，除了《越女剑》中的越女之外，武功修养达到绝顶境界的基本上都是男性，像两次华山论剑的“五绝”、张无忌、令狐冲、萧峰、段誉、虚竹、陈家洛、石破天，包括风清扬、少林寺的觉远和尚与扫地僧等。相比资质平庸的郭靖，“巧妇常伴拙夫眠”，聪明如黄蓉也达不到超凡脱俗的至高境界，最终以“郭大侠的妻子”这一身份与郭靖一同殉难襄阳。在更多的时候，金庸笔下的女性是成就男人练就武功以不断超越自我，如黄蓉对郭靖、小昭对张无忌、小龙女对杨过、温青青对袁承志、任盈盈对令狐冲、程灵素对胡斐，还有何红药对夏雪宜、岳灵姗对林平之、裘千尺对公孙止等等。处于男权桎梏下的红颜伴侣，更多的是男性事业上的得力助手，基于男性的人生准则心甘情愿地牺牲自我。因此，在金庸的武侠小说里，除了林朝英、九难、越女阿青等之外，武功练到最上乘境界的女人少之又少，而像阿紫、周芷若、殷离等致力于练就武功的女人其结局更是事与愿违。 四、权势角逐 金庸的小说多以民族间的冲突的宋、元、明、清几个朝代为历史背景，他巧妙地将英雄侠士的快意恩仇，从扑朔迷离的武侠世界移植到历史沧桑变幻的政治社会，塑造了无数各具特色、个性鲜明的武林豪杰，他们为了名声、权利、金钱、宝藏、荣誉、美色而展开争斗。在中国社会中，政治是所有世故手段争夺的核心利益——越是后期作品，行侠仗义的侠客退化为叙述者、线索人物的趋势越严重，越是大面积地成为政客尔虞我诈时的工具和牺牲品［９］。陈家洛梦想恢复汉家江山、郭靖誓死守卫襄阳、杨过抗击蒙古大军、萧峰维护辽宋两国和平、张无忌极力赶走异族统治、袁承志身负国恨家仇欲展安邦大志、胡斐追随红花会打击满清、韦小宝多重身份“潜伏”又无往而不胜，每个男主人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深陷凶险莫测的政治漩涡。令狐冲虽然想置身事外，但是在被称为“政治寓言”小说的《笑傲江湖》里，却充满了“称霸武林”和“一统江湖”的尔虞我诈和血腥争夺。“金庸的江湖”已非个性英雄用武之地，这些在传统武侠小说中所向无敌的英雄好汉，被抛入全然陌生的权术角斗场，能够独善其身安然退隐已是万幸，遑论其他［９］。在金庸的小说中，参与权力斗争的女性是很少的，如黄蓉、赵敏、殷素素和任盈盈等，但她们最终也没有偏离正统的男性社会轨道。黄蓉追随郭靖抵抗蒙古战死沙场、赵敏抛弃荣华富贵弃暗投明、殷素素放下屠刀改过向善、任盈盈放弃权势归隐西湖，在传统的道德宿命意识下，她们都重新依附新建立的男性社会秩序。金庸的江湖世界极力折射着男权意识对女性意识上的排斥，其笔下的美女柔情是真善美的化身，在权势的角逐上完全否定了“事业型”的女性——只有恪守传统的道德，女人才能修成“正果”。 综上所述，金庸采取中西合璧的写作技巧，虚构了一个正与邪、善与恶、美与丑不断比拼与较量，英雄侠义与美女柔情并行交叉的美妙江湖，读者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获得了一种超脱性的满足与替代性的愉悦。金庸以其渊博的知识、敏捷的文思，融会儒家、道家与佛教的思想元素，将深具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棋琴书画等糅合在武功之中，形成了集武、侠、情浑然一体，具有独特文化景观的“成人的童话”。其作品中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精髓与内涵，处处散发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与价值理念。也正是基于此，金庸的武侠小说始终贯穿着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基因，带有明显的男权意识。他所塑造的女性只是男性内心认同、期盼的女性，或者是希望看到的女性，是依附男性以实现她们个体生命价值的女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金庸创造的、打上深深中国传统文化印迹的“成人的童话”，实际上只是“男人的童话”。 参考文献： ［１］ 江堤．金庸：中国历史大势［Ｍ］．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２］ 周丽萍．金庸小说流行的传播学分析［Ｊ］．嘉兴学院学报，２００８，（２）：３２－３６，４１． ［３］ 陈夫龙．金庸小说中“义”的精神资源及价值形态［Ｊ］．南方文坛，２０１０，（１）：６２－６７． ［４］ 熊婕．论金庸小说中的“众星捧月”爱情模式［Ｊ］．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２０１０，（１）：６４－６５． ［５］ 古春霞，向元凤．诗性江湖：金庸武侠世界的新释［Ｊ］．学理论，２０１０，（１４）：１５３－１５４． ［６］ 范伯群，孔庆东．通俗文学十五讲［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７］ 金丽．浅谈金庸小说的艺术魅力［Ｊ］．中共银川市委党校学报，２０１０，（４）：８５－８６． ［８］ 雷海栋．试论金庸武侠小说的言志与缘情［Ｊ］．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２）：５２－５４． ［９］ 徐秀明，范钦林．金庸小说的意识形态解读［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１）：８５－９４． 作者简介：胡建国（１９７１－），男，安徽望江人，中共安庆市委党校副教授、经济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经济与文化。 原载：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５期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