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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银幕和荧屏将会迎来一大批献礼影视剧。开年之际，央视连续播出的《黎明前的暗战》《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等献礼作品，得到了观众的广泛好评。而作为中国文艺创作一个独特艺术形式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将会在今年掀起一个新的创作高潮，电影《建党伟业》、电视剧《中国1921》《东方》《开天辟地》等作品正在紧锣密鼓的制作当中，其中，由剧作家邵钧林和知名导演胡玫强强联手的电视剧《开天辟地》颇受关注。邵钧林从电视剧《井冈山》《决战南京》《红色摇篮》，到刚刚创作完成的《开天辟地》，既能把握重大题材创作的品格与诉求，又能体现出个人独特的艺术追求，为中国电视剧发展作出了贡献。电视剧《开天辟地》作为献礼作品已经完成剧本修改，进入到拍摄阶段。记者日前采访了电视剧《开天辟地》的编剧邵钧林。 记者：电视剧《开天辟地》是建党90周年的献礼作品，这无疑是创作的最大动力，除此来自你个人的创作动力是什么？ 邵钧林：谈到个人的创作动力，首先我要讲一个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故事。在开始创作的三个月前的一天，我和在上海读高中的儿子闲聊，发现父子俩竟然都各有一个陌生的地方，在上海生活了两年的儿子不知道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从艺近40年的我不知道6月11日周杰伦和宋祖英在北京鸟巢的合作演出。这件事对我的影响蛮大的。我不反对我们的下一代有自己的偶像，而且也应该有偶像，但绝不能只有娱乐偶像。一个不懂得自己历史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如果我们的后代不知道自己民族的历史，尤其是革命斗争史，长此以往，民族的文化记忆将被中断，主流文化价值的传播将被淡漠，历史的血脉将会梗阻。作为一个有40年党龄的共产党员，作为一个部队的艺术工作者，在鞭策自己不断接受新鲜事物跟上时代潮流的同时，应该不断强化国家荣誉、国家意识和国家使命感，把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视为我们必须坚守的高地，把个人的艺术追求融入到国家繁荣中去。当时代发展到今天，能在党的90岁生日之际，献上一部自己创作的作品，让重大革命历史题材进入主流传播渠道，走近青少年，让革命历史成为后人的精神消费，是我在创作之初满怀的愿望。 其次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我认为，在重大节庆时间推出的主旋律影视作品对大众的影响力是应予特别重视的。优秀的作品与重大节庆日的氛围相呼应，将对作品起到极大的提升效应，所以就我个人的创作而言，这次创作建党90周年的献礼剧《开天辟地》便是一个极为难得的机会。 记者：从1921年到1927年，作为中国历史的这7年，是最波澜壮阔的7年；作为电视剧的素材，应该是结构非常紧凑、戏剧性非常强的故事，创作起来是更容易还是更难了？ 邵钧林：确实如此，从1921年到1927年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极为波澜壮阔的7年，发生了非常多的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事件，为电视剧《开天辟地》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我在创作剧本、挑选历史素材时深有感触。历史是人创造的，也是由人来记录的。这段历史可供使用的素材太多，重大事件也多，而先后登场的重要历史人物更多，因此对于编剧而言可以说是有很大难度的。而且作为电视剧作品，不同于简单的历史重现，还要求选择戏剧性强的事件来编制剧情，并将这么多的重要革命历史人物与戏剧冲突融合在一个架构下，这个架构的设计是我在创作上感受到的一大难题，让我思考了很久。 一开始我与出品方上影集团商定，把这一题材的时间跨度定为1919年的“五四运动”到1927年的“三湾改编”，后来我在构思中又改变了想法，打算把起始时间改为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到1931年周恩来离开上海与毛泽东、朱德、邓小平等伟人聚首瑞金。投资方则保持着开放的姿态，不断和我进行讨论、商议。后来在实际构思、写作故事大纲的期间又有大的改变，最后将时间跨度改为从1920年初“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到1927年秋毛泽东打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面旗帜，第一次完整表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这是一个有观众、有市场、有魅力的题材领域。《开天辟地》这部剧所讲述的故事、一群伟人年轻时代的风采以及惊险、时尚、都市生活的风格样式，都将会比以往的作品吸引更多的观众。而且，《开天辟地》不单写史，更重在写人，以“写人”为出发点，选择创作所需的史实去讲述一个别样的故事，其题材领域显然更为广阔，其思想含量和艺术含量显然更为丰富。 记者：与以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相比，你认为相同的是什么，不同的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这部作品的创作压力和艺术突破上的难点分别表现在哪些方面？ 邵钧林：我已经创作了多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这次的《开天辟地》与我之前的《红色摇篮》《井冈山》或其他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相比，最大的一个不同之处就在于对毛泽东这一伟大领袖人物的处理上。以往有描写到毛泽东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基本都是围绕着毛泽东独立领导革命展开，对毛泽东也作为一号人物进行塑造。但是《开天辟地》这部剧描写的是中国共产党创立初期至创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段历史时期，在这段历史中，毛泽东是逐渐成长为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在建党初期，还有如李大钊等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如何处理好毛泽东作为整部剧的一号人物，怎样把当时的毛泽东写成一号人物，同时又能如实地反映他在那一段历史时期的真实作用，是我在创作中感受到的最大压力。 重大题材的创作很容易落入偏重于展示历史事件而忽略人物塑造的套路，《开天辟地》坚持以人带事、以戏说史，写好在这段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定生活状态的人物，写出他们的个性和命运感；把人物置于时代的大动荡之中，使国家命运、民族命运和个人命运互为影响并互相交织，将神圣的理念转化为容易被观众理解、接受的情感和行为，以引发观众共鸣，巧妙地完成主题讲述。 还有一个比较显著的不同在于以往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场景大多在一些穷乡僻壤，这符合我们党建立革命根据地时期的真实情况。在《开天辟地》中，剧情是从共产党成立之初一直到武装起义，很多戏都发生在大城市内，比如上海、广州、武昌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部都市戏，导演和拍摄团队也将努力还原当时这些大城市的风貌，加强该剧的可看性。 再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这次出现在剧中的伟人都不到30岁。比如毛泽东在一大时刚刚28岁，参加一大的代表平均年龄也是28岁，大部分革命先烈在当时都只有20到30岁，和我们现在社会的“80后”、“90后”是一样的年纪。看到百年前和自己同样年纪的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为革命奔走抗争，当下的年轻人一定会受到强烈的心灵震撼。可以说，这既是一部主旋律革命剧，又是一部以年轻人为主角的青春剧。在剧中，这些年轻人经过领导工人武装斗争、内部路线斗争、国共双方合作的摩擦，他们一路经历的斗争不断升级，他们也像现在的年轻人做事业一样，在革命道路上的探索遭遇了挫折后也会彷徨，但最终他们找到了农民这一最大的同盟军，并誓将革命的光辉事业进行到底。通过这一系列事件的展现，我希望能表现出信仰价值的确立对于年轻人的重要性，这对当代的年轻人有着一样的激励。 还有一个我认为很有价值的看点是这部剧中有不少之前没有展现过的革命大事件。比如建党、工人运动、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等等，以往的影视作品还没有详细展现过。 这些都是我在创作过程中遇到的难点，在解决了这些难点之后就成为了该剧的看点和亮点，我自己概括为“变难点为亮点”。 记者：在创作上做了哪些准备，除了史料的提供，你是靠什么去了解和感受那段历史的？ 邵钧林：我在创作时有一个信条就是“感受生活、感受历史”。 我认为如果没有情感的投入，没有亲身去体验，就很难写出感动别人的作品。前人在做史书和史料时本身就已经带有感情在其中，在读历史的时候要用心去触摸这些不易察觉的感情，这个过程对我而言就是在感受生活。 在创作前、创作中，我多次驱车出行，瞻仰了几处阔别多年的革命遗址。当站在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和嘉兴南湖岸边时，眼前参加“一大”的那15个人的蜡像和红船顿时鲜活了起来，那一桌一椅，那一篙一桨，好像都是一个语码，都能敲击到那个峥嵘岁月的一个键纽；通过实地采访所收获的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一串串生动的细节，都是在史书中找不到的，常常令人激动不已，热泪盈眶，从而使创作情感升腾到了沸点。那一段在黑暗中用生命点燃燎原星火的英雄史诗，那一个生长在红色摇篮里熟悉而陌生的革命神话，那一群革命历史上充满生命活力的不同人格类型的英雄人物，都渐渐不再平躺在史书上，也不再是个概念，而是活生生地在心里立了起来。最近一次是在毛泽东诞辰日，我去了韶山，还遇到了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与他交流了很久，聊到后来我们俩都热泪盈眶。 我把这些生活体验作为创作中历史与现实的对接。类似的工作我做了很多，在北京修改剧本时，如遇到思路受阻，写不出来了，我会开车去天安门广场的毛泽东纪念堂，但我不会进去，因为我不愿意见到躺着的毛主席，在我心中毛泽东永远是站着的伟人。我就站在纪念堂附近，点一支烟，静静地感受一下，然后再继续回去埋头创作。在全情投入创作的那段时间，晚上睡觉做梦都会梦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形象，真正是投入了全部的情感。 记者：你如何理解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你个人的创作体会是什么？在电视剧《开天辟地》中如何做到突破的？ 邵钧林：重大题材“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我深有体会，在创作时努力在史中觅诗，尽可能迎难而上，从复杂迂曲的史实中掘出另一层断面，并在这些纹理纷然的切片中道出事件的现场和逻辑，复活那些掩埋在深处的细节。同时，在创作了一系列重大题材作品后，我也严格要求自己的每一次创作都尽可能做到有所创新，有所突破，能突破多少就突破多少。 我是搞戏剧出身的，在自己的作品中尤其注重戏剧性，电视剧有电视剧的规律，戏要写得好看，大事不能违背，小事上要做文章，用生动的细节来加强整体的可看性。我和我的助手以网上下载、定购、查阅等各种渠道，搜集了大量相关的文字资料，挑选购买了上百部相关书籍和影像资料，认真阅读并做了大量笔记，也和很多同行作了请教和切磋，从而产生了许多想象，尽管这些想象似乎是非逻辑的，却使我在一种混沌的状态中对这一题材有了一个新的思想和艺术的发现。 记者：你通过该剧力求给观众传达的核心是什么？该剧播出后，你最想从观众那儿得到的评价是什么？ 邵钧林：最想听到的一个评价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也可以很好看”，我尤其希望通过《开天辟地》这部戏能收获更多的年轻观众，让更多“80后”、“90后”来关注这部剧，希望他们通过这部剧在润物细无声的过程中了解革命历史，感受到信仰的力量。 作为年代剧，《开天辟地》的主题是可以与现今社会的信仰价值观相匹配的。今天中国的经济实力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国际地位空前提升，国家在二次创业，民族开始了新一轮的复兴，但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面对物质世界自然而然地会更多地注重现实功利，社会责任在萎缩，个人利益在膨胀，产生了在积累物质财富中对精神财富的遗失。信仰的有无、信仰的科学与否决定着个人与社会的发展。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开天辟地，正是因为他们信仰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并把这种信仰中国化，走出了一条中华儿女自愿选择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救亡兴邦之路。这便是信仰的产物。而且这种信仰是真实存在的，它可以让一个人用自己全部的心血彻底投入，甚至不惜将生命消耗殆尽。所以，这部剧的核心理念是写共产党人从不动摇的高尚信仰，写一代伟人以生命救国兴邦的舍己精神。我们将向观众传达这样一个事实，一个有坚定信仰的民族才可以创造开天辟地、换了人间的伟业和神话。而对于我们所选择的这个剧目，完全应该而且能够承载得起这种精神内涵，让历史告慰未来，把90年前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类精神和民族精神以及它所展示出来的崇高正气用艺术的手法注入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还原到我们的精神世界里，传承到我们未竞的事业中去。 记者：你近年来的主要作品都是难度较大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如果从艺术创新角度来讲，一个艺术家是不情愿重复自己的，你却执著于同一类题材的创作，为什么？ 邵钧林：我认为重大题材不是轻易能够写好的，说这个话确实是我创作至今的一点小小的自豪。从《虎踞钟山》《井冈山》《决战南京》《共和国摇篮》到《开天辟地》，我创作的重大题材一部比一部有进步，获得了观众越来越多的肯定，因为在这个创作积累的过程中，我已经找到了对这段历史的真感情，借助这个题材大开大阖地展现了自己对现实的理解。 当然，我也不是因为只能写重大题材而写重大题材。我涉猎很广，在戏曲领域也获得了很多奖励，去年更创作了一部反映“80后”、“90后”生活的作品，反响也很好。但是对我而言，这样的创作都太过轻松了，让我很不过瘾。重大题材虽然创作很辛苦，查个资料可能就是大半年，但获得的愉悦是无可比拟的。 记者：作为中国文艺创作的一个独特艺术形式，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仍是时代和观众的需要，但面临着如何继续写下去的问题，面临着如何满足观众审美需求的问题。 邵钧林：目前观众对重大题材电视剧的审美要求、市场对这一类型剧的要求都需要我们进一步地深入研究，多一个观众就多一份成功。重大题材的创作不能仅仅满足于得奖，得到领导的认可，更要从内心出发，坚持高的标准，努力获得更多观众的认可。 原载：《文艺报》2011年02月1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