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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鼎记》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非武林的世界，书中的第一主角既不是大侠也不是英雄，而是一个出身于妓院，混迹于市井的无赖。这部小说一反武侠小说的常规写作，少了常见的江湖恩怨、刀光剑影、武林秘籍、寻宝争宝。相反，却以一个丝毫不懂武功的韦小宝为书中的第一主角，并以他的所经所历引出各类历史和政治事件，明显突出了小说的政治内容和政治主题。此一写法，不仅大违武侠小说的通意常趣，同时也于金庸以往的作品产生了强烈的叙事反差。因此在当时《鹿鼎记》连载没多久，许多的金庸武侠迷们开始发出疑问：“《鹿鼎记》是不是别人代写？”严家炎说：“《鹿鼎记》于金庸其他小说的不同，是在创作风格有所改变以及主人公从侠士换成了皇帝，而不在‘为民造福’的精神或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有什么变化。《鹿鼎记》的出现，标志着金庸的视野由武侠小说向历史小说的转变。”在某种意义上，《鹿鼎记》有点类似于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均是通过一种反讽的写法，再现光怪陆离的武侠（人间）世界。但是更严格地说，《鹿鼎记》是利用一种“戏说”的方式，改写了武侠小说的通常主题乃至人物分类（尽管其中仍有传承关系）。这种改写，是个人性明显突破集体性观念制约的努力，因此，必然导致对武侠小说模式化写作的扬弃。 通过上述对《鹿鼎记》文本的大体简述，笔者欲从中国传统武侠小说的核心价值观念出发，通过与《鹿鼎记》的核心价值观念对比，得出《鹿鼎记》对中国传统武侠小说价值观念颠覆这一论点。 一、传统武侠小说的核心价值观念 （一）传统武侠小说中的“武”与“侠” 在武侠小说中，武功是江湖中人在江湖上立足的必要手段之一，也是武侠小说描绘的主要对象之一。在传统武侠小说中，“武”是大侠们达成目的的手段，是江湖人地位高低的一种标志，学武的目的就是抑恶扬善，行侠仗义。可以说“，武”是武侠小说的最基本的层面（或曰前提）。众所周知，“尚武”是人性中最原初的特性，换句话说是蛮性的遗留。从这个意义上讲，暴力是武侠小说不可或缺的要素。武林、江湖是武侠小说最通常的背景场面，围绕着“武”展开了各种生死恩怨的纠葛。为了夺取武功秘笈（或武林盟主）而发生了多少冒险传奇；为了复仇而展开了各种恩爱情仇；金钱、美女、权利等等各种欲望皆因武而满足、而膨胀，而孽生，阴谋与爱情，智慧与德行，神秘与历险，宗教与哲理等等一一滋生于其中。 而谈论武侠小说，又不得不考虑“侠”的因素。说到底，武侠小说是一种讲述以武行侠故事的小说类型。梁羽生说：“‘侠’是灵魂，‘武’是躯壳。‘侠’是目的，‘武’是达成‘侠’的手段。”《史记·游侠列传》中对“侠”的基本特征这样概括“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行，其行必果，已诺其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司马迁并在《太史公自序》中写到：“游侠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采；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通过司马迁对“侠”的表述，不难看出“，侠”乃奋不顾身，拔刀相助，主持正义，打抱不平。梁羽生在《从文艺观点看武侠小说》一文中说：“什么叫做侠？这有许多不同的见解。我的看法时，侠就是正义的行为。什么叫做正义的行为呢？也有很多很多的看法。我认为对大多数有利的就是正义的行为。”温瑞安在《谈〈笑傲江湖〉》一书中曾说过：“‘侠义情操’，是一种入世的精神，‘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虽千万人吾往矣’，‘替天行道，舍我其谁’，使得武侠小说之所以能‘武侠’，便是这种尚义，重义，道义，侠义，舍生取义，朋友之义，兄弟之义，这‘义’字便成了‘侠’字的要义，凡是不义的，便是‘不够义气’‘、弃义’‘、背义’，便是侠士要对付的‘无义之徒’。”确实，“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那么“义”又是什么呢？ （二）传统武侠小说中的“义”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中谈到细民对侠义小说之偏爱甚于人情小说时说到：“惟细民所嗜，则仍在《三国》、《水浒》。时势屡更，人情日异于昔，久亦稍厌，渐生别流，故虽发源于前数书，而精神或至正反，大至在揄扬勇侠，赞美粗豪，然又必不肯背于忠义。”《三国》、《水浒》，大致可看作为中国武侠小说的起源。《三国》虽曰历史演义小说，但其中所宣扬的“义”却是深入人心，其中尤以关羽的义举为甚。可以说关羽就是义的化身。《水浒》虽言是农民起义小说，但描写的一百单八人个个以义为核心，义是他们结交的关键，为着义他们可以牺牲个体生命，令人敬仰。梁山之主宋江之所以受兄弟们爱戴，并不是其武艺的高超，智慧的卓绝，而是他的义薄云天，他有“及时雨”的称号，更有“呼保义”的美誉。而后来作为中国侠义小说真正代表的《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更是将“义”字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中国的传统武侠小说中，“侠”士们凭借着“武”，济危扶困，疾恶如仇，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来“竭尽全力所作份所当为之事”。这就是一部武侠小说里的真正主角（侠客）的价值体现。 二、《鹿鼎记》对传统武侠小说价值观念的颠覆 （一）对“武”对“侠”的价值颠覆 在武侠小说世界中，我们早已习惯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它必须有“武”而且必须有“侠”，武侠武侠，此之谓也。“无武无侠”的武侠小说，乍听起来只怕有人要斥为荒诞不经胡说八道。然而《鹿鼎记》中的主人公韦小宝却恰恰如是，此人不会什么武功，更谈不上多少侠义。在《鹿鼎记》中，金庸笔下真正意义上的英雄已不复存在，小说的主人公已变成了地道的流氓。小说“非武非侠，非史非奇，一改以前武侠的作风与形式，而其根本的要点，则在于它对以前的武侠世界进行了彻底的价值颠覆。”金庸颇有深意的让韦小宝在妓院里长大，不学无术，没有道义，甚至没有廉耻。然而这样一个既非文才也无武功的流氓人物，竟然事事顺遂，一路升迁，轻轻松松游走于康熙皇帝与反清复明的武林人士之间，顺顺利利地娶了建宁公主等七个漂亮女人做老婆，还成了一呼百应的英雄，当上了一等公爵。最不可思议的事，这样一个小流氓，竟然受到顾炎武、黄宗羲等尊贵群儒的推荐，差一点儿做了皇帝。韦小宝依靠自己的匕首，宝衣、蒙汗药、抓下阴、撒石灰等江湖侠客所耻的“武功”，救过好汉茅十八、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独臂神尼九难等大人物。而这些大人物有武有侠，可结果又是什么呢？陈近南讲忠义，可最后还不是被他所忠的郑氏暗杀了？神龙教主武功盖世，到头来还不是被韦小宝用一招并不成熟的“狄青降龙”刺死在孤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招武功正是神龙教主所授。他们拥有高超的武功，可是到头来连自己都保护不了，更不用说去行侠仗义了。 （二）对“义”的价值颠覆 而韦小宝之所以所向披靡，依仗的并不是武功，而是“内功”，是他见风使舵，善于逢迎的本领，是他天生的无仁无义。韦小宝虽一反大侠们的形式准则，可是却并不被读者所厌恶，而这靠的是他对朋友的一点“义气”。在康熙逼迫韦小宝杀天地会群雄时，他不干，宁愿抛弃荣华富贵，在孤岛终生；在天地会群雄逼迫他杀康熙时，他也不干，他宁愿隐世。令人悲哀的恰恰在于此。导致他最终混不下去的不是他的流氓无赖，不仁不义，而恰恰是他心中仅存的一点忠义。《鹿鼎记》是一部深刻的寓言，近乎残酷地指出：在现实生活中，不仅理想人格无法实现，就连残存的一点点仁义也不行。孔子推行仁义未果，颜回宽慰道；“夫子之道之大故天下莫能容。”但面对《鹿鼎记》中恶大行道的世界，我们恐怕只能以“不容然后见君子”来自我安慰了。 韦小宝对“大侠”的取而代之，本身就是对武侠小说的价值颠覆，而他的成功更是对武林世界的巨大嘲讽。表面看这似乎是一个极其荒谬的文本，金庸给自己和读者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不仅推翻了一贯的英雄主义逻辑，然而，谁又能说这不是金庸对文化传统，儒家道义的彻底绝望呢！ 参考文献： [1]冷夏：《文坛侠圣——金庸传》[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版。 [2]严家严：《金庸小说论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佟硕之（梁羽生）：《金庸梁羽生合论[M]》，香港：香港伟青书店1980年版。 [4]司马迁：《史记》[M]，湖南：岳麓书社1993年版。 [5]梁羽生：《从文艺观点看武侠小说》，转引自陈尚荣《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侠义”观》，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2年3月。 [6]温瑞安：《谈〈笑傲江湖〉》[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4年版。 [7]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4月。 [8]吴霭仪：《金庸小说的男子》，转引自陈尚荣《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侠义”观》，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2年3月。 [9]金庸：《鹿鼎记》[M]，上海：三联出版社。 [10]陈墨：《金庸小说赏析》[M]，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0。 原载：《北方作家》2010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