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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央视八套热播的电视剧《风语》之所以引人注目，除了具有谍战剧特有的艺术张力之外，更重要的是，该剧剧本由小说家麦家亲自操刀改编自本人创作的小说原著。注重原创的小说艺术与注重类型的电视剧叙事，其相互转化与相互交融的长处与短处，也在该剧中得到了极为清晰的呈现与暴露。 特殊年代的敌我较量 作为谍战剧，《风语》的年代设置在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1937年，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阶段。当时的中国存在着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三股势力的相互牵制。如果说信仰和执政理念的不同，使得国共两党彼此心存芥蒂，那么民族存亡的危难时刻，又使得两党“兄弟睨于墙而御辱于外”，携手抗战。 很显然，这种既有国恨也有家仇的年代，为谍战戏的艺术想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不过与电视剧《潜伏》《黎明之前》更多侧重于国共两党的谍报战不同，《风语》另辟蹊径，以国民党“黑室”的破译机关为主要空间，注重展示国共两党对日本侵略者谍报的破译，以及国共两党彼此之间的谍报争夺战。破译人才的争夺和军事密码的破译成为三方冲突的焦点所在，从而使得全剧的矛盾冲突更加激烈，故事更加曲折，人性的搏杀也自然就更趋惨烈。 人性的撕裂与搏杀 在麦家的作品中，总有一个身带缺陷的天才主角，他们天赋异禀，智商超乎常人，却也因此不通人事，带着一股子清高和傲气，在现实生活的樊笼里逐渐窒息。在“特情”领域里，很多人就是这样的天才。在作者看来，天才就是在某些方面特别优于其他人的，但人在某一方面特别强大之后，不足的地方也会被无限放大，所以天才的缺陷也会特别明显。所以在麦家的小说中，天才都是智商极高、情商很低的人，他们往往不通人情、不懂世故，而人生的悲剧往往因此产生。在电视剧《风语》中，主人公陈家鹄一出场便是一副未脱书生气质的样子，他胸怀大志，为了报效祖国，带着拥有日本国籍的夫人回到中国。但是，在国破家亡的特殊年代，天分极高却不谙人情世故的陈家鹄，注定会被卷入到悲剧性的命运中去——本只是一个纯粹的赤子之心，却因为自己早年破解的数学题而被卷入了这样一场残酷的战斗之中。 陈家鹄的悲剧首先来自职业选择上的不自由，他在破译上有奇特的才能，但他不热爱破译密码的工作，他是被迫进入“黑室”工作的，并由此卷入了更大的悲剧：完美的爱情和人生的理想被撕裂的悲剧。惠子，陈家鹄的妻子，日本人。在特殊的年代，惠子特殊的国籍关系让这个温润如玉的灵巧女子在斗争中受尽折磨。惠子与陈家鹄相濡以沫的爱情让人动容，也让这种爱情在特殊年代的夭折具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悲剧力量。对此，作者麦家指出：“我在主人公陈家鹄和惠子之间的爱情上倾注了很大的心血和力气。他们那赤诚、炽热的爱情被阴谋暗算得血淋淋，很惨淡。我从不承认《风语》是一部谍战作品也是正因为此，因为里面有大量人心世道的丈量，对人物命运的追问，对民族情感深层的发问，一般的谍战作品是不关注这些的。多年以后，很多人也许早忘了电视剧的情节，但还记得黄依依、余则成这样的人物，这就够了。” 确实，007系列那种谍战+爱情的叙事模式在世界范围内广受欢迎之后，谍战与爱情的糅合就成为这一类型的重要叙事模式。只不过在《风语》中，爱情并不是007系列那种谍战的附属品，它反而成为谍战中所渗透的惨淡人性的一种见证，一种混合了信任和背叛的人生写照。 谍战剧的文化变迁 从类型演绎的源头来看，谍战剧应该源自20世纪50年代流行的国产反特片。在当年世界局势并不太平的风云际会之时，新生的人民政权对外要时刻严防外敌入侵和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对内要大讲“以阶级斗争为纲”，反特片肩负着为政治服务的时代使命，使得“特务”和“间谍”均成为被否定的反面人物，甚至需要演员去脸谱化，尽可能地去丑化表演，“抓特务”成为了当时颇为流行的意识形态话语。 如今热播的谍战剧可以说一方面因袭了反特片那种敌我双方斗智斗勇的叙事模式，以及反特片张扬主流意识形态的精神，这也是谍战剧在国内目前基本上归类于主旋律影视剧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麦家甚至改写了小说的结局：小说中陈家鹄在重重打击之下，选择出家来了结余生；在电视剧版中，陈家鹄最终弃暗投明，奔赴延安。但是，另一方面，谍战剧显然又不同于反特片那种鲜明的宣教色彩。不论是《风语》，还是《潜伏》《黎明之前》，敌我双方都摆脱了反特片那种脸谱化的塑造，而贯穿了卧底、特务、情报交换、悬疑、爱情、暴力刑讯等商业元素，剧作也因此而更加注重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和人性的描写，从而更容易让观众接受、认同，并最终获得强烈的共鸣。 在这个意义上，从反特片到谍战剧，将意识形态内容以一种通俗的方式讲解，既体现出了产业化大潮下中国特色的电视文化生态的变迁，也符合和平年代的审美特质。 原载：《中国艺术报》2011-02-1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