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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导演吴宇森的历史题材影片《赤壁》创造了国产影片的又一个票房神话，然而在互联网上，一些娱乐性甚至学术性的杂志上批评却如潮而至，负面评价诸如“雷人”、“闹剧”、“病态”等铺天盖地。该片何以一方面堪称“票房毒药”而另一方面又惨遭如此非议呢？根本原因是它承载了后现代主义的某些审美特征。后现代主义是二战之后西方社会出现的范围广泛的文化思潮，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西方发达国家达到高潮。中国改革开放后，后现代主义尾随着其他文化思潮进入了中国，并很快影响到美学、文学、绘画、戏剧、音乐等各个文化层面。中国后现代影视在自觉和非自觉的状态下滋生和成长,其审美取向表现出了与传统影视截然不同的后现代性特征。虽然“就其理论建构而言，后现代主义没有统一的模式，甚至没有套相互连贯的观点，它不过是众多观念的无序组合”[1]，但是无论在文艺思想还是在创作技巧上，后现代主义都是以非理性主义为基础，表现出激烈的反传统倾向，它不仅反对现实主义旧传统，也反对现代主义新规则。在思想上，它颠覆传统主题的庄严、解构“英雄”的高大；在创作技巧上，它大量使用戏仿、拼贴等反传统的艺术手法。这些特征使作品内容走向不确定性，走向游戏性。“后现代主义以消解认识的明晰性、意义的清晰性、价值本体的终极性、真理的永恒性这一‘游戏’态度为其认识论和本体论，放逐了一切具有深度的确定性……”[2] 一 从文艺思想来看，传统作品——不管是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作品的主题要具有一定深度，这是一个根本要求。后现代主义作品消解了各种深度模式，以无深刻意义、无深层指涉的游戏形态存在，沉浸在世俗的大众文化之中，放弃了的启蒙和反思精神。“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后现代主义电影）是一种革命性的电影类型，它拒绝真理的绝对性和客观性、拒绝现代主义的宏观叙述，否定上帝即作者或导演本人式的叙事，采取不相信一切、重新审视一切的态度对崇高感、悲剧感、使命感进行颠覆和疏离。”[3] 赤壁之战无论在经典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中还是在百姓的口口相传中，都是一个庄严恢弘的题材。这个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奠定了三足鼎立的格局，造就了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英才盖世的周瑜，野心勃勃的曹操，智慧的诸葛亮、忠诚的赵云以及勇猛的张飞等。这是广大观众对赤壁之战的既定审美期待和心理定势。然而在吴宇森的《赤壁》中，主题深度被削平，“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发动的赤壁战役变异为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爱恨情仇，战争动机是“为了一个女人”——从国家政治、权力领域移植到了曹操对小乔的窥视和占有欲上面。深度被削平还体现在历史感的匮乏，影片中人为添加了许多时空混乱的荒诞娱乐情节和台词。在观众的潜意识里三国人物都应该像《三国演义》上那样“之乎者也”的说话，但是台词却都是现代语言。如曹操的大胆表白“欲望使人年轻”、刘备劝诸葛亮吃饭时说“去东吴路途遥远，需要体力，来，多吃点……”等等。周瑜给小马起名的情节更是“无厘头”，他一本正经的解释让观众一头雾水：“它出生在荆楚，就该有个荆楚的名字，叫萌萌好吧。”“萌萌”是个很现代的名字，再说“萌萌”这个名字和荆楚大地有什么关系呢。还有像“哇靠”、“他是猪（诸）”等许多网络时代的时尚语言的运用，使情节失去了历史感具有了游戏的成分，进而使主题深度也被降低。 后现代主义的这种无深度和游戏性使得观众看这部影片时不再心情沉重，在探究、回味、思考其深层的意义时可以不必慷慨激昂，不必再为古人成功与失败和历史进程而扼腕长叹，只需满心轻松地去体会当下的欢乐和视觉快感，笑完就算。 传统作品中的主角往往体现社会主流价值观，是正义的化身，是英雄，在英语中主角一词就是英雄（hero）。后现代主义作品颠覆了传统英雄形象，将“英雄”还原为有着七情六欲的，对女色、金钱、权势有欲望的凡夫俗子形象，闪烁着人性主义的光辉。这种人物塑造是对经典文化形象的颠覆，满足了崇尚个性张扬、否定权威，否定个人崇拜的“无英雄”的后现代社会观众的心理需要。在吴宇森的《赤壁》中，历史人物的严肃与崇高被解构。经典小说《三国演义》中野心勃勃的政治家曹丞相在电影中被重构为一个偷窥、意淫美女的形象，凝视小乔的画像而春情涌动。水军大都督周瑜停下操练水军为孩子修竹笛。足智多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孔明以善良、谦虚的形象在影片中出现，给马接生，还给鸽子洗澡扇风。《三国演义》中义薄云天的关云长在影片中拿起了教鞭，给娃娃们讲解读书是为了将来有饭吃的道理。这样的“英雄”和观众心目中高大的英雄原型大相径庭。这种背离传统造成了一定的娱乐效果，满足了观众追求新奇的心理。更重要的是，这些平民化了的人物形象，这些被融入现代人精神的人物形象，这些更加生活化的人物形象，拉近了古代英雄和现代观众的距离，使得广大身为凡夫俗子的观众不会自惭形秽，不会感到被笼罩在英雄高大神圣的光环里。 从创作技巧来看，《赤壁》中的戏仿手法十分引人注目,成为体现后现代主义特征的一大亮点。戏仿在传统文学的范畴之内是难登大雅之堂的，但在后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中,它却成了重要文学创作方法。戏仿是通过模仿对经典和原型进行某种程度的颠覆和解构，取得戏谑、调侃、反讽、反叛和搞笑的艺术效果。戏仿的对象可以是文学经典、学说、具体的创作、人物的言行、各种社会现象等。总体来说，吴宇森的整部《赤壁》是对罗贯中的经典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中赤壁之战的戏仿，是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现代版叙述。它完成了赤壁之战的基本轮廓，起到了“仿”的作用。然而它的语言、人物形象乃至一些经典情节，又背离甚至恶搞了原型，造成了荒诞、搞笑的效果，完成了“戏”，例如影片中诸葛亮这一人物的形象就背离了《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塑造。除此之外，有些具体情节上也体现了戏仿的运用。周瑜在兵营里鼓舞士气时说：“我有一个梦想……这是我唯一的梦想，也是大家共同的梦想……”这句话会使观众立刻想到美国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外国的千年后的事被嫁接到影片中，错位带来的幽默怎会不让观众喷饭。三江口战役前，郡主孙尚香要求参加战争时，慷慨陈词道：“天下兴亡，匹女有责”。“匹夫有责”出自清初顾炎武的《日知录》，三国时期的人“灵活模仿”清朝人的思想和语言，使观众有颠倒时空之感，自然营造了荒诞、搞笑的效果。 二 《赤壁》的后现代特征使影片获得了成功。这是因为后现代主义本身固有的特征符合了渴望轻松生活的观众的娱乐需要。自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生活节奏加快。高强度的生活使人们渴望生活的轻松，至少是心理上的轻松和解脱。在这种情形下，许多人不再愿意去对文化细细品味，常常希望获得最直接的无需任何思考的让人快乐的东西，使得自己压抑的情绪找到释放。 电影《赤壁》所具有的后现代特征迎合了后现代文化背景中芸芸众生的审美趣味，符合了社会大众的心理需要。主题深度的削平、历史感的淡化以及戏仿手法的运用使影片产生了幽默，营造了娱乐效果；对历史人物的人性化、生活化塑造，使影响历史进程的英雄回归到关注吃饭、穿鞋、读书、写字、养宠物的普通市井小民本位上来，拉近了身为凡夫俗子的观众与英雄的距离，并为之提供了平衡心态的参照和调侃的对象。吴宇森导演说过“《赤壁》里会有幽默，周瑜和诸葛亮都是很幽默的人，大部分幽默都是刻意为之。”[4]导演的刻意的后现代性娱乐营造，使影片赢得了观众，赢得了票房。 同时，《赤壁》的后现代主义特征也使之饱受非议，尤其为三国情结深重者所诟病。这是因为后现代主义本身固有的特征背离了观众既定的审美和知识期待。许多人看惯了历史正剧，形成了心理定势。《三国演义》中的赤壁之战，虽也只是演义而非史实，但经过小说、评书以至央视的电视连续剧的传播，观众对事件的经过以及诸葛亮、周瑜、曹操等众多历史人物的形象有了固定的认识。然而在《赤壁》中，曹操发动的统一战争被打上了“为了女人”的烙印。诸葛亮与周瑜之间不再斗智而是惺惺相惜，关羽、赵云等不再是马上扬威而多在马下步战；让诸葛亮草船借箭，却没有周瑜打黄盖。这诸多的处理令其难以理解和接受。 另外，影片的后现代性虽娱悦了观众，但客观上对观众的理解也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和混乱。观众很难理解除了搞笑，诸葛亮和周瑜为马接生在这场战争中何意义，谁不知道军队中是有兽医的。影片中的孙尚香竟然能点战马的穴道，更是令人惊奇。诸葛亮评价周瑜的阵法“过时了”、评价孙尚香“很有个性”，这些现代词汇突然从距今2000多年的古人嘴中从容吐出，难免让人有“胡闹”的感觉。因此，有不少观众评论“看不懂”“荒诞”“胡闹”“病态”也就不足为怪了。 《赤壁》承载着后现代主义的某些审美特征，它迎合、满足观众娱乐需求的同时，也挑战着观众既定的审美期待，故而影片既受追捧，又遭非议。除吴宇森的《赤壁》，央视的《武林外传》、周星驰的《功夫》及其“无厘头”电影都打破了以前影视的陈规，给紧张、忙碌的观众带来了轻松和乐趣。但是，后现代主义影视剧是大众文化、消费文化，为了迎合各个层次的观众，为了追求票房收入，难免媚俗。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言：“……大众传播媒介的美学意识到必须讨人高兴，和赢得最大多数人的注意，它不可避免的变成媚俗的美学，随着大众传播媒介对我们整个生活的包围与渗入，媚俗成为我们日常的美学观与道德。”[5]如何科学地评价具有后现代特征的影视剧，美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家杰姆逊的看法也许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们处于后现代主义文化之中，既不能轻而易举地对其否定，也不能随便对其赞同，轻易赞同是洋洋自得的甚至堕落的表现。”[6] 注释： [1]张哲，浅谈后现代语境中的中国电影文化[J]，电影文学，2008，（02），第65页。 [2]陈世丹，论后现代主义小说之存在[J],外国文学，2005，（4），第26-32。 [3]倪万，中国后现代电影创作的本土化特征[J]，求索，2007，（10），第44页。 [4]转引自韦晓军，浅析电影《赤壁》（上）台词独特的娱乐效应[J]，电影评介，2008，（24），第37页。 [5]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三联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第159页。 [6][英]约翰·斯道雷著，《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M]，杨竹山、郭发勇、周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61页。 作者简介：张英利，河北工程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原载：《名作欣赏》2009年第1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