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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文学”是一个用来指称那些有着浓郁西部风情和人文色彩的作家、作品的概念。但是，一直以来，关于西部文学的缘起、内涵、外延、价值等主要问题却悬而未决。 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西部文学”不仅不是一个独立而自觉的概念，而且还缺乏明确的主体性。大多数时间里，它是作为地域文学的代名词而出现的，雄浑、苍凉、粗犷、原始等词汇赋予它的多是社会学、文化学、地理学内涵，而不是文学的人学本质和审美属性，或者说，风俗民情的过度渲染遮蔽了人学的人性诉说和审美表达。 文学的地域性是存在的，绵延的雪山、高耸的冰川、莽苍的草原、残存的烽火台、盛大的那达慕集会，以及流动不居的牧民、转经轮的老人、虔诚的朝圣者，在地域文化的广角镜头下，不知不觉成为了西部文学的标签与标志，进而与中原农耕文化及东部都市文化拉开距离。也许是受地域文化的差异性诱导，一提到西部文学，我们首先想起的就是草原、戈壁、牧场、黄沙等自然风光，其次才是流动不居的牧民和他们身上的抗争精神。诚然，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会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作家也不例外，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西部人的性情能够从他生存的自然环境中读出，西部自然环境之美也能够在西部人的性情中得到折射。与西部人文风貌的神奇相比，我更欣赏西部文学作为文学的“人学”魅力和思想震撼力，正如路遥的《人生》、陈忠实的《白鹿原》、阿来的《尘埃落定》、贾平凹的《秦腔》、周涛的《巩乃斯的马》、张承志的《心灵史》、姜戎的《狼图腾》、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昌耀的《慈航》，留存在人们记忆深处的，往往是徘徊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高加林、儒家文化的传人白嘉轩、藏族的土司二少爷、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文化的冲突、人与土地的亲近等人物形象及主题，草原、牧场、帐篷、炊烟、奶茶只是人物活动的背景，人性展示的舞台。事实上，从文学史角度来看，地域、风俗、文化的差异性一直是文学研究的重要特性，我国唐人魏征就曾说过：“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近人梁启超也认为：“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各为家数，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文学的地域性表现在自然风貌、表达方式、人文精神、审美取向等多个方面。“西部文学”概念的提出，显然是针对文学的地域性而言的，西部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游牧文化使得那里的作家、作品透示出一种特有的苍凉和悲情，对神灵的敬畏、对生命的崇拜、对野性的张扬一下子就把西部文化的差异性凸显了出来。 新时期文学之初，以杨牧、周涛、章德益为代表的“新边塞诗派”就以其阔大的意象、雄浑的气势展现了西部文学悲怆、刚毅的一面，及至张贤亮的《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歌唱》《黑骏马》、贾平凹的《商州初录》《腊月·正月》《鸡窝洼人家》的问世，西部文学开始从风俗画、风情画的单一描绘走向游牧文化与都市文化的碰撞、冲突的审美表现上。如《腊月·正月》，小说在乡土与都市、改革与保守的矛盾中，表现了韩玄子和王才的性格变化。《黑骏马》在白音宝力格与索米娅的爱情悲剧的追叙中，嵌入蒙汉文化的差异和人生命运的无常，慨叹青春的失落、理想的受挫。在对待过去恋人索米娅被无赖希拉强暴怀孕一事上，“我”悲愤之极，拔出刀子想去找希拉复仇；奶奶的态度却是，“怎么孩子，难道为了这件事也值得去杀人吗”？“我”虽然是草原的养子，但骨子里流淌的却是汉人的血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汉文化贞操观深深地影响着“我”，而奶奶自幼接受草原文化熏陶，对生命的崇拜远胜于对贞洁观念的持守。到了90年代，随着《心灵史》《白鹿原》《尘埃落定》的相继问世，西部文学绚丽多姿的地图上缀满了人性的勘探、文化的反思、宗教信仰的叩问、天人合一理想的追寻，“西部”这个容易诱发人们无限遐想的地理名词，开始成为一个模糊的空间概念。 当一个作家、一部作品被打上鲜明的地域痕迹，贴上夺目的地域标签之时，这既是他们的幸事，也是他们的尴尬。置身于地域风情的海洋中，人的个性往往会被淹没，思想也容易被风干，变成秋风中一片枯黄的胡杨树叶，沙漠中一粒微不足道的沙子。“西部”在带给文学以风景、风俗、风情的同时，也容易陷入了地域符号布设的陷阱——脱下“西部”这件迷人的华丽外衣之后，剩下的也许只是一个个赤裸裸的、毫无生气的灵魂。其实，文学是没有边界的，没有东西部之分的，它永远忠实于心灵，永远向敢于创新的人敞开，西部文学仅仅是一种地域层面上的归类，而不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定位。虽然从绝对意义上说，非地域性的作家是不存在的，即使如卡夫卡、普鲁斯特这样内倾型作家，地域也会在“城堡”、“似水流年”中隐约见出，其他如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鲁迅、沈从文等人的作品都无一例外有地域文化的影子。但是，透过他们的作品，我们记住的却是哈姆莱特、高老头、安娜、阿Q、翠翠等鲜活的人物群像，以及作家的情感寄托和价值理想，英国、法国、俄罗斯的异域风情和绍兴、湘西的水乡特色，已经深深融进了人物的内心世界，转化为一种形而上的追思与叩问。于此，我们说，“西部文学”只有在用来表达一种地理学、文化学、社会学意义上的文学之时，它才会有现实意义，因为，在时空与文学的遇合中，地域不是一个孤立而自明的概念，丰富而驳杂的人性、独特而和谐的审美才是它亟须抵达的目标。血管里喷出的永远是血，水管里流出的永远是水，一个苍白的灵魂即使是写出了带有西部地域特征的所谓“西部文学”，又与真正的文学有什么关系呢！常识告诉我们，文学不是由地域划分的，而是由时间来甄别的，既然有所谓的西部文学，为什么没有东部文学呢？或者说什么南部文学、北部文学呢？除了思维定势的左右之外，也许还有一个类殖民的心理问题。 原载：《文艺报》2008-5-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