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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6月，昌耀迎来了自己人生中一次重大的转折，就在他从河北荣军学校毕业来到青海整整一年之时，这位一年之前本可进入河北省文联的“新生力量”，在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之后，很快地再次被看中，奉调进入青海省文联。 这次看中了昌耀的，是时任青海省文联副主席的程秀山。在1955年召开的青海省文联代表大会之前，他的职务是青海省文联筹委会主任。故而此后一直被文联的老部下们称作“程主任”。 1955年之前，新中国的文学期刊尚还寥寥无几，但到了1956年第二季度往后，全国各地的文学期刊却突然如雨后蘑菇般地冒了出来。迅即就形成了每个省区文联皆有一份的格局。而青海省文联主办的《青海文艺》（1957年初更名为《青海湖》），则以双月刊的形式，于1956年5月正式出刊。 随着昌耀1956年6月的调入，由青海省文联和《青海文艺》编辑部混成的人事班子，在程秀山的一手调度下基本上搭建完毕。所属业务人员的工作不像此后那样分工明确，此时的他们既是创作员，又是编辑，创作和编辑工作双头并举。这也就意味着，建国以后青海几近空白的文艺事业，将由这部专业机器全面启动。 1957年3月底，昌耀按照文联的常规性安排，下扎到位于黄河岸边的贵德县河西乡“深入生活”。这是一个由汉、藏民族杂居的农业区，而这样的“深入生活”，则总是让昌耀乐不思蜀。在这期间，他像一个写作机器般地启动了自己的写作。在此后的一份材料中，昌耀对自己仅5月份的诗歌创作，有一个不完全的记录：《五月夜》（5月11日）、《黄河船工》（5月11日）、《晨路》（5月12日）、《五月的情歌》（5月13日）、《车户》（5月14日）、《梨花》（5月15日）、《士兵》（5月15日）、《雨中》（5月23日）、《车轮》（5月24日）、《草原的女儿》（5月25日）、《青年》（5月26日）、《雨中答对》（5月27日）、《藏鼓咚咚》（5月28日）、《卖箫者》（5月29日）、《山路深处》（5月31日）……从这份清单中，我们不难想象他此时高亢的创作状态。 与此同时，中国人政治生活中的一场重大运动，也正在酝酿和展开。此后的历史教科书为之作了这样的大事件记载：“1957年的整风运动与反右派斗争”。 整风运动缘起于1956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大”时所确定的，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在这次大会上及大会召开前后，中共中央和党的主席毛泽东提出：要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技术革命上来；在我国，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阶级矛盾已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以及社会中间派的各种关系，以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 而在这一新的形势面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时清醒地看到：已经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党内，还存在着与新形势不相适应的不良思想作风，并由此导致了领导者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不良的思想作风归纳起来表现为三个方面：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所谓的整风，就是要在党内切实地整治这三种不良作风。 为此，1957年3月，毛泽东在同文艺界的人士谈话时，专门提到要在党内整治三风。这应该是党的领导人对文艺界的一个事先通气。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又专门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就开展党内整风问题征询意见。热诚欢迎他们向党提出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并特意强调：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 第二天的5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人民日报》发表，标志着整风运动的正式展开。 随之以各民主党派为首，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帮助共产党整风的运动，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在全国展开。大量批评意见和建议，按照毛泽东的批示在报刊上纷纷发表，这其中的有些意见颇为尖锐，比如一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张奚若在批评共产党内滋长的骄傲情绪时归纳了四个方面：一、好大喜功，二、急功近利，三、鄙视既往，四、迷信将来。另一方面，亦有极少数人提出，要共产党退出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公私合营企业，并强调对于先前政策的失误，“根本办法是改变社会制度”。 这样，在时间过了仅仅15天之后的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变化》一文，文章指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在和我们“互争对中间派的领导权”。 从6月8日开始，《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等一系列社论，这些社论指出，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下，少数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开叫嚣共产党下台。 6月10日，中共中央又在一份文件中提出：“北京条件已成熟，人民日报已于6月8日开始反击反动派。”并进一步指出：“这次运动中，一定要使反动分子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随之，由初衷是整治共产党内三风的整风运动，迅速演化为一场规模宏大的反右派斗争。 事情在瞬息之间发生的这种变化，让那些以诤友身份响应号召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民主党派人士和知识分子目瞪口呆。而毛泽东则在他7月1日撰写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义正辞严地指出：“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1957年的这场反右派斗争，就在这样的快速变化中朝着极端的方向发展：6月29日，《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中，给出了这样一个数字：“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大约有四千人左右”。而在时间相隔了短短10天的7月9日，中共中央又在《关于对右派骨干分子点名批判和对科学家中的右派分子组织反击的通知》中指出：右派骨干人数扩大了一倍，全国不是四千人，而大约有八千人。并且，这个数字所指的并不是一般性的右派，而是“右派骨干”。那么，按照惯常的比例标准，中国的右派人数将是一个以几何倍数大于这“八千骨干”的数字。更为关键的是，事情一旦涉及到了要以数字概念来表述，那么，数字就成了一个指标和任务——各级单位要按照衡估中的数字，来完成核定为右派分子的人数指标。 1957年春夏之交的这个季节，可谓触目惊心。短短几个月时间内，除了极少的一些“左派”之外，活跃在中国文艺界的各路精英名流，相继栽入右派的罗网，近乎全军覆没。后据资料显示，全国的右派人数，共约55万多。 按照世俗的标准来说，此时的昌耀是一个踏实严谨的青年，当别人在那里热血沸腾地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时候，他仍沉浸在高原风土中的诗歌艺术世界。即使在青海省文联这样一个人数不多的小单位，除了由作品显示的才华外，他也是一个不事张扬，不引人注目的角色。不引人注目具有一个神奇的功效，它往往意味着生存的安全。 1957年7月初，在贵德县河西乡“深入生活”三个多月的昌耀回到了省文联。文联领导程秀山在听取了昌耀的下乡创作汇报后，特意叮嘱他：你是咱们文联的人，首先要想着把新作拿出来，在咱们自己的刊物上发表，不要眼睛老盯着外地的刊物。 这话说得温暖。但这个时候的昌耀则心高气盛，在他的心目中，在自己的刊物上编发自己的诗作不但有“近水楼台”的嫌疑，并且似乎也不算本事。而只有在外地的刊物，尤其是有影响的外地刊物上发表诗作，才有一种可以证明作品质量的客观标准。当然，作品的影响和作者的名声也将会更大——昌耀很看重这种影响和名声。而他之所以能在1956年年仅20岁，且以业余作者的身份加入西安作协（西北五省区的作家协会），无疑与这一因素相关。 但程秀山已经作了特别的叮嘱，昌耀当然不能违拗，便颇为吝啬地在下乡期间所写的一大堆新作中，挑出了两首短诗，并冠之以《林中试笛》的总标题，向程主任交差。 尽管只是两首短诗，但程主任看过后却颇为满意，并当即拍板，在《青海湖》第10期庆祝国庆8周年特大号上的诗歌板块头题发出。 我们此后已经知道，正是因为这两首诗，才铸成了昌耀一生的首个大冤。但在看到了昌耀前边的那个诗作目录时，我却产生了这样一个疑问，那么多的诗歌，他为什么就偏偏挑出了那么两首交给程秀山呢？如果他选的是别的诗歌，是否就可以躲过1957年的这一劫？当然，这也从相反的方向说明，正是由于昌耀从内心认为，这两首诗根本就没有什么问题，才坦然地挑选了它们。但如果不这样，昌耀是否就能避过那场灾难呢？ 我想准确的答案是：此事很难说。并还应该再缀上一句：大概不可能。 具体的情况是这样的，在1957年7月的这个时节，青海省文联反右斗争中的材料学习和揭、批、查的各种会议，正在轰轰隆隆地推进。不能不投身其中的昌耀，从内心深处对此有些淡漠。在此前别人响应号召大鸣大放提意见的时候，他是淡漠的；在此时扭转方向揭批查的时候，他仍是淡漠的。在写于1962的要求对自己右派问题做出复议的《甄别材料》中，昌耀这样表述了自己的心态：“我不愿参与社会活动，不愿过问旁人的事。我将生活划分为哪一种对我的创作是有利的，哪一种是无益的。比如：我觉得逛庙会，去草原对我的创作就有好处，能启发我写作的灵感，而开会，柴米油盐酱醋茶之类的生活琐事似乎只对创作小说的积累素材有好处。”接着，他老实地承认：“我对政治与艺术的理解是幼稚的。这也表现了我的不成熟。” 正是由于这种淡漠，昌耀在反右斗争形势逆转的紧张时刻，也仍然一副事不关己的逍遥。每当文联下午开会时，他便时而会有因为晚上写作熬过了头，中午需要补觉睡过了头，因而迟到的现象。接下来的一天上午开会，昌耀因为身体不舒服便没有去参加。就在他正躺在床上懵懂发呆的时候，程秀山主任突然破门而入，怒不可遏地朝昌耀吼道：看来从前我对你太放任了，才引起现在这样的后果，你必须说清楚，你对这场运动究竟抱什么态度。继而撂下了这么一句话：“我一定要搞清你的问题！” 此时，单纯的昌耀并不知道这句话的分量。而后来的事实表明，他之最终被打成右派，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程主任这句话中所潜含的决心。也就是从此开始，昌耀被程主任琢磨上了。 仅仅过了两天的一个午后，尚未到通常的开会时间，昌耀正在宿舍延续着他“无梦的睡眠”时，被程主任派来的人叫醒，到文联会议室开会。懵懵懂懂的他进了会议室坐下来后，还想将被人搅扰了的睡眠彻底完成，但突然觉得周围的气氛不对。平时会议前叽叽喳喳的说话声没有了，整个会议室鸦雀无声。他疑惑地朝四周一打量，猛地怔住了。这时，他看见自己交给程主任的那两首诗，被用毛笔大字抄写，提前发表在了会议室的墙壁上： 林中试笛（二首） 车 轮 唉，这腐朽的车轮……就让它燃起我们熊熊的篝火，加入我们激昂的高歌吧。 ——勘探者语 在林中沼泽里有一只残缺的车轮 暖洋洋地映着半圈浑浊的阴影 它似有旧日的春梦，常年不醒 任凭磷火跳越，蛙声喧腾 车队日夜从林边滚过 长路上日夜浮着烟尘 但是，它却再不能和长路热恋 静静地躺着，似乎在等着意外的主人…… 野 羊 啊，好一对格斗的青羊，似乎没听见我们高唱……请轻点，递给我猎枪，猎一顿美味的鲜汤。 ——勘探者语 在晨光迷离的林中空地 一对暴躁的青羊在互相格杀 谁知它们角斗了多少个回合 犄角相抵，快要触出火花 是什么宿怨，使它们忘记了青草 是什么宿怨，使它们打起了血架 这林中固执的野性啊 当猎枪已对准头颅，它们还在厮打 1957年夏 是的，这两首诗此刻就醒目地张贴在墙壁上，但这显然不是一次范文点评性质的业务研讨会。再看看同事们严肃的面部表情，一丝不祥的感觉倏地涌上心头。然而，昌耀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事情会严重到何种程度。 这两首诗，已被程主任初步判定，具有严重的政治问题。 事情在此显得非常奇妙，将一部艺术作品放在相应的政治背景中做出价值判断，这是那个时代惯常的作法，但仅仅是若干天之前还被认定是不错的诗作，怎么就突然变质腐烂了呢？是这个时代的政治气候变了吗？既是，又不完全是。关键是程主任的思路变了。这两首诗在若干天之前的程主任的眼里，是诗人响应号召深入生活的产物。并且，与那些由流行词汇攒起来的口号式的诗歌相比，这两首诗具有鲜明的本地风土气息和艺术意蕴。程主任对诗歌的鉴赏虽谈不上多么内行，但他有自己的艺术直感。所以，它们便获得了程主任决定置放在诗歌专栏头题刊发的青睐。这其中或许还有程主任以之为参照，倡导青海的诗歌写作者们，要在深入生活中发现诗意的这么一层考虑。 但当程主任因昌耀在反右运动中的漠然，而决心搞清昌耀的思想问题时，他对这两首诗的感觉很快就变了。首先，他感觉到这两首诗的气味不对。但又到底是哪个地方不对呢？程主任暂时还没想清楚，但有一点非常明确，这就是他一定要在其中找出问题。于是，就有了这天下午的这场辩论会——昌耀一生中遭遇到的最大麻烦，就从这个下午开始了。 程主任在疾言厉色地声讨了当前全国范围内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后，接着便与青海文艺界的实际相联系，表达了自己对昌耀这两首诗的质疑。继而，声色俱厉地指令昌耀对这两首诗做出解释。并要求大家就昌耀的解释和各自对这两首诗的看法展开辩论。 昌耀能做什么解释呢？中国自古就有“诗无达诂”一说。当然，世界上的许多诗歌都是可以解释的，但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些诗歌——诸如记写内心瞬间莫可名状感受的那类诗歌，则又是很难解释的。比如世界上许多著名的音乐作品，那其中很多即兴式的乐段，你只能听凭心灵与之共鸣，却很难说清楚它具体就是什么。不然，中国汉语里也就不会有诸如“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等等这些表达复杂心理感受的说法。 但昌耀还是解释了，他的解释是：这两首诗就是写景、抒情。这种解释无疑是在真诚地言说一个事实，但这又等于什么也没解释。 有事实表明，在工作中经常表现得颇为粗暴的程秀山，这次并不想粗暴，而是煞费苦心地对这两首诗进行了细读，以便确凿地抓住其要害。然而，他最终还是不得要领。 随之，程主任给了昌耀一个特殊的待遇：指令人前往印刷厂，对已经下厂开印的1957年第8期《青海湖》月刊，进行紧急的稿件调整，撤下别人的作品，换上了昌耀的《林中试笛》（二首）。这也是反右斗争中一个自上而下的常规性做法——“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对于此时的昌耀来说，这是一个灾难性的待遇。这其中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是，导致昌耀接着被打成右派的这两首诗，原本并未在刊物上公开发表，没有公开发表就不能构成事实，没有构成事实的事物则无须接受任何裁判。想来程秀山本人也非常清楚这个法理，遂做出了将它们事实化的强行变更。这期《青海湖》在按原貌刊发了这两首诗作的同时，还在后面附加了一个简短而却足以致命的《编者按》： 这两首诗，反映出作者恶毒性阴暗情绪，编辑部的绝大多数同志，认为它是毒草。鉴于在反右斗争中，毒草可起肥田的作用；因而把它发表出来，以便展开争鸣。 《编者按》至此对这两首诗已经做出了明确的定性：它们是毒草。 多少年后，在我面对这个《编者按》反复琢磨时，突然在“编辑部的绝大多数同志”这句话中，意外地发现了一个问题：它事实上还意味着，并不是所有的同志都认为它是毒草。看来，即使在当时，毕竟还有人敢于坚持自己的是非标准，敢于站出来说话。用昌耀当年的难友、青海民族学院教授刘启增的话来说，那就是——“我们这些人都是有自己的脾气的！”说这句话时是在2003年10月，当时他和我正一同站在青海祁连山腹部——他与昌耀当年共同的流放地。 “毒草”是给它定性了，但怎样才能将这个结论坐实，并在道理上服人呢？紧接着的1957年第9期的《青海湖》上，刊发了程秀山总题为《斥反动诗——“林中试笛”》，其下分别以《也是“车轮”》《也是“野羊”》为题各约五十行的两首诗。 在《也是“车轮”》中，程秀山这样写道： 我思索得越久， 越发摸不清“车轮”的心情； 由于我的愚笨， 竟不懂得这“残缺的车轮”， 是谁来把它“燃起熊熊的篝火”？ 又怎样加入我们激昂的高歌？ 诗人， 请你说上一声， 这“静静地躺着的车轮”， 究竟在“等着”什么样“意外的主人”？ 该不会是旧日的主人吧？ 不，不对， 不明明写着“残缺车轮”的主人吗？ …… 啊，啊， 那么，这个“车轮”， 是诗人自己？ 还是别的什么人？ 对了， 这都属于“抒情”， “抒情”嘛， 怎能随意批评？ “抒情”万岁！ 阿门！阿门！ 从这首诗的表述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昌耀此生曾拥有过怎样一个特殊的读者——一个怀着巨大的敌意热忱，经受着不得要领的苦恼的煎熬，在文字和标点符号的缝隙中，用眼睛，也用鼻子寻找“异味”的读者。但这首将疲累不堪的解读压力，佯装成猫玩老鼠的俏皮语气写出的诗，在思维和逻辑上实在不得要领。《车轮》的“反动”本质，并没有被程秀山一针见血地指证出来。他最后的落脚点竟然只是“‘抒情’嘛，/怎能随意批评？”那么，这其中的问题仅仅只是昌耀这位青年诗人太骄傲自负，听不进别人的“随意”批评而已（但批评又怎么可以是“随意”的呢），而与这首诗作本身无关。既不能说明它是毒草，更不能证明它是“反动诗”。当然，这也是事情演绎的必然逻辑，一首原本就并不涉及政治问题的诗，要推导出它政治上反动的结论，其推论过程便必然会似是而非，语无伦次。 然而，即便如此，程主任就是认为它们是“反动诗”。那么，他又将何以让人信服呢？这时，他已为第10期的《青海湖》，组织了两篇批判《林中试笛》的理论文章，以形成更透彻的“反动本质”的发掘。这两篇文章，把《车轮》和《青羊》称之为“向党射出的两枝毒箭”。 而就在他自己这个《斥反动诗——“林中试笛”》的末尾，程秀山特意用括号附加了这样一个他的“作者注”： 昌耀是恶霸地主家庭出身，他父亲已被劳改，他母亲在土改中畏罪自杀，残废后病死。昌耀对家庭被斗母亲死去，一直心怀不满，继续对党和人民怀恨在心。 这个“作者注”表明，在《林中试笛》中找不出致命问题的程秀山，开始在诗歌之外给昌耀寻绳织网。他拿出了昌耀的家庭出身说事。 在说到这个问题时，此前还有这样一个蹊跷的插曲—— 1956年6月，昌耀调入青海省文联，在他按干部调动登记表所列的项目逐一填写之后，省文联又专门派人前往湖南王家坪进行核实，这就是当年所谓的人事调动“政审”关。然而，令昌耀无论如何都想不到的是，他的政审在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上出了问题：昌耀在登记表上填写自己的出生年月是1936年6月。而据外调回来的人讲：王家坪一个自称为昌耀堂伯、名叫王太玉的人反映，昌耀出生于1932年。当时，当程主任把这一情况告诉昌耀并向他作进一步核实时，昌耀一霎时惊讶不已：“我很委屈，我怎么连自己多少岁了都不知道呢？”——昌耀随之在给供职于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五叔王其榘的信中这样写道。王其榘紧接着在回信中批评了昌耀的这种“委屈”情绪后，又用各种旁证材料，确认了昌耀在登记表中填写的年龄，并让昌耀以之为根据请组织再作审核，这个问题才宣告结束。 其实，对程秀山来说，昌耀的家庭出身问题，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对于自己的家庭情况，昌耀在干部调动登记表中已填写得清清楚楚，不会也不能有任何隐瞒。包括其父亲王其桂的被劳改，母亲吴先誉1951年的病故。当然还会包括“社会关系”一栏中伯父王其梅，五叔王其榘可以让他自豪的红色身份。然而，此时的程秀山，却对昌耀的家庭出身材料，做出了扩大事态的升级处理——昌耀母亲吴先誉不堪折磨的跳楼觅死，被他判定为“畏罪自杀”。于是便有了一个顺理成章的逻辑推论：昌耀必然对此“心怀不满”。 这就意味着，如果昌耀不是这样的家庭出身，《林中试笛》也就不存在问题。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昌耀就可以躲过这一劫。后来的事实表明，在程秀山对于昌耀动怒并下决心“我一定要搞清你的问题”之后，他在诸多不是问题的问题上，都给昌耀搞出了问题。 但程秀山眼下的这个“作者注”，就确凿地存在着问题。首先，他在这里公开地撒了一个谎，因为昌耀的家庭出身只是地主，而绝不是“恶霸地主”。所谓的恶霸地主是指为祸一方，负有血债因而被枪决镇压的地主。而昌耀的家庭则显然不是。因之，当昌耀此后在诸多的申诉材料中，要求对“恶霸地主”的说法给出依据时，却始终不见程秀山出具任何材料。 其次，所谓“昌耀对家庭被斗母亲死去，一直心怀不满，继续对党和人民怀恨在心”的说法，基本上就是一句自欺欺人的昏话。这个说法如果出自别人之口倒也就罢了，而出自程秀山之口则根本无法自圆其说。因为就在仅仅是一年之前的1956年6月，正是程秀山本人，经过对昌耀这位前志愿军战士思想品质、业务能力的综合考察，在得出让他满意的结论后，才亲自将昌耀调入省文联，招至自己麾下的。说他“一直心怀不满”，岂不等于说程秀山自己有眼无珠？ 当然，我们在这里也根本无须拿昌耀那些 “生活的赞美诗”，来为他做出“思想一贯进步”的论证，因为在当时实行半军事化管理的青海省文联，程主任对其下属的创作和作品基调，可以说和当事人一样的清楚。但，那又能怎样呢？ 我们在这里还不应忽视另外一个问题：程秀山的这个“作者注”，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文本呢？他在这里以一个“作者”的身份，对另一位诗人进行政审性质的裁判，这其实是只有“编者按”才能承担的功能。而对此并不外行的他之所以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表明了他在潜意识中，完全把自己这个“个人”等同于组织。这种违背组织观念而不能自省的行为，必然导致他在处理一系列问题上的出轨。 因此，在青海省文联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很快就有一批人中箭落马。而昌耀，仅是其中的一个“小萝卜头”而已。比如在1957年第10期的《青海湖》上，就有一个以漫画和花儿（以花儿形式写成的讽刺诗）合成的，批判文联内部右派的“群丑图”专辑，昌耀被排列在了“群丑”们的最末一位。讽刺昌耀的那首花儿，标题叫做《王昌耀现了原形》：“右派分子王昌耀/打着‘诗人’的幌子/‘不问政治’是假牌子/心里想反党的点子//表面上装成憨厚蛋/皮囊里塞的是毒箭/韩秋夫叫嚣他支援/‘罢工书’贴在了胸前……” 尽管这是在最大限度地丑化这些右派们，但这其中的昌耀似乎并不怎么丑，“憨厚蛋”难道还不可爱吗？只不过，此时的这个“憨厚蛋”则已变成了“倒霉蛋”而已。而这其中的“韩秋夫叫嚣他支援/‘罢工书’贴在了胸前”，则将是另外一个八杆子也够不着的荒诞的说法，对此，我将在后面提及。 同全国的情况一样，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内，青海文坛上的一批精英，就这样迅速地栽进了反右的罗网。这其中的一些人，甚至并不是因为自己的作品，而是由于自己的言论或行为。这些人，他们在日常社会生活中的表现也许千差万别，但却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在那种人云亦云的政治风潮中，往往因为自己的独立思考而表现为“沉默的极少数”，或者“不愿沉默的极少数”，且都有坚持自己主见的个性或脾气，决不轻易妥协。因此，在这一点上，他们又都是同一类人。文学史家们根据历史上诸如屈原等无数的类同事例，把这类人坎坷的人生遭遇，归纳为“性格悲剧”。当然，与之相关的，还有“时代悲剧”因素。而在任何一个时代的人群中，又都生生不息地始终存在着这么一类人。关于他们，无论其面部表情是谐谑纵浪或是拘谨寡言，但身上的确都有一种特殊的气味。往往仅凭直觉就可以方便地分辨出来。 而这类人，造物主无一例外地把他们交给了命运的锤子或榔头，谁被砸得趴下了，也就那样永远地趴下了；如果他捱过了临界点，便会越砸越结实，并最终成就出自己的事业。造物主就是以这种灾难性的命运，为一个时代输送那些在人群中发亮的人物的。 1957年的11月20日，青海省文联就王昌耀的右派定性问题，做出了一个《结论材料》。这个材料显示：《林中试笛》仅仅是昌耀众多问题中的一个，并且，它甚至不是问题的核心，而问题的核心，则是程秀山发出的那句狠话。然后，昌耀所有的“罪证”，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或被无中生有，或被恶意歪曲来罗织的。 那么，这其中到底伏藏着怎样一个演化过程呢？且先从进入演化程序的开始说起。 《林中试笛》的问题是这一演化过程的第一步，程秀山在1957年7月那个下午，就这两首诗以辩论会形式发出的突然袭击，的确收到了奇效。昌耀一下子就给打蒙了，他有口难辩。其实昌耀又算得了什么？连诸如周谷成、陈寅恪那样学富五车的大学者，他们在1957年类似的场景中，替自己辩护过关了吗？ 这让昌耀感觉到了空前的气馁，那么到底还有没有解脱之道？如果有的话，那么，就是根据当时的众多范例，先把自己骂个狗血喷头，然后再疯狂地检举、揭发，把狗血泼给那些顽固不化的重点斗争对象，以实现火线立功。无疑，昌耀没有这样的思维。然而，昌耀毕竟是昌耀，他以自己作为一个诗人的超现实主义的想象力，终于想出了一个“超现实”的解脱之道，一个在苦恼无奈中保持尊严的举措——辞职。 于是，我们在1957年整个中国铺天盖地的揭发、批判、辩解，继而是自我批判的文字材料中，见到了一份堪称独一无二的特殊文本。现将这份辞职报告全文抄录于下： 辞职报告 时间宝贵，人生短暂，我应该多读一些书，多干一些工作，以劳动的代价，来弥补光阴的流逝。 如果，我还有生活的权利的话，在我们国家里，还允许有不关心政事，而倾向进步事物的公民存在的话，请准许我辞职，请让我参加农业生产去。 不管我走到哪里，干什么职业，我都可以心安理得地对祖国说：我问心无愧，我无罪！ 王昌耀 57年8月16日 关于这段文字，我不想展开评述。但我要指出的是，它是我们认识昌耀这位此后的大诗人，他的思想立场、人生立场、艺术立场一个重要的文本。这种以“倾向进步事物”为原则的独立知识分子立场，此后贯穿了昌耀终其一生的诗歌和人生道路。 到什么地方“参加农业生产去”呢？昌耀在稍后给五叔的信中，表达了他要回故乡桃源待一段时间的想法。当时他还为自己设想了一个去向，这就是到大伯父王其梅工作的草原上去。当时身为西藏军区副政委的王其梅，此时还身兼18军修筑川藏公路的总指挥，而指挥部则设在西藏东部的重镇昌都。 对于昌耀这份辞职书中的表达，也许只有在今天开放的社会文化氛围中，我们才能更清晰地感受到它发自骨骼的深刻性，但在彼时彼刻，他的这种想法，这种做法，则无疑是天真的。比如说，去了草原之后，他《林中试笛》的毒草问题，就能一走了之吗？而他对这个问题的设想则是，经过“天长地久，自然会弄明白”。 就这样，他向程秀山递交了自己的这份辞职报告。并且估计着很快会被批准。 但就在第二天，这份辞职报告，又变成了被毛笔抄写成的大字报，张贴在青海省文联反右斗争的墙报栏里。 接下来，他便有了新的“罪行”：用辞职刁难组织，以此曲折地向党进攻。如果说，文联此前的批判注意力还集中在运动初期，其他几个比较活跃的大鸣大放者身上的话，那么，他遂由此招来了更为强烈、也更为集中的批判火力。也因此，就有了《青海湖》杂志“群丑图”专辑中，“韩秋夫叫嚣他支援/‘罢工书’贴在了胸前”的新罪证——所谓的“罢工书”，便是这份辞职报告。这种对于事实真相下流的歪曲，实在是超出正常人的想象。 这样以来，昌耀越发说不清了。长于文字表达的人，一般都比较嘴笨，放在气氛紧张的批判辩论会上，他更是不知所措。但他还是想把不是问题的问题说清楚。于是，又一次地求助于文字，把他自己自小参军受党教育的历史，把自己的创作道路，由这些而决定了的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以严谨的逻辑演绎，写成了一个《我的自白》。这一次，他还决定和程主任单独进行一次面谈。 也许，在只有两个人在场的宽松气氛中，程主任才能够冷静下来，心平气和地理解他，接受他的说法？他这样设想。 一进入程主任的房间，看到这位曾把自己调入省文联，并对自己表示过关爱的长者，昌耀不知怎么的，眼泪哗地就涌了出来。他诉说着自己的委屈和内心想法，絮絮叨叨、词不达意地诉说着。然后，拿出了那篇《自白》对程主任说道：我用嘴说不明白，请你看看这份材料。程主任平静地听着他的诉说，又平静地看了材料。见程主任看完了，昌耀觉得这份材料的功能也就完成了，并似乎多了个心眼似的，要把材料收回。程主任依然是一副平静，甚至还带着一丝温暖的表情：先放到这里，让内部的几个同志看看再还给你。由于有前车之鉴，昌耀便小心翼翼地特别要求：那可不能再用大字报写出去呀！程主任和蔼地回答道：不会的。 但与上一次一模一样，第二天，《我的自白》就又以大字报的形式被张贴了出来，并且，还和几天前的那张《辞职报告》肩并肩地挨在一起。这样，当《林中试笛》（二首）被称作“向党射出的两枝毒箭”之后，这两篇材料，就成了向党投出的两杆标枪了。 昌耀自己曾经就是上过战场的军人，但他却根本不懂政治上的诱敌深入战术。 下来，就是火力更为猛烈的揭、批、查。他平时跟同事们说的一些回忆部队生活之类的话，他平时在哪个地方怎么样了，便经过添油加醋的歪曲，被“揭批”到了程主任面前。 至此，材料已经够了，接下来，就是全面反击—— 昌耀必须对已经揭发出来的所有问题做出承认；昌耀必须在这个基础上深挖自己的思想根源；昌耀的内心和思想中，还必然有未曾暴露出来的问题，因而必须进一步地坦白交待。 一个小小的文艺兵，在一个老练的政治战略家的面前，如何能形成对峙呢？昌耀节节败退。而节节败退的形式，就是对被“揭发”出来的子虚乌有进行包揽，昌耀只好包揽。 1957年9月11日，昌耀在接连的检查不能过关之后，又一次在文联全体人员大会上进行交待。在按事先写的书面材料交待完后，被充分调动起来了的“群众”们，仍觉得交待得不具体，于是便相继火线立功般地发出质疑……而就在这个时候，昌耀的心中却忽地一下子轻松了，他已无路可退，最坏的结局也不过如此吧，还能怎么样呢？于是，胸中的气流猛地朝上一顶，遂向质问他的人们发出了更为严厉的质问：“难道我还有更严重的问题没谈吗？那么，更严重的问题是什么？……” 他的对面顿时哑然。 昌耀在此后的那份《甄别材料》中，记述了自己当时的心理状态和思维运行轨迹：“在那样的氛围里，我像一个进行答辩考试的学生似的，许多从未考虑过的，却要我做出回答。我要怎样回答呢？最后，我采取了轻率的、容易的、满不在乎的作法，我参考了报纸上揭发的右派言论，根据自己的身份，绘声绘色地包揽了一切材料，这样，我觉得容易通过些，便写上一份书面发言，照本宣科。结果，像一个胡乱吃了许多止疼药的病人，反而将病相弄得隐蔽化了。” 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昌耀生性中那种已封存起来了的“嘎”或者“顽劣”，反而反弹了出来。此时，他和一位名叫谢林基的同事，被安排在同一房间反省。起初，两人差不多每夜通宵达旦，为自己的问题而苦恼。时间一长，昌耀便慢慢地“皮”了。灯光与香烟烟雾的呛辣，使他实在难以入睡。于是，有那么几个晚上，他干脆在半夜时分跑到不远处的一个俱乐部，在俱乐部的地毯上倒头大睡。第二天，他还调侃对方“不如自己乐天”。 就在这样的心态中，昌耀为了尽快过关，开始为自己罗织“罪行”。这些罪行包括： 1． 把《青海湖》的诗歌，引到自由主义方向。 2． 想办一个名叫《女神》或《和平万岁》的自由主义诗刊（昌耀此后解释，这是受了报纸上揭露出来的《夜莺之友》《广场》《探求者》诸刊物的启示之后，灵机一动编造出来的）。 3． 向往资本主义的城市繁荣。 4． 觉得党的“大鸣大放”政策是“放长线、钓大鱼”。 5． 觉得谁入了党或入了团，感情上就蒙上了一层人为的虚伪色彩。 6． 同情韩秋夫，觉得他有学问，读的书多，有一套。 7． 觉得鲁藜、满涛有才气，对他们的批判是教条主义。 8． 在运动中散布奇谈怪论，说“如果每个人脑门上生一个天窗就好了，这样，领导要考察谁的思想，可随便看，两方便！” 在昌耀的这些自我揭露中，如果前边的几条都是按报纸上披露出来的右派材料而结合自身的模仿，那么，最后一条则属于昌耀自己的“原创”。他对此曾颇为得意。在谈到这个意象的来源时，他说自己首先想到了阿Q在法庭上画押，还生怕画不圆这件事。然后又想起自己在一本科普杂志上看到的，一种供心脏手术用的大约叫做“脑电波指示器”的文章。这两个形象使他灵机一动，就用联想的方法，把“指示器”改作了“天窗”。 “如果把这也‘炮制’成一条材料，可能效果还要好。”——昌耀这样供认自己的创造动机。 看来，昌耀到底是一个具有天生原创欲望的诗人，即使编造自己的右派言论，也要搞得不同凡响。 当五叔王其榘在60年代知道了昌耀的这一言论，以先是哭笑不得，既而是满腔怒火在信中训斥道：我简直难以想象，你竟会想出这么恶毒的语言！ 以上是昌耀自己供认的右派言行，这些，都作为他的重要“罪证”，写进了将他定性为右派的《结论材料》之中。 《结论材料》中有关昌耀的其他问题大致上是： 1． 其反动诗《车轮》是留恋旧日的地主生活，并妄图旧日重现。 2． 其反动诗《青羊》是影射党的思想改造，表达的是人总归要被党的“猎枪”所捕获。 3． 《辞职书》《我的自白》是向党进攻，企图保持自己的反党立场。 ——以上三条，属于文联整风领导小组的分析结论。 4． 对土改时的农民斗争“有杀母之仇”。 ——这一点，属于程秀山的推论。 5． 不参加反右大会，在宿舍睡大觉。 ——这是将个别现象扩大为全部事实。 6． 在贵德下乡期间，藏族农民要戴他的手套，他不愿意。 7． 叫他给大字报写稿，他说“别跟我来这一套”。 8． 骂文联办公室的汪永禄放屁。 ——以上三条，属于群众揭发。而其中的第7条则属恶意歪曲。真实的事实是，7月中旬的一天，一位文联工作人员看见昌耀之后，以调侃的口气说道：我们的诗人，给我们的墙报写首诗吧。这样的语气让昌耀觉出了一种油腔滑调的挖苦，遂不客气地回敬对方：别跟我来这一套。 9．“该人的社会关系极为复杂……其三叔父王其植系伪三阳乡乡长，于1951年土改反霸时被镇压；其四叔父王老八系伪军师长，现在台湾；其九叔父王石成曾在桃源县伪警察局担任负责工作，现在劳改，正因为他出身如此，故阶级仇恨根深蒂固……” ——这一条至为重要，它是罗织昌耀罪行，追究其思想根源的基础和核心。但是，关于这一条，可以用昌耀不知何故骂了汪永禄的那句话来处置——放屁！ 昌耀的老家桃源县王家坪村，应该肯定有这么三个姓王的人，但他们又与昌耀何干？难道王家坪一切有黑色历史的王姓人氏都是昌耀的亲戚，而惟独有红色历史的人，比如伯父王其梅反而不是？而昌耀的父辈们，也就是他的直系亲属一直清清楚楚，一共二女五男。这也是程秀山原先对昌耀政审时已经确认了的，怎么又突然冒出了这么三个角色？ ——以上这一切，就是昌耀被打成右派的全部“罪证”。从这些“罪证”中不难看出，所谓的《林中试笛》的问题，在其中仅占了一个很小的比例。几可与“骂文联办公室的汪永禄放屁”的“罪证”并列。 如此的材料罗织，显然是在儿戏党的实事求是政策，有错必纠的党是定然不会放任如此胡来的。仅仅是两年之后的1959年，程主任就因另外的问题，而在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中落马。 而此时，一切都按着程主任的设计而发展，整治昌耀的材料已经足够了。 1957年11月20日，青海省文联整风领导小组，做出了对本部门编辑兼创作员王昌耀的《结论材料》。在这份结论中，昌耀被定为“一般右派分子，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作出“送农业生产合作社监督劳动，以观后效”的决定。 至此，昌耀终于从无休止的批判辩论会上，那无论如何都说不清楚的苦恼中彻底解脱。 但是，关于昌耀在他人生这一特殊时期的整体情形，我的叙述暂时还不能结束。因为就在我们把这期间的昌耀想象得疲于应付、痛苦不堪的时候，他却像丝毫没有被耽搁似的，竟然写出了许多诗作。这其中最可注意的，是《水鸟》这首诗： 水鸟啊， 你飞越于浪花之上， 栖息于危石之巅， 在涡流溅波之中呼吸， 于雷霆隆隆之中展翅。 像恋群的马之于集体， 离开这波涛， 你就会像落伍者一样难过。 你遗落的每一个羽毛， 都给人那奔流的气息， 叫人想到那磅礴的涛声 和那顽石上哗然的拍击…… 这首诗后面所署的写作时间为“1957.8.20—21”。而这个时间，正是昌耀先写他的《辞职书》，再写《我的自白》这两份材料之时。这样的时候，他竟还能有心思写作？毫无疑问，这是一首最能体现他彼时彼刻心情的诗：一只怒涛拍溅中，孤独而茫然飞翔的水鸟，对于它所属的群体，以及激越壮美的搏击生涯的眷恋。这使人油然联想到昌耀自己，在颓丧的心境中，对朝鲜战场上自己火热的少年军旅生涯的神往。 彼时彼刻这样的写作，我们可以把它视作特殊心境下寄情励志的需要，就像相同的情境中，许多人在自己的日记本上所写的那种励志文字一样。所谓的痛苦出诗人这句话固然不错，但它只是一个原理，诗人们在最痛苦的、大脑中一片凌乱的当时，是很难写出那种完整意义上的诗作来的。极端的心境会导致语言的撒野，影响措辞的准确，丧失表述的分寸。而《水鸟》这首诗，则无疑是准确体现了诗人的心境，并措辞严谨的创作。如果再将它放在当时整个诗坛那种大而化之的公共语境中来看，这首诗已经显示出了昌耀在语词锤炼上，那种卓尔不群的结实。 而由这首诗所体现的那种庄重、成熟和严谨，则与昌耀在反右运动中表现出的懵懂、张皇、乃至天真的顽劣，形成了截然相反的对照。 在这首诗之后，再接着直到1957年12月21日，也就是已经对昌耀做出了右派结论的前后，他又相继写下了《寄语三章》《激流》《群山》《风景》等更具艺术纯粹性的诗歌。 而在这稍前的7月25日，昌耀还写出了他早期诗作中最为重要的作品——《边城》。 这种现象能够说明什么呢？它说明昌耀是一个天生性的诗人。以上这些诗作意味着，在陷入人生最难堪的境地，大脑中已沸腾成一锅粥的时候，他却能在若干个时段完全抽身退出，几乎不受干扰地写作，并且写得兴味盎然。这的确是一个令人奇怪的本事，这似乎正应了他在检查中的一句话——“只有艺术能够使人沉醉”。不过此时的他，是把这当成一个错误观念来检讨的。 以上的现象还能说明第二个问题，这就是在写作中与现实中，存在着两个昌耀。一进入写作中，那怕是《辞职书》和检查材料这类文字，他都能够立时满身光华，不但深刻、老道，并颇为足智多谋；但从文字写作中一松手掉入人群，他就成了一个问题少年，沉默拘谨中对这个世界通行的世故规则，时而违规越矩。从这个意义上说，写作就是他的命，所以，他才在自己的一生中紧紧抓住写作不松手。不是他不愿松手，而是不敢松手。 原载：《西湖》2008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