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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电影制片厂新近出品的《乌鲁木齐的天空》为民族题材电影的突破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考。影片代表着民族题材电影从民族个性展示向民族共性描写转移的新趋势，也将现实主义的笔墨所触从边塞风光拉到了当下都市生活。 它的突破点在于：首先是民族表征的深层转化。服饰、歌舞、民宅、风光等民族化的显在表征被移除，取而代之的是语言与思维方式。该片摈弃进行民族风情展示的做法，也剔除少数民族地区婚丧嫁娶与宗教礼拜的奇观。片中各民族家庭的穿着区别不大，茹仙的时髦并不亚于任何一个汉族姑娘。她所代言的新维族女性形象是一个典型的都市女郎，打扮入时、开私家车、事业有成（担任美术学院的教师）、观念超前。就连她的母亲海里且姆也不再是传统的维族女性，上世纪60年代，海里且姆就从家庭妇女的角色中走出来，担任街道主任，投入城市建设事业中。妇女角色的改变，使传统服饰与歌舞展示无处附着。 但是影片并未就此进行民族表征的大一统化，而是将这些民族特质进行了深层次的，向民族语言特色和民族生活习俗转移。影片恰到好处地使用了民族性元素，民族差异恰恰成为民族共融和影片叙事的动力。 其次是民族场景的都市化迁移。民族题材电影往往有着旖旎、独特的民族区域风光。《乌鲁木齐的天空》的导演西尔扎提·牙合甫不再倾心于对民族区域风光进行诗意描写，而是把故事背景从穷乡僻壤拉到现代都市，讲述了一个普通院落中5户不同民族家庭的邻里生活。通过院落中每一个人的相互关心，竭尽全力地帮助他人，在困难年代共度难关，力图告诉观众，纯真和朴质就在你的身边。 第三，民族精神的共性寻找。民族题材电影往往淋漓尽致地描写单一民族的精神特质，比如对于女性与生命的崇拜，对于宗教的虔诚，对于责任的执著忠守。《乌鲁木齐的天空》从一开始就将目光对准多民族的共性。各个家庭宽容地接纳汉族“右派”画家刘沛，刘沛教授小孩子们画画来回报邻居对他的关爱。当他重病卧床时，大家在特殊年代中冒着政治风险，给他搞粮票、鸡蛋、古巴糖、羊肉。院落中的大家庭共同为刘沛撑起一把保护之伞，抵御极左年代对人性的伤害。主人公们在50年的时间跨度中共同承受苦难，共同享受今天的幸福生活。关爱、理解、和睦相处是甜水巷1号院各民族家庭的共性。 然而，民族共性表达并不意味着回避民族差异，影片自始至终没有强调民族关系，而是将韵味落在邻里关系上，所有的误会、矛盾都产生于邻里关系。影片既不刻意拔高邻里关系的政治含义，也不回避它所带来的磕磕碰碰，自始至终非常平实地讲述邻里之情。民族友谊就像冰盖下的暖流一样，在邻里关系的表层下潜在地、静静地流淌。 影片对60年代的极左思潮没有直接描写，但它却是推动故事进展的无形之手。这让影片获得了与中国社会历史进行对接的契机。总之，《乌鲁木齐的天空》对当下都市生活进行的现实主义尝试，对多民族文化杂糅的创新性描述，都在丰富着民族题材电影，抒写着电影文化的多样性。 原载：《光明日报》（2011年05月30日14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