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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性”的概念最早出现在俄国形式主义批评中。英美的“新批评”学派把这个概念继承下来,成为它们的一个主要的理论范畴。由美国学者韦勒克和沃伦主编的教材《文学理论》译入中国大陆后,“文学性”这个概念就在我国大陆的文学研究界流行开来。 一、 文学边界位移的论争 由“文学性”的概念自然会引发文学边界的问题。文学的边界,这本来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是因为希利斯·米勒在世纪之交来中国时引用德里达“文学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的话语,发表了《全球化和新的电信时代文学研究的未来》、《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存在吗?》两文,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中国文艺理论界的轩然大波。 美国的J·希利斯·米勒教授在大约16年前转述马修·阿诺德的意思后,为文学理论为什么会前途无量曾提供了如下理由:“它是完成下一时期人文学科研究的两项任务的一种十分重要的工具:这两项任务就是档案式记忆的工作和教授批评性的解读,使其成为反对那种将语言现实同物理现实进行灾难性混淆的主要手段,此混淆的一个名称就是‘意识形态’。” 但是到了新旧世纪交替时期,他又宣称“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撇开理论的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地去研究文学已经“不合时宜”了。他又在新著《论文学》的开篇中说:“文学的终结就在眼前。文学的时代几近尾声。该是时候了。这就是说,该是不同媒介的不同纪元了。文学尽管在趋近它的终点,但它绵延不绝且无处不在。它将于历史和技术的巨变中幸存下来。文学是任何时间、地点之任何人类文化的标志。今日所有关于‘文学’的严肃的思考都必须以相互矛盾的这两个假定为基点。” 对于德里达的“文学消亡论”或希利斯·米勒的“文学衰落论”,国内的老一代学者大多不愿苟同而群起撰文反击。代表性的论文有钱中文《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理论的前景》、童庆炳《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文学批评会消失吗?》、李衍柱《文学理论:面对信息时代的幽灵——兼与J·希利斯·米勒先生商榷》等。其实,希利斯·米勒的准确想法是认为“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文学的盛宴要结束,但文学尚不至于彻底死绝,其余绪还会延续下去。这样的结论让国内学界不好受,也做出了片面的、绝对化的理解,冠之以“文学终结论”。但是,细读他的具体表述,可以看出,他的看法还是比较辩证的,没有把话说得像德里达那么绝对。我们想一想唐诗、宋词的时代是不是过去了?但不能因为它们过去了就否认至今依然有众多爱好者还在吟诗、填词、作赋的事实。因此,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就可以理解希利斯·米勒说他的观点被误会了,没有被准确理解的话外之音了。 在国内学者中,李洁非用犀利而近于散文的笔调表达的观点与米勒的观点倒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在论及文学的衰微时,以近似于为文学送终的口吻表述道:“原因并不在于使文学现代化犯了什么方向性错误,也不在于还有没有什么更好更周全的办法;归根结底,在现代的文化格局中,文学已注定是一个迟暮老迈的角色,尽管它想方设法保存元气、黾勉自撑,甚至不惜以体衰之身迈开大步来追赶年轻的已不属于它的时代,但是这都不能改变它日薄西山的命运。”“城市文明从始至今一直在不断繁衍它自己的文化品种——报纸、广播、电影、电视直到目前的互联网,从改变人们的阅读口味开始最终发展到使人们远离阅读,当互联网上诞生‘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的概念时,文学这个词虽然还在用着,却已完全被剥夺掉真实性,成为信口意指的一种空壳,实际上将来不会再有什么‘传统文学’的概念,因为整个文学都将成为一个‘传统’范畴。” 由于在“文学是否消亡”的问题上,许多学者在连续地说“不会”,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传统文学的分量越来越轻、越来越边缘化,所以要为文艺寻找新的“增长点”(金元浦语)。于是,“文学的边界”就成为争论的焦点。 文学是否真的不行了,不再有什么研究价值了?我们还是看看雅克·德里达究竟是怎么说的,然后才好发表评说。 德里达在他的著作《明信片》中借作品人物之口说出了被国内批评者们多方引用的那段话:“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希利斯·米勒对德里达这种惊世骇俗的预言且惊且喜。他是沿着德氏的思路来做出推论的。“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它会继续存在,就像它一如既往的那样,作为理性盛宴上一个使人难堪、或者令人警醒的游荡的魂灵。”德里达的结论颇有警策世人的作用,但是互联网时代会让文学、哲学、精神分析乃至情书都不能存活,则未免夸大了电信技术的僭越力度。情书在未来不一定都必须通过互联网才能传送,通过手机短信、通过QQ、通过广播电台、通过闭路电视、通过报纸都可以传送。何况即便到了“未来的”互联网时代,传统的邮政传递书信业务也不会像古代的驿站那样消失,书面纸媒的书信大全之类的范本、教科书、教学参考书还是会继续扮演其记载、抒情、承传文学信息的符号功能。所以说,德里达之论过于片面化,过于一相情愿,过于脱离社会的复杂多样性。这种结论显得有点异想天开。 但是中国大陆学界似乎也没有准确地理解希利斯·米勒的表述。在笔者看来,米勒显然受到德里达的影响,倾向于德里达观点的主导倾向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他的论调并不像德里达那么绝对,他只是说,“文学研究”作为强盛、繁荣、成气候的时代已经过去,零星的、不能形成大规模文化运动和社会影响力的文学及其研究仍然会存在。他没有说“整个”文学研究都将不复存在,个体的、小规模(与过去曾有过的规模相比)的文学研究还是会存在的。笔者以为,文学处于社会中心地位的亮丽风景而重现新时期文学曾有过的那种轰动效应,这是很难再现的了。但是,文学还不至于趋近断气。因此,对文学的研究将不大会重现20世纪80年代里那种轰轰烈烈的局面,但也并非全然毫无研究价值。 对于上述持论鲜明的两种主张,笔者以为,如下的见解虽然立场不十分明确,但持论相对而言尚属折中公允之论:“文学泛化的范围业已突破了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域,扩大到整个生活层面。人类‘诗意地栖居’的园地已经不仅仅限于精神上的文学家园,而是逐渐拓展到了现实当中。人们开始在社会生活领域自觉追求生活的诗意化,用充满诗意的眼光观照世界,用诗意的方式构建更为诗意的生活。较之古代的‘泛文学化’,当下的‘泛文学化’更为充分地突显了文学的人文品质,扩大了文学自身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文学性是从经典文学的人性探寻和审美创造意义上产生的,“穷而后工”、“愤怒出诗人”是最本真的文学性。现代社会正处于由话语文化形式向形象或图像文化形式的转变中,传统的文化等级秩序虽然被摧毁,文艺对意义的深度追求虽然有所消解,但文学的审美意义在其淡出社会审美文化中心舞台之后,反而更加强烈地凸显出来。 在文学的边界及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上,首都师范大学的陶东风教授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文化研究是否超出了文艺研究的范围? 文艺学的学科边界到底怎么样? 二、文化研究从其本质上来看,是否就是一种原来的文学社会学研究和外部研究? 他采取的研究策略是把文化研究分作两种样态:一、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研究以文学为对象,但却不同于传统的研究文学的方法,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文学社会学的一种当代形态;二、无法纳入到严格的文学艺术研究范围之中的文化研究,如对广场、超级市场及民族村之类的研究。他认为,这两类文化研究有其相通之处,即跨学科性、批判性、实践性等,它们都对当代中国的文艺研究产生着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的意义有如下四个方面:一、它使得当代中国的文艺研究超出了传统的文学社会学关于文化、经济、意识、存在的二元模式,而具备了全新的研究视角;二、文化研究对宏大叙事的质疑,使当代中国的文艺研究抛弃了传统文艺学所持的庸俗社会学的简单的阶级还原论,对文艺确定人的身份认同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三、文化研究对我们思考文学的本质开启了一种批判性的视野,它解构了文学本质的神话;四、文化研究所作的使文学、审美、政治、意识形态诸多因素贯穿起来的努力,极大地丰富了文艺研究。 童庆炳的立场则截然相反。他指出,“中国当代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使那些提倡者对那些‘主义的理性’和‘本质主义’感到厌烦,于是开始迎合这个现在兴起的‘消费主义’的浪潮,转而提倡所谓的‘我们时代日常生活美学现实’,即研究与专门作用于人的感官刺激和欲望享乐相关的城市规划、购物中心、街心花园、超级市场、流行歌曲、广告、时装、美容美发、环境设计、居室装修、健身房、咖啡厅、美人图片等,他们想以此取代对文学的研究。研究对象改变了,那么研究的原则是否要改变呢?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抛弃旧的康德式的‘审美无功利’的理性的‘美学原则’,建立物质性的以视像为中心的‘眼睛的美学’原则势在必行。他们认为,‘物’是中心,‘物’中之‘物’又指向了对于身体的满足和关注。这样他们就认为当下的审美活动已经跨过了高高的精神栅栏,化为日常生活的视像,心灵沉醉的美感转移为身体的快意的享受。为此他们兴奋地呼唤‘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 他进一步指出,“文学既然有自己独特的审美场域,那么就永远会有文学人口。文学不论如何边缘化,文学永远不会终结。文学不会终结,文艺学才能生存下去。因为文艺学作为一个学科的主要研究对象应该是文学事实、文学经验和文学问题,而不是什么城市规划、购物中心、街心花园、超级市场、流行歌曲、广告、时装、环境设计、居室装修、健身房、咖啡厅。”他在2005年初的文章里又作了延伸,认为图像时代的文学读者越来越少,与其等待文学终结,不如乘“文学性”、“诗意”在广告、美容、街心花园、房屋装修处蔓延之际,把文艺学的对象扩大化,这种说法没有根据。 针对这样的批评,陶东风以比较谨慎、冷静而略含克制的语气继续做出回应。他在2005年2月在同一家北京的知识分子言论阵地上回答童庆炳的质疑:“童先生文章中指责的许多观点(比如‘审美就是欲望的满足,就是感官的享乐,就是高潮的激动’)我不知道是谁说的。这至少表明:无论是参与日常生活审美化讨论的人,还是首都师大文艺学学科成员,其观点与立场都是不一样的。不存在一个无差别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论者’,也不存在一个无差别的‘首都师大文艺学学科’。” 北京师范大学的田忠辉以为,“文学消亡论者们的问题在于,他们遮蔽了文学精神的领悟,文学不仅是说诗和讲故事,文学的精神实质是人的需要,只要人类不灭,文学就不会消亡。所谓文学的边缘化是经典文学形式的边缘化,同时,因为过去文学越界担负了非文学的任务,人们就试图以放逐文学来做出摆脱某种意识形态控制的努力,这是源于对昔日阴影的恐惧而来的过分反应,乃是缺乏对文学精神的真正理解。”“文艺学边界的迷失,集中起来说,主要是因为过去的文艺学是工具意义上的文艺学,这个意义上的文艺学其实已经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以他者作为自身的存在依据,因此也便失去了自身。这里的文艺学的工具性主要包括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把文艺学看做是意识形态的同谋,另一种观点将文艺学视作文学解读的工具。前者在虚化之中扩大了文艺学的边界,而后者则将文艺学放在了认识论基础上,使文艺学变成了文学技术学。我们认为,文艺学的合法性问题不是一个讨论的问题,而应该是一个实践问题,而文化诗学在方法论意义上就是这样一种实践。” 同出于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的中年实力派李春青教授发表的《关于“文学理论边界”之争的多维解读》一文,不仅仅对这场论争中双方的基本观点、立场做出分析,而且对双方所代表的研究者的社会身份、语境推移和隐含的权力关系更做出力透纸背的深度解剖。他指出: 文学理论研究模式的基本言说立场是上个世纪80年代人文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精神与精英意识。这种言说立场在价值取向上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道德理想主义。从思想解放到新人文主义,从倡导新理性精神到拒斥文艺商品化趋势,都是这种言说立场的体现。在文学理论的学理层面,这种言说立场则表现为一种审美中心主义或审美乌托邦精神,从“文学的审美本质”到“审美意识形态”,从对纯文学的维护到对“精神家园”的呼唤,无不旨在张扬一种以“审美”为中心的纯粹精神生活方式。在这种言说立场看来,以审美为旨归的纯文学乃是人类精神之梦,是自由的驻足之所,是异化社会中人性价值的最后领地。因此维护文学的审美品格就绝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而且更是人文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问题,是他们的存在意义之所在。这种言说立场的代表人物都是20年来文学理论领域的领军人物,他们都具有强烈的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和使命意识。他们之所以要坚守文学理论研究模式,反对用文化研究来取代之,根本上并不仅仅是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问题,而是继续坚持追求了几十年的人文理想的问题。对他们来说,放弃文学理论的研究模式即等于放弃自己毕生追求的价值理想,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不管他们的努力是否有效,仅就这种精神而言就是弥足珍贵的,这里实实在在地包含着某种令人肃然起敬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文化研究模式的言说立场则比较复杂。首先,它带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倾向。这表现在言说者已经不再相信任何本质主义和中心主义的话语建构,对于诸如人文理想、精神家园、心灵自由、人性价值之类的东西不再有关注的兴趣。他们对文化研究模式的阐扬以及对现实文化现象的研究都基于一种理论的预设:消费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趋势是现代社会的必然产物,任何理论的言说都无法阻止其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因此,对于文学理论模式的言说立场他们从骨子里不以为然,认为是一种僵化的思维方式(本质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和价值观念(传统知识分子的乌托邦精神)的产物。对于文化研究模式这一言说立场来说,放弃文学理论模式就意味着摒弃一种过时的、已然无法应对现实文化现象(包括文学现象)的陈旧方法与观念。在他们看来,放弃文学理论的研究模式并不等于放弃社会责任,相反,倒是更切实地关注现实、介入现实文化现象的必要之举。其次,由于基本上失去了对各种“宏大叙事”的兴趣,因此文化研究模式的言说立场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西方知识社会学的影响,这表现在研究者尽量与研究对象保持相当的距离,尽量持“价值中立”态度,即主要是对研究对象形成的社会的、文化的逻辑轨迹进行梳理,而不作价值评判。尽管他们并不一定认同现实的文化消费主义倾向,但由于没有明确的价值态度,因而面对“研究、关注本身即具有某种肯定的效果”的质疑,他们往往无言以对。因此,第三、有些文化研究者就试图在貌似客观的阐释中暗含某种批判态度,只不过不是对研究对象本身的批判,而是某种社会批判或政治批判。但是由于其批判指向与研究对象的错位,再加上知识社会学的表述方式,就使得这种批判要么隐匿不见,要么与研究本身相游离,因而难以产生应有的效果。这也是体现了新一代的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某种深刻的困惑。 他还阐释道,知识分子是社会需求的话语代表者,因此他的社会功能不是自己设定的,而是社会给予的,具有明显的历史性特征。但是知识分子自己往往不能清醒地了解这一点,他们想象中的社会身份与其所处特定社会要求他们扮演的社会角色之间经常出现错位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会凭着从前代知识分子身上继承下来的思想惯习和认同模式而不是现实需要来确定自己的言说指向。他尤为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探讨问题时是力求客观、超然于对立双方的。但讨论完问题后,需要表明撰文者的立场时,他没有了通常的骑墙或模棱两可,而是在该文结束时宣称,“我对坚持文学经典研究的老师辈们怀有万分的敬意,但对于倡导‘日常生活审美化’论者的主张则心往向之”。身处北师大文艺学研究中心而能表达如此的立场,或许已属颇为不易。 笔者以为,这场论争的焦点起先是关于文艺学研究重心究竟应该放在传统的文学研究领域还是新的拓展疆土上,因为论争双方谁也没有说对方的研究对象就不能存在。因此,问题的关键其实不在研究对象或疆界,而在于研究者的兴趣——即重心所暗含的价值倾向,而倾向背后则凸显出的是价值立场——不仅仅是学术立场,而是研究者安身立命的社会立场,这就与学术之外的知识分子身份、地位、既定权威等因素发生了千丝万缕的缠绕。这场论争与20世纪80年代中晚期发生在文艺学界的那场名为“文艺学方法论”而实际上是文学观念、立场的论争在立场、内容、语境、观念上都不相同,但是作为学术界代际关系价值尺度的位移,则表现出几分相似性。当时,老一代学者多数认同陈涌、敏泽、陆梅林、杨公骥、姚雪垠的立场,中青年学者们似乎更多地倾向于李泽厚、刘再复、林兴宅、谢冕、孙绍振等的观念。这就不能不令人产生如下的联想:莫非这是又一次时代话语变迁出其不意地在本节“文学边界”位移问题或下一节探讨的“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上“遭遇激情”的折光? 二、 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论争 大众文化讨论热在20世纪90年代主要是笼统地关注它的界定、有无、现象分类、一般特征与状态。进入新世纪以来,更多的是讨论有关它的分层和细化、个案解读。而近两年来有关“审美的日常生活化”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就成为大众文化和文学研究之后现代消费时代的一个关注焦点。近年来,人们对大众审美的关注点聚集在了洋房、轿车、花园、广场、咖啡厅等现实生活领域里来,“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的论说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而这个显例因为引发了又一轮大争鸣而显得更加突出。 《文艺争鸣》杂志于2003年第6期率先推出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2004年6月28日至30日由《文学评论》编辑部和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以及四川师范大学在成都召开了全国“消费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文艺研究》、《求是学刊》等几家学术阵地又连续推出文学与文化研究的专栏,同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也举办了相关命题的讨论会。这些研讨活动,共同构成了2004年中国文艺学术界的热点。 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思路,是近年来陶东风努力倡导的文学批评向文化研究扩张的路径,也是当下文艺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这一话题的首倡者首都师范大学的陶东风教授等人分别与国内权威、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的童庆炳教授,苏州大学的知名学者鲁枢元教授之间的论争逐次展开。这个话题内蕴的学术含量及其知识增长点也备受学界关注,引发许多学者参与了讨论。这场争鸣构成了近年来文艺研究界一道醒目的学术景观。陶东风在《日常生活审美化:一个讨论——兼及当前文艺学的变革与出路》、《研究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的三种范式及其西方资源——兼谈“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并答赵勇》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等论文中一再阐述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打破了审美活动与日常生活的界限,使得审美活动与审美因素大举进入日常生活空间(如美容院、健身房、街心花园、购物中心等)。文艺学、美学界应该扩大研究领域,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讨论大众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和审美化与市场逻辑的合谋。在“发掘新的学科增长点”的呼吁声中,金元浦可谓和陶东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但是,这样的主张引发了反对的意见。童庆炳在《文艺学边界应当如何移动》一文中强调:“文学的边界只能是根据文学的事实、文学的经验和文学的问题的移动而移动。问题的核心仍然是,今天我们是否就可以撇开原本意义的文学,而把城市规划、购物中心、街心花园、超级市场、流行歌曲、广告、时装、环境设计、居室装修、健身房、咖啡厅等看成是文学?这种看法是现实的吗?”赵勇也频频质疑“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主张,认为倡导者没有对这种提法进行清理,仅仅停留在事实判断的层面上,从而取消了对它的价值判断。把这种姿态或立场带到文化研究中,会出现批判精神下滑、问题意识缺席、价值立场暧昧,使我国的文化研究重蹈西方文化研究的覆辙。 其实,中国古代先贤们对“日常生活”及其装饰、娱乐人类生命存在的问题早已经做出了实在而具体的品评,只是没有明确地提出“日常生活”及其审美化的概念、范畴之类。即便是从现代社会的观念、意识来看,从学术立场上提出并研究“日常生活”命题,其实并非始于中国。匈牙利的卢卡奇早在1963年出版的《美学》一书中,就探讨了当代世界的日常生活。1946年列斐伏尔出版了《日常生活批判》,两年后他又出版了《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并因此享有日常生活批判领域代表人物的声誉。卢卡奇指导的博士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则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她的专著《日常生活》于1970年首次发表,被誉为“是迄今所见有关日常生活的比较系统和比较完整的专著”。她在书中第四章倒数第二段末尾的总结性结论似乎对当前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论争双方都具有启发意义:“我们可以超越日常生活而不必超越日常思维;反过来,提升到日常思维之上,从日常思维中突现的能力,并不必然蕴涵着抛弃日常生活的意向。”接下来在该章结尾处,她又说:“我们并不总能给我们置身于其中的所有种类的活动都贴上‘日常的’或‘非日常’的标签。‘日常的’或‘非日常的’是理想形式的活动,经验上的重合无损于同质化标准的有效性。” 东欧学者的这种思想译介到我国十余年后产生了显著的反响,出乎首倡者的预期,以引发了论争的方式在文论界产生了轰动。此时的提法当然不再是东欧人的“日常生活”,却是已经结合了中国由小康社会转向初等发达社会的沿海都市语境——“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的提法最早见于陶东风2002年初发表在《浙江社会科学》上的文章《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在这篇文章中陶东风认为,当下的审美活动已经超出所谓纯艺术与文学的范围,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同时艺术活动的场所也已经远远逸出与大众的日常生活严重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深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消失。陶东风在《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新文化媒介人的兴起》中重申,当今的中国社会文化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生活革命,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审美活动日常生活化,它对于传统文学艺术与审美活动的最大打击是消解了审美艺术活动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王德胜在《视像与快感——我们时代日常生活的美学快感》中提出,视像与快感之间形成了一致性的关系,并确立起一种新的美学原则:视像的消费与生产在使精神的美学平面化的同时,也肯定了一种新的美学话语,即非超越的、消费性的日常生活活动的美学合法性。黄应全在《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中西不同的“美学泛化”》中表示出了几分警觉,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虽然确实意味着美学泛化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但决不意味着中国当代美学中存在的那种美学泛化是值得肯定的。 童庆炳、杜书瀛等前辈都承认在“电信技术时代”里文学艺术的空间大为扩大了。但是他们坚持认为,即便在这样的时代里,也不能只看重生活中的感觉而忽视人的情感,“生活与艺术并未合一”。鲁枢元发表在《文艺争鸣》2004年第3期上的文章《评所谓“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审美日常生活化”的价值取向析疑》里首先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审美的日常生活化”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他认为两者之间虽然存在有机联系,但是价值指向是不同的:审美的日常生活化是精神生活对物质生活的依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则是物质生活向精神生活的升华。他指出:审美日常生活化论者的目的,显然并不在于争取审美日常生活化的合理性,而理论界有关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走向的讨论是希望确立这种技术化的、功利化的、实用化的、市场化的美学理论的绝对话语权力,并把它看做是“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对以往美学历史的终结,甚至是对以往的人文历史的终结。他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影像复制的技术化、消费市场化与全球化是值得怀疑的。陶东风指出鲁枢元的论文中存在一个重要问题,即化约论问题,就是把本来存在差异的各种观点化约为一个或几个普遍的命题或判断,忽视了对象和问题的复杂性,乃至彼此间存在的分歧甚至重大分歧。鲁氏文章由此而进行的“析疑”在他看来就是可疑的。 陶东风在《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中认为,中国文艺学的本质主义思维形式使我们在解释90年代新的文化与文艺状态时显得无力,不能对变化着的文学艺术活动做出及时而有力的回应。同时封闭的自律论文艺学还导致了文艺学在研究的对象上作茧自缚,拒绝研究日常生活中的审美现象与文化现象。他进而认为:由于导致文艺审美活动巨大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环境而不是艺术本身,所以文艺研究的当务之急是重建文艺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有机的、积极的联系。文化研究实际上就是一种文艺——社会研究的方法。而在《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社会学的重建》一文中,他又表示,审美化的意义在于打破了艺术(审美)与日常生活的界限:审美活动已经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而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占据大众文化生活中心的已经不是传统的经典文学艺术门类,而是一些新兴的泛审美/艺术现象,如广告、流行歌曲、时装、电视连续剧乃至环境设计、城市规划、居室装修等等。艺术活动的场所也远远逸出与大众的日常生活严重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深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如城市广场、购物中心、超级市场、街心花园)。 阎景娟认为:文艺学研究的跨文化、跨学科研究是一种必然。而且近几年的文艺学研究由于吸纳了文化研究的视角而显示出新的理论生长点,它的优势也得到了广泛的肯定。《文艺争鸣》2003年第6期的《编者小识:生活概念、生活转型、日常生活的文艺学》中则使用了“日常生活的文艺学”的概念,期待着新世纪文艺学对日常生活的立论更加重要和有力,能有更多的理由走向一种日常生活的文艺学,在所谓“日常生活”之上来求解“所谓文艺”。陈晓明认为,文艺学不能从根本上离开文学而研究其他的社会文化现象。突破传统的文艺学的研究方法并不意味着文艺学可以远离文学,无论如何,远离文学的不归路,不可能预示着当代文艺学的远大前程。 赵勇博士质疑道:“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在9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的具体语境中,陶东风先生采取的是一种不断后撤的姿态和立场。90年代初,他曾借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批判过中国的大众文化,90年代中后期开始,他又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错位说’的提出者,并开始反省和检讨他在90年代初期使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批判中国大众文化的失误。世纪之交,他开始借用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和葛兰西‘有机知识分子’的概念倡导文化研究,最近两年,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又成为他思想中的重要元素。法兰克福学派的主流声音提倡文化批判,英国的文化研究主张文化反抗,后现代主义讲究什么呢?是不是更多地要讲协商、对话或意指实践,或者像鲍曼所说的,后现代型的知识分子要由原来的‘立法者’变成一个‘阐释者’?”“陶东风先生后撤的路线已非常明显。而且,这种已经后撤的立场与姿态不光是陶东风先生一个人的,它为一批学人所共享、维护和发扬光大,并且成为我们思考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与社会、时代、文化、文学等等进行交往时的重要的思想症候。” 赵勇进一步追问:“我更为关注的是‘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命题或研究课题本身所存在的缺陷,以及以此作为‘文化研究’的前提,‘文化研究’将会面临怎样的困境。但令人遗憾的是,陶东风先生在其回应文章中却基本上回避了这一问题。”“我现在的疑问是,如果我们承认当下的中国还是一个前现代为主体的世界,如果我们也承认现代性或现代化还是一项未竟的事业,那么,我们借用西方学者这个后现代意味颇浓的命题来指称中国的现实究竟有几分真实?我们注意到西方学者提出问题的语境和中国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吗?当一些学者与‘日常生活审美化’较劲时,我们的劲是不是有点使的不是地方?立足于中国的现实语境,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关注‘日常生活的贫困化’而不是什么‘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日常生活审美化’却成了文学理论界和美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从和西方文化研究接轨的方面看,不能说这样的研究没有意义,但是我担心的是,如果由于文化研究者的倡导,‘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成为一种研究时尚,那么,这种研究本身既远离了中国的现实,又很容易遮蔽、忽略或遗忘掉真正的、更需要关注的现实问题,也很容易使文化研究演化为一种话语游戏而脱离开它所倡导的社会实践,还很容易使文化研究获得了一种‘全球性’却丧失了它所应该具有的‘中国性’。”相比较而言,赵勇的立论更凸显学术性的同时也明显地表达出他弱势群体代言人的立场。 除了童庆炳、赵勇连续著文批评“日常生活审美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钱中文、杜书瀛两位权威人士也加入了批评者之列。杜书瀛在2004年发表了四篇批评论文,尤其是《文艺学向何处去》对当前活跃在理论前线的中年学者一一做了评点。例如,认为陶东风“当代形态的文艺社会学”的方案“眼界小矣”,对金元浦的“文化研究”要有耐心、热情,赞同高小康“从文化批判回到学术研究”的立场但要等待下文,陈晓明“理论无国界”激进、聪慧,曹卫东“跨文化维度”角度“窄”……最后,他以开明、宽和的态度表示,当前非常有必要对审美和艺术的新现象如网络文艺、广场文艺、狂欢文艺、晚会文艺、广告艺术、包装和装饰艺术、街头舞蹈、杂技艺术、人体艺术、卡拉OK、电视小说、电视散文、音乐TV等现象做出理论解说。我们还应该走出以往“学院美学”的狭窄院落,加强美学的“实践”意义和“田野”意义。美学绝不仅仅是“知识追求”或“理性把握”,也绝不能仅仅局限于以往纯文学、纯艺术的“神圣领地”,而应该到审美和艺术所能达到的一切地方去,谋求新意义、新发展、新突破。 其他直接或间接参与讨论的人士也有可观的立论。比如,钟仕伦通过阐释马克思的一个美学命题“美学上的反感”,祛除了日常生活审美化中的“非美学”因素,敞开由其所遮蔽的美学的本来面目及其真正价值,使人从现代技术挤压下的“碎片”变成感性完美的人。同时也让美学从艺术哲学回到自身,切实展开对越来越复杂的人类感性世界的科学认知。邱晓林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日常生活审美化作全局性的透视和批判,得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研究不可缺少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野的结论,告诫学界警惕其成为消费意识形态的合谋而不自知。傅其林则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本身就包蕴了消费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它是现代性逻辑发展的结果,也是现代性悖论的一种经典形式,犹如波德里亚所言“完美的罪行”。马睿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术语不仅不贴切,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是人文知识的产物,是人文知识与消费时代相互介入的结果。它作为知识话语存在着明显的脆弱性、虚假性和移植性。而作为这一知识话语生产者的人文知识分子又存在立场的不稳定性、群体的多重性和批判的有限性等问题。任真却是采用波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和罗兰·巴尔特的大众神话理论来对消费社会的审美化途径加以描述后又认为,在消费社会中个体的真实性被有意掩盖,其审美状态也被有意地保留在快感阶段。阎嘉以“农家乐”商号的餐厅为例,对一个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文本做出别开生面的文化解读。 面对文学研究向泛文化领域探索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笔者也曾经提出了与英国当年从利维斯到霍尔相反方向的诉求。笔者以为,“大而化之的泛文化研究毕竟与文学研究本身存在着间隔与差距”,需要“形成一种新的、非先验理念至上的、非体系化、非学科化的文学研究范式”。还有学者更提出“回归到文学研究之中将是它的最佳选择”这种由乐园到失乐园再希求复归到“复乐园”的返本主张。 三、 两大论争中暴露出来的一系列问题 这两组问题本身就互相粘连,在论争中也时分时合。就学理的层面来看,首先是由于英美“新批评”派采用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学派的“文学性”的概念,采取冻结“文学”的定义、本质等问题,继之以对“文学性”的追问。试图以漂浮于历史和现实各处的“文学性”来考察文学,在“新批评”研究者那里本来是想转换方式,迂回突破那个“文学是什么”的千古难题。但在客观上,这种策略势必将文学由传统观念所圈定的象牙塔向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扩散开去。“文学性”使原来被视为铁板一块而凝固化的“文学”得以解冻,松绑后的文学就随“文学性”在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渗透、扩散而蔓延开来。许多原来与文学不沾边的东西因为不同程度上具有了部分“文学性”,比如流行音乐(尤其是曲词)、书法、绘画、电影、书卷气十足的家庭装潢等。这样一来,“文学性”到了哪里,“文学”也就到了哪里。至少在中国大陆,对“新批评”的接受产生了如此始料未及的结果。当时,许多虔诚于“新批评”文本细读的学者因为引进多年后都没有出现一部成功的细读样板而忧心忡忡。但是,风物长宜放眼量,又过了多年之后,我们不再因为拿不出中国化的细读经典而羞怯。因为,从文化批评或文化研究的观念、角度来看,“新批评”为我们摆脱本质主义文学观念和意识形态理论的束缚大有助一臂之功。 “文学性”在漂移,文学就不会闲着,它也跟着发生了位移。在法国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那里,“文本”的范围被扩大了,由传统上所理解的“书面语言书写”的文本扩大为将“社会”也视为文本。自此往后,文学终于位移到明显地不再是传统文学领地的时候,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大问题就不能不提出来了。有没有文学的边界,本来不是个问题,当下的学界热衷的却是想弄明白“边界的底线到底应该在哪里”,这才是重要且令人关注的。而这种热心于再次确定出“文学的边界”或“文学研究的边界”,目的也在于可以用这个“边界”的规范、尺度为武器,来圈定当前学术界里哪些研究是文学研究,哪些研究不是,从而可以对那些个“跳出了圈子外”的不务正业者们亮黄牌警告:注意啦,你的研究苗头不大对劲了。如果从事“泛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文化研究的学者们面对警告还不肯回头去研究文学正业,那就有被亮红牌之虞!也就是说,这种关于边界的论争背后出现了一个话语权力或话语权威的问题(这里暂不采用西马所谓的“话语霸权”,但内涵则是一致的)。 也就是在这个底线的灰色地带,大众文化研究与传统的经典文学研究发生了边缘碰撞。这个边缘地带就是“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和“审美的日常生活化”。我们猛然一听,文学开始“扩容”、“扩张”了,可以进入日常生活了,“那不是好事情吗?”我们会非常高兴于文学家族的壮大。但是细加推究后,发现没有哪位学者明确反对文学的“扩容”泛化,也没有哪位学者明确表示传统的经典文学理论“过时”而价值不再。既然如此,怎么还会争论得很激烈呢?详察其文可知,争论的焦点在于到底应该把研究的重心放在传统的文艺理论领域,还是应该放在新兴的广告设计、街心花园、广场文化、家庭装潢上。这也会令旁观者或一般的文学学者、大学师生们大惑不解:各随研究者的兴趣好了,白菜萝卜各有所爱嘛。细究其里,在争论的焦点背后,有研究者的视野的不同、社会现实中的身份(处境)的分别、话语领导权的支配问题、研究志趣的问题,更有研究者代际知识结构的差异与思维方式的分歧。 这场论争的焦点起先是关于文艺学研究重心究竟应该放在传统的文学研究领域还是新的拓展疆土上,因为论争双方谁也没有说对方的研究对象就不能存在。因此,问题的关键其实不在研究对象或疆界,而在于研究者的兴趣——即重心所暗含的价值倾向,而倾向背后则凸显出的是价值立场——不仅仅是学术立场,更是研究者安身立命的社会立场,这就与学术之外的知识分子身份、地位、既定权威等因素发生了千丝万缕的缠绕。就此而言,李春青教授的分析是鞭辟入里的。论争中各位方家对不同主张的争鸣中都对自己的立场做了反复的申述、补充,也发现了对方的许多被遮蔽的方面。这里没有必要再去一一罗列。笔者只想谈一个学界论争中不为人们关注的侧面来做一点分析、批判。我们从一个细节来考量论争双方的代际知识结构的差异问题以及由此所导致的思维方式的分歧。 我们就具体到以令人尊敬的童庆炳先生和风头正健的陶东风教授的论争为例。童先生对经典文学及其理论的虔诚恪守令人景仰,而且他曾经在90年代末撰文论述过文学可以有五十个维度,可见其治文学研究之思想的开阔、开放、开明。可是在这场论争的行文中,多次列举他自己和远在福建乡村的农民弟弟一家的生活来说明其学术观点。这固然可以说明自己(或自己所代表的相当一部分学者)的立场,但就艺术理论的角度而言,这是用生活中的问题论证文艺中的问题,而不是从文学材料或文学文本出发来论述问题。用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术语来说,就是用“生活真实”来讨论“艺术真实”了。而且从逻辑推理的角度来看,不能因为A是如此,那么非A就必定不如此。何况以含有局部属性的例证来证明普遍性命题、以个别求一般、以具体现象求得抽象判断的结论,这样的推理在逻辑上是不怎么可靠、不十分妥当的。五六年的时间里,在多篇文章、多个讲座上反复采用几个相近似的生活事例来论证文艺理论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多多少少令人产生一层疑问:这样子多年重复做着雷同的单向度价值判断,研究者的知识结构保持着超稳态,是否有某种调整的需要?其研究问题的思维方式是否也需要一定意义上的拓展?如果喜爱某一类别的实例,比如农民艰难的生活处境问题,流动人口的问题,也完全可以作为研究课题,做出“文艺在我国某地乡村中的实际情况”之类的田野调研报告。尽管这种论题显然未必在多大程度上属于经典文学理论研究的范畴,但作为文学研究泛化形态的文化诗学或范围更其广大的文化研究则可以把“文艺在我国某地乡村中的实际情况”之类的田野调研报告囊括其中的。从事这样的田野实证工作,也十分符合论争中一些学者站在弱势群体一边的立场。倘若如此,有定性又有定量的研究,尤其是田野的实证分析,肯定比那些依据单个人的生活直感与直观见闻之所得更具有说服力。 这样提示文论权威批评中的白璧微瑕,应当不会被理解为“大不敬”。这是就事论事,是对事不对人的分析。同样也不要被理解为:既然找一方的不足,就是站在另一方的立场上说话。确实未必如此。尽管申报本课题之初,真的想虔诚地维护文学的“纯洁性”。但随着探究的不断深入,笔者努力坚持的是学术的立场,而非自己当初的个体价值偏向,更不是其他“某某派”(如果可以称之为派的话)的立场,尽管论争中的不少学者都为笔者所熟悉,既听过他们的讲座,也接待过他们的来访。因此,下面就要设身处地对陶东风教授展开一番学理式的探讨。 陶东风教授在2002年提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本意似乎想避免文艺理论的僵硬、板滞,拓展文艺学的研究空间,为首都师范大学的文艺学学科建设带来一些新气象,借以形成他们的文艺学学科特色。而且,他很想采用新材料、研究新领域、更新知识结构,形成新的文艺研究思维形态,拿出一些新的“实绩”来。草创中遇到一些不同的看法,产生一些不同的认识,自然是好现象,总比投石入海不见声响要好。于是就撰文讨论,想撞击出一些火花。不曾想陷入了文化研究的争议泥沼中。在展开论争的过程中不得不对概念指涉作一些澄清,对这样尝试的研究价值做出辩护。但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论战中陷于观念、术语之间兜圈子,或研究者价值立场的辩护,没有拿出多少扎实的个案分析的“实绩”来说话。这样一来,辩论更加激烈,反倒分散了精力,未能遂其心愿地搞出几个调查与论证都扎实有力的新个案来做“实绩”,支撑自己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主张。 陶东风多次回应赵勇“谁的日常生活在审美化”的质问,承认他研究的问题比较集中呈现在中国沿海的一些发达区域,并且也同意童先生、赵勇指出的中国大部分的山区、西部地区农民和城市里的许多下岗工人的生活出现贫困化的事实。因此,我们发现,双方讨论的其实是两个可以并行不悖的局部(尽管这“局部”也已经很庞大)的问题。而且双方的命题也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双方的分歧从逻辑上来看,不是同一个命题衍生出的互为逆否的命题,而是可以各自为其所好而避其所恶。综合或整合双方的立论,恰恰可以让我们对中国文论界的相关问题有个比较完整而非片面的了解。 为了回应“文化研究是泛泛而谈”、拿不出什么有分量的论证个案之类的指责,“日常生活审美化”论者们也想避免“空对空”地停留在概念之争或仅仅满足于不断地表态(展示立场而不再深入研究)。在他们执掌的《文化研究》网站上就推出一系列的个案研究和博士、硕士、学士论文。其中,任晓雯的硕士论文《〈大话西游〉与“文革后一代”的主体性建构》就可圈可点(2003-8-26发布)。该文论述《大话西游》接受变迁史的部分,资料扎实、文献梳理完备,但是写到“文革后一代”的部分就像是从旁加上去的一个蹩脚拐杖。文章末尾归纳出了几点简单化约的结论显得大而无当、浮泛笼统,如果脱离该文的材料和语境,放到另外一些地方似乎也一样适用。这样一来,该文将一些流行的理念框子加诸实证之先或之后,凌越文章的血肉,造成灵与肉的不统一。此乃学术一大忌。如果这样做可行,就完全可以取消论证,人人可为上帝,人人可以制造或发明他“自以为是”的《圣经》。倘若如此,则学术危矣! 陶东风又指出,“试图通过确立‘文学’或‘文学批评’的‘边界’来把文化批评驱逐出去是无济于事的。因为边界似乎无法确立;但是他指出的‘文化批评’‘连对于文学现状也缺乏实事求是的阅读和把握。批评和文学脱节,批评的空泛甚至滑向与文学无干的边界’的现象是存在的。”“真正的问题毋宁是:文化批评虽然不同于‘内部’研究,但是它同样也是应当具有理论性与学理性的,同样应当扎根于文本的解读,它与内部批评的分别不是一个是根植于文本细读的而另一个是脱离文本的胡说八道;只能说是它们解读文本的方式乃至目的是不同的。文化批评并不是、或主要不是把文本当做一个自主自足的客体,从审美的或艺术的角度解读文本,其目的也不是揭示文本的‘审美特质’或‘文学性’,不是做出审美判断,它是一种文本的政治学,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文本所隐藏的文化—权力关系,它基本上是伊格尔顿所说的‘政治批评’。” 需要指出的是,就连陶东风也对从事文化研究的部分学者脱离文本空发议论的做法颇有保留态度。他也在强调文化批评需要对文本细读,只是读出的成果不再是“文学性”,而是政治,不同于曾经统治我国几十年的庸俗社会学的政治。我们知道,伊格尔顿的文化研究中有着明显的意识形态烙印。这样一来,这种“新的政治批评”之新颖的思想维度和思想方式究竟将结出什么样的硕果?如果让他们现在就得出结论,似乎言之太早。但笔者不能不为这种“新的政治批评”之发展前景提出一点悬疑:以虚构的文学作品的经验材料去讨论、干预社会现实时,会不会由于混淆生活中的实然与文学想象的或然而造成臆想的不可靠或者解释的主观化呢?或许,倡导者们胸有成竹而笔者是杞人忧天?如果能够对他们的学术建设有参照之益,则笔者的这种悬疑就已经达到了它应有的效用。 注释: (1)(10)[法]雅克·德里达《明信片》(Lacartepostal),Parris :Aubier-Fammarion,1980,P.212。英文版The Post Card,Translate by Alan Bass,Chicago press 1987,P.197。 (2)(4)[美国]希利斯·米勒:《全球化和新的电信时代文学研究的未来》,《文艺报》2000年8月29日。[美]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3) The Future of Literary Theory,edited by Ralph Cohen,Routledge,1989.汉译本见[美]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M].程锡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P132. (5)J.Hillis Miller,On Litera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2,P.1. 中文译文参见金惠敏:《图像增殖与文学的当前危机》,《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第167页。 (6)钱中文:《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理论的前景》,《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 (7)童庆炳:《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文学批评会消失吗?》,《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8)李衍柱:《文学理论:面对信息时代的幽灵——兼与J·希利斯·米勒先生商榷》,《经典文本与文艺学范畴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9-62页。 (9)陈晓明主编:《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之第一章《现代性城市与文学的现代性转型》(李洁非撰写),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2、63页。 (11)[美]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12) 李建中、孙宗美:《技术理性时代的“泛文学化”回归》,《襄樊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第53页。 (13)参见李建中、肖彗君:《技术理性时代汉语文学的命运——“技术化社会与汉语文学的文学性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社会科学报》2004年7月22日第3版。 (14)孙兴义、牛军:《文艺学与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文学评论》2002年第6期,第187页。 (15)(16)童庆炳:《文艺学边界三题》,《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第58页,第56-57页。 (17)童庆炳:《“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中华读书报》2005年1月26日第12版。 (18)陶东风:《也谈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中华读书报》2005年2月16日第12版。 (19)田忠辉:《文化诗学的三个问题》,《文艺争鸣》2004年第6期,第125页。 (20)李春青:《关于“文学理论边界”之争的多维解读》,《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第25-26页。 (21)陶东风:《日常生活审美化:一个讨论——兼及当前文艺学的变革与出路》,《文艺争鸣》2003年第6期。 (22)陶东风:《研究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的三种范式及其西方资源——兼谈“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并答赵勇》,《河北学刊》2004年第5期。 (23)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第92-101页。 (24)金元浦:《当代文学艺术的边界的移动》,《河北学刊》2004年第4期,第100页。 (25)童庆炳:《文艺学边界应当如何移动》,《河北学刊》2004年第4期,第102页。 (26) 赵勇:《谁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怎样做“文化研究”——与陶东风教授商榷》,《河北学刊》2004年第5期。 (27)(28) [匈] 阿格妮丝·赫勒著:《日常生活》“中译者序言”,衣俊卿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8页,第64页。 (29)(33) 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 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30)陶东风:《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新文化媒介人的兴起》,《文艺争鸣》2003年第6期。 (31)王德胜:《视像与快感——我们时代日常生活的美学快感》,《文艺争鸣》2003年第6期。 (32)黄应全:《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中西不同的“美学泛化”》,《文艺争鸣》2003年第6期。 (34)鲁枢元:《评所谓“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审美日常生活化”的价值取向析疑》,《文艺争鸣》2004年第3期。 (35)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社会学的重建》,《文艺研究》2004年第1期。 (36)阎景娟:《从日常生活的文艺化到文化研究》,《文艺争鸣》2004年第1期。 (37)陈晓明:《历史断裂与接轨滞后:对当代文艺学的反思》,《文艺研究》2004年第1期。 (38)(39)赵 勇:《再谈“日常生活审美化”——对陶东风先生一文的简短回应》,《文艺争鸣》2004年第6期,第20页,第21页。 (40)杜书瀛:《文艺学向何处去》,《文艺争鸣》2004年第6期,第14-18页。 (41)唐小林:《全国“消费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6期,第138页。 (42) 姚朝文:《文学研究与泛文化研究》,《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2期,第17页。 (43)王毅:《文化研究何处去?》,《河北学刊》2004年第3期。 (44)浏览“文化研究”网站内的“学位论文”专栏。http://www.culstudies.com/rendanews/11qy.asp (45) 陶东风:《前言:文化批评何处去?》,“文化研究”网站2003-4-9。http://www.cuistudies.com/rendnews/displaynew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原载：《文艺争鸣》 2007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