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2年，董希文受命创作油画《开国大典》。 在满怀民族独立和国家新生的喜悦和激情中，画家在空间狭小、物质环境简陋的画室中，用较短的时间，完成了这件经典之作。当这幅凝聚着高超写实技巧和敦煌传统研究的油画被送进中南海，接受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的审阅时，毛泽东站在画前沉思半晌，说了两句话：“这是中国。中国是一个大国。” 这是文艺作品塑造国家形象的一个生动故事。 200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 周年。回顾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在塑造国家形象的索中，如何与时俱进、不断扩展历史视野和政治广度，不断丰富文化含量和工业规模，总结这方面成绩和经验教训，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随着新世纪中国国力显著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突出，中国核心价值观影响力不断扩大，中国承担国际事务的责任愈益加深，中国文艺包括中国电影如何更好地塑造和传播国家形象，将是一个更加繁重和迫切的任务。国际人士关心中国的发展，提出“中国形象没跟上中国变化”，（1）这更提醒我们，要潜心研究中国电影怎样面对21 世纪的国家形象塑造和传播问题。
一、银幕上国家形象的跨世纪变化 1949 年，当新中国成立之初，一个古老的民族欢庆新生，百废待举，希望和各国和平共处，急迫地想要跨进现代化建设的轨道时，面临的国际环境却是反对势力的围堵和封锁，甚至还经历了战火烧到家门口的朝鲜战争。在冷战延续了近30 年之久的国际环境中，国内建设也付出过沉重的历史代价。在这样的历史境遇中，国家形象的塑造和确立，始终是一个战斗和独立的主题，是一个外御列强、内唤不屈的民族主义形象。就中国电影而言，这一历史性形象，可以说从20 世纪50 年代，一直贯穿到90 年代后期。油画《开国大典》完成于1952 年，但历史史诗片《开国大典》却在1989 年问世。规模巨大的战争系列片《大决战》、《大转折》和《大进军》贯穿了整个90 年代的十年。这既标示了一种国家形象观念的定位，也折射了民族历史心理的延续。 但是当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30 年的国家进步和国力增强，特别是全球遭受75 年来最可怕的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时刻，昔日围堵和唱衰中国的发达国家，正以现实的姿态评估形势：“没有哪个国家会从这场金融危机当中获得经济上的好处，但少数几个国家（尤其是中国）将获得更强势的全球地位。”“危机爆发前，美国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已经连续7 年减少。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今后25—30 年间超越美国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这个新兴国家日渐增强的经济实力也提高它的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2）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在20 世纪50 年代之初，还只是一句振奋人心的充满理想色彩的口号，但在当下，已经是一个全民共同努力付诸实施的现实任务。不言而喻，国家形象的塑造和传播，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 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写道：“‘事事不如人’这一鸦片战争之后一直缠绕着中国人的梦魇，至此遁入暗夜。晚近十多年来，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多有恢复，文化悲情意识逐步淡化，过去常常引发强烈民族主义的‘1840 情结’，不再居于主导地位。另一方面，愤青式的激烈反传统思潮同样渐失话语主导能力，极端文化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已成为边缘。”（3）一种新的、明朗的、多元的、传统和现代文化交融的国家形象话语，正呼唤着中国电影人去创造、去探索；一种新的中国电影生产力，正等待着国家主管部门和民间电影经营机构去设计和打造。 20 世纪50 年代之初，中国电影以《白毛女》、《钢铁战士》、《中华女儿》和《新儿女英雄传》，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卡罗维·发利电影节上引起注目，获得奖项，展示了国家形象，以刚毅、坚强、不畏牺牲的英雄主义，彰显了民族独立的主题。国家形象通过硝烟弥漫的战斗故事来确立，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民众争取独立和建构国家的历史进程，是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持续的银幕话语。民族国家诞生的影像历史，主要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漫长革命战争和抗拒外敌的中日战争，构成一种系统性的影篇章，一直延伸到20 世纪90 年代的《大决战》及其续集系列。这在确立国内观众的民族自信心和国家历史观的目标上，是充分地实现了预定目标的。但是，在面向国际社会树立和传播国家形象，获取不同民族、不同信仰和不同文化人群的理解和共鸣方面，是有历史局限性的。国家形象的确立和传播，肩负着对内、对外的全面性、历史性的展现任务，这是民族国家生存在国际社会环境中的历史和现实处境所规定的。 在20 世纪后半叶，展现民族国家形象的另一个电影文化策略，是拍摄中国古典戏曲片和营造古典题材历史片，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来实现国家形象的传播。这一电影文化策略的软实力效应，以1954 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请各国外交官观看戏曲片《梁山伯和祝英台》所达到的良好反映最为明显。爱情主题是人类主题。这部被冠以“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戏曲片所产生的国家形象传播效应，堪称50 年代中国形象柔性传播的优化效果之最。但是，在左倾思潮泛滥、国际化野狭窄的年代，这一经验非但没有上升为对外文化传播的可持续策略，而且淹没在1966—1976 年十年动乱的滔滔浊浪之中。为期十年的文化革命运动，成为扭曲和损坏国家形象的非常岁月。 20 世纪中后期，中国电影塑造国家形象的内向性、封闭性和强烈民族主义色彩，是与以下几个方面的历史原因相关的。 首先，是国际环境的特殊性使然。在20 世纪50—70 年代，处在冷战时期的中国，遭到不同敌对势力的围堵和孤立，导致中国政府和民众身处危境的警惕心理和自卫意识，形成具有民族主义气息的国家形象电影，是很自然的。《新儿女英雄传》（1950）、《中华女儿》（1950）、《平原游击队》（1955）和其后的《上甘岭》（1958）、《英雄儿女》（1964），突出地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抗击外敌的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在冷战的特殊历史时期，对凝聚民族团结和坚定国家意识，这些电影作品起到了明显的导向作用，艺术上也达到一定的高度。 其次，新中国建立之初，面临复杂、艰巨的多方挑战，树立社会主义国家观念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地位是任何新政权的当务之急。因此，国家形象的影像建构，突出人民革命的斗争史和胜利史，强化主流意识的询唤功能和广大受众的主体建构，成为电影中的持续性表现主题。从20 世纪50—60年代的《南征北战》（1952）、《万水千山》（1959）、《战上海》（1960）、《霓虹灯下的哨兵》（1964）、《青春之歌》（1959），一直延伸到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开国大典》（1989）、《毛泽东的故事》（1991）、《周恩来》（1991）和《大决战》系列。特别是在90 年代整整十年左右的时期里，由影像建构的中国人民斗争史和胜利史，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成为广大观众实现新长征的鼓舞力量，而且，由于规模化、大投资和高科技的物质保证，达到了全新的政治高度和历史想象，弥补了前20 年欲达而不能的历史局限，这些电影在电影艺术语言方面，亦合理地吸收国际战争史诗电影的表现手法和经验，（4）为国家形象的宏伟和丰富表现，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其三，中国民众中深植于心的“1840 情结”所积郁的创伤型民族主义，是20 世纪中后期建构国家形象中的内向型、封闭型电影叙事的文化根源之一。 19 世纪鸦片战争以降，中国在西方列强侵略、蹂躏下的失败、屈辱和抗争情结，成为延续一个多世纪的民众历史文化心理。银幕上抗击外侮、同仇敌忾的反侵略故事，成为民族主义集体想象和国族意识的集中投射。抗日战争题材因此成为一个延续不断的历史文化主题，成为了民间传说和民族寓言式的故事源泉，英雄原型和国族想象赖以不断延伸。但是，民族主义视角的局限性也明显暴露，中国抗日题材电影少有上升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人类视野和全人类悲剧的升华性作品。虽然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国抗日战场，是全人类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功绩和民族牺牲具有突出的全人类价值。然而中国电影人在开掘和展示这一历史题材中的民族主义视角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当然，《东京审判》和《清凉寺钟声》试图在国际视野和人道情怀方面有所突破，但在思想深度和艺术表现方面都未尽如人意。值得意的是，日本电影创作者在近期的战争题材电影中，既有宣扬强烈民族主义、美化“二战”中的日本军人的影片，却也有显现人类价值的关注和民族罪责拷问的作品问世。更不必说近期欧洲电影中“二战”题材的不断延伸和人性深度的挖掘。这一切都值得中国电影人的关注和思考。 而中国电影的国家形象建构，在两个世纪交替的分界线上，也呈现出逐渐清晰的变化。1995—2000 年是中国电影实施“九五五○”工程，创造50 部精品的电影发展时期，也是银幕上国家形象建构的重要时期。《横空出世》、《国歌》、《我的1919》、《鸦片战争》、《惊涛骇浪》等影片的制作以远为广阔的历史视野来体现国族想象和人民忆。非共产党人和知识分子的爱国者形象，在主旋律影片中开始渐渐出现，历史进程中个体生命的价值开始进入人们的电影视野，中国银幕在20 世纪之末的最后时光里，思考如何将宏大历史叙事和个体生命价值融合为一的主题带入21 世纪电影之中。很显然，新世纪以来，《张思德》、《云水谣》、《太行山上》、《我的长征》，特别是《集结号》的相继而来，将这一人文关怀的主题日益深化。当然，与电影银幕相呼应的长篇电视剧《历史的天空》、《亮剑》、《士兵突击》和《暗算》也毫不例外地呈现出遥相呼应的开掘。国家形象和个人生命、历史进程和个体奉献、民族自信和大国心态、全球视野和人类意识，在世纪之交的公共视野中，越来越成为社会呼唤和观众期待的电影形象和人文主题。
二、中国形象建构的国际性和现代性 2008 年对于中国和世界来说，都是极不平常的一年。 中国形象因为这一个波澜迭起、充满挑战的年份而受到国际社会的格外关注。经历了早春时节南方雪灾、“5.12”大地震、西藏事件的国际挑衅等压力，中国仍然以举国之力成功举办了2008 北京奥运会，完成了宇航员太空活动……这些重大国际盛会和科研探索。在面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时刻，中国积极投入经济力量，承担化解危机的国际责任；派出舰队前往索马里附近海域参与护航和国际动；在缓解中东和南亚紧张局势中，中国投入关注和承担调解人的国际使命等等，都表明了中国已经成为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并越益深刻地卷入国际事务中的一个国家。（5）中国参与和推动的人类性科考活动也正在扩展。中国的南极科考站正在继续进行扩建和完善。有消息说，中国领衔建造新型大型国际空间站的计划也在酝酿之中。（6）虽然，也有的论者认为“中国的强大和脆弱同时呈现在2008 年”之中，“中国的服务业非常落后”，“中国成为一个高科技强国这一诱人前景”还要花上很长时间，还有很大障碍，等等。然而，2008 年的中国已经证明自己是一个承担着重大国际义务的国家这一事实，却是不容置疑的。“中国的事情就是世界的事情”，世界和中国已经紧紧联结在一起，是越来越被人承认的共识。 更重要的是，在经历中国改革开放30 年，在感受自己国家的进步的历程中，中国国民的心态发生了重要变化。自信、理性、责任、沉着和国际意识，已越来越体现在中国国民的意识和心理结构之中，逐渐摆脱被侵略、被屈辱历史造成的压抑心态和情绪化冲动，摆脱内向化、创伤型民族主义情绪，开始形成平等、理性而自信的国际观察目光和人类共同命运的国际意识。（7）因此，许多外国人感叹：“中国形象没跟上中国变化。” 2000 年以来，银幕上的中国形象，出现了以中国古装武侠片为系列的象征性中国形象。《英雄》、《十面埋伏》为其先；《无极》、《夜宴》和《满城尽带黄金甲》继其后，形成了一个跨国界、商业性的大片现象。这种凭借古代英雄和大国神话掀起的银幕风潮，客观上起到了中国形象的另类塑造，形成一种新的国家形象表达方式。呼唤历史上的大国还魂，映照现实中的大国梦想，既是国人在潜意识中洋洋自得的心理需要，也是西方世界的“中国崛起论”和“中国威胁论”流行下的一个银幕注脚。 诚然，“超级商业大片所遵循的完全是资本逻辑、经济逻辑而不是文化逻辑”。（8）但是，它却是社会体制改革的必然产物，它合乎总体意义上的电影产业发展逻辑。2000 年以来，中国商业大片的系列化投产，正是90 年代后期，电影产业市场化政策不断深化、不断成熟的一种表现。“尤其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电影已经不可能在一个绝对封闭的环境里走向繁荣和发展，海外市场必然也是中国电影的另一个出口和推动力。”（9）当中国电影体制改革的深化，使电影的主流价值、主流文化和电影的市场效应密不可分的时候，中国形象的展示也就不能从市场体系中剥离出来，以过去的模式划分成“政治功能”和“商业利润”各自为政的任务。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发展进入第二个30 年时，中国电影中国家形象塑造的国际化特色和现代性特色，就格外自然地提到日程上来，成为一个顺应时代需要的文化主题。 在中国和世界的关系进入更加紧密相关的时代，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的银幕工程，第一，需要有更强的现代性和国际性电影文化观念；第二，要建构适应新形势的电影生产力。 在中共十六大和十七大召开以来，以建设“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作为建设现代化小康社会的政治纲领，中国经济社会的政治改革和现代化进程得到了快速发展。尤其以2008 年的全民团结抗震救灾、抵御冰冻、公开处理毒牛奶事件、积极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体现了一个管理有素的现代国家形象。中国电影和电视剧在反映这些时代风貌的课题上，还有待改进。我不是说要追每一个热点事件去“写中心”、“唱中心”，而是说，我们写历史故事、拍中国往事驾轻就熟，精益求精。宫殿、龙袍、廊柱、宅院、武功、刀剑……客观上形成中外观众耳熟能详的影像中国符号。这是市场上拉近、精神上推远的电影文化策略，可能在票房仓库落成之时换来的却是形象废墟。这和现代中国的现实空间生产南辕北辙，跟“鸟巢”、浦东、三峡、动车、民工、村道……这些空间符号越趋越远。现实空间生产和影像空间生产之间的矛盾对立，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深思。 不错，我们有《任长霞》、《东方大港》、《青藏线》、《超强台风》、《天狗》、《我的左手》，特别是《云水谣》、《集结号》这些聚焦当代，主导舆论的电影篇章。主管部门的关怀和创作人员的心血倍加可贵。但是在展示现代中国的重大变革和人文精神，在描写各领域中的平凡而优秀人物——诸如航天战士、奥运建设者和志愿者、科研战线的无声探索者、抗震救灾战斗员、进入新农村的大学生——的新的艺术形象和心理、性格方面，还面临许多不足，更面临着困难。在电影的市场体制越益健全，电影的娱乐功能君临天下之时，要求反映现实和票房超标的议论几近梦呓。然而，仔细观察和分析一下美国电影年产量中的不同题材影片，会发现反映国家形象和人文关怀的作品，也占有相当比例。日、韩电影之中也不乏类似的例子。而处于民族复兴期的中国，不能缺乏具有人文深度的当代作品，如何在面对市场现实、承认媒体竞争的环境中寻找能被观众接受的现实题材电影叙述形式，成为我们需要长期探索的攻坚难题。 建立现代性和国际性电影文化观念，就是要在人文精神和价值观上，以中华文化的特色和优势，参与人类普世价值观的建设和拓展。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法治、市场、经济理念……不但不是西方专有，而且，当代中国正由“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人类终极关怀和发展理念，在精神上和实践上，丰富和充实普世价值的当代实践。“自由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面旗帜。《共产党宣言》中，‘自由人联合体’那段名言早已众所称道：‘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一生的著述以及执著的追求，无不是为了人类的自由解放。”“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在崇尚自由的价值与追求的目标上是一致的，但对于如何实现自由的途径则有着某些差别。”（10）在新世纪全球化经济和文化总体发展中，中国模式正越来越受到关注，尤其是这次全球金融风暴对美国资本主义模式的冲击及对其价值观的疑虑，更引发国际社会和不同人群的思考。“对于‘中国形象’的文化合法性阐释与‘文化中国’图景的建构，对于‘中国’意涵的不断阐释，也是对中之为一种人间秩序和人世生活的应然之维的绵绵不绝的开拓、天道与人心的廓然意象，一以仁爱宽和、厚道中庸、博大中正和进取向上为归依。文质彬彬、坚毅刚卓，此其为中华也。这是‘中国形象’文化合法性的必要内涵，更是全球化时代，文化与制度竞争形式下，中国知识思想界应予传承接续的未尽伟业。”（11） 建构表现中国形象的新的电影生产力，是实现上述人类关怀和普世价值的物质保证。没有充实而强大的电影工业系统，没有与时俱进的电影创作队伍，人文价值的体现也是一句空话。在中国具体环境下，电影企业的建设，电影创作队伍的成长，还不能全靠市场之手来完成，国家主管部门还需发挥主导性调节的功能。 电影生产力的规模、质量和文化艺术含量，是决定一个国家电影水准及其在世界电影中地位的根本条件。一定的电影生产力是由一定的文化观念、政治目标和资本规模的指导下形成的。一定的电影生产力也会由市场、经济和政治形势、文化思潮和受众演变而起落。美国电影生产力作为全球市场供应商的自我定位，贯穿了20 世纪百年，到上世纪90 年代更显其覆盖各大洲电影市场的生产能力和文化霸权。 苏联电影生产力的定位和盛衰也是一个值得论述的恰当例子。作为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下电影工业的典型，它塑造国家形象的功能，在冷战时期进行美苏对峙的文化博弈作用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苏联电影在塑造国家形象的文化策略，有以下几个方面：（1）描写革命领袖和苏联人民在十月革命和卫国战争的奋斗史和胜利史；《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宣誓》、《攻克柏林》和《难忘的1919》，充分地表现革命领袖与苏联人民的密切关系，塑造国家形象和询唤人民记忆达到了雄伟化和系统化的程度。时至今日，《攻克柏林》仍然是一部辉煌的大片。更不必说战争系列片《解放》、《莫斯科保卫战》等等所达到的全景式史诗规模。（2）描写俄罗斯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弘扬俄罗斯民族主义精神。《彼得大帝》、《苏沃洛夫元帅》、《库图佐夫》《音乐家格林卡》、《莫索尔斯基》等等，展现俄罗斯文化对世界的贡献。（3）冷战时期的国际斗争电影，凸显美苏两霸的银幕较量：《易北河两岸》、《阴谋》、《俄罗斯问题》、《他们有祖国》、《一年中的九天》、《第六纵队》、《43 年的德黑兰》等等。 应该指出，苏联电影在斯大林时代和赫鲁晓夫时代，是具有国际目光、全球视野和实现国家形象的规模化生产力的。苏联电影战争史诗和国家形象的塑造，反映了20 世纪50—70 年代相当成熟的电影生产力和电影技术水准。然而，过分单一化的政治意识和民族主义色彩，大俄罗斯主义的文化自恋情绪，限制了苏联电影向全球推广的能量，减弱了感动和征服各民族、各种不同信仰和文化背景的人群的力量。它没有实现人类性、全球化的国家形象感悟力和吸引力，拿今天的话来说，削弱了苏联电影的“软实力”效应，这是特别值得引人深思的一个教训。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当今新俄罗斯电影呈现出另外一番风采。集权性的电影工业系统让位于自由的、多元化的电影生产力组合。索科洛夫（《俄罗斯方舟》2002、《父子迷情》2003）、小邦达尔丘克（《第九连》2005、《人烟之岛》2008）、米哈尔科夫（《烈日灼人》1994、《西伯利亚理发师》1998、《汉怒汉》2007），尤其是季莫·贝克马贝托夫在通过《守夜人》（2004）等俄罗斯动作片展示才能之后，在2008 年跻身好莱坞，拍摄了具有俄国色彩的枪战片《通缉犯》，体现了全球化时代跨国界、地域性文化互动和生产力重组的文化潮流。 面向未来30 年的中国电影生产力重组，承担着全方位中国形象塑造和传播的任务。呼唤着工规模、资金组织、电影技术、创作人才和制片人才的前瞻性设计和组合。电影创作人才作为其中最软性的因素，受到诸多外部力量的影响而浮动起落。中国电影生产力中创作人才群体的更新、优化和提升，可能是生产力建构中最令人重视并最令人忧虑的因素，将会在未来时期中受到高度关注并影响着艺术水平的起落。
三、中国形象塑造的多元性和综合性 21 世纪的当下，一个国家的形象塑造，一个国家在不同地域、不同文化和信仰人群中的形象定位，将会是多元性的、多角度的甚至是多细节的因素造成的。造成一个他国旅游者对中国的印象，可能是一个园林、一座城墙、一种小吃、一首民歌、一次邂逅……总之，文化的感悟、文化的影响、文化的记忆对于不同人群、不同性别、年龄、阶层和习俗的人来说，是千差万别的。具体到对电影文化的感受和吸引来说，也是如此。 中国电影塑造和传播国家形象，需要立足于多元化、多类型、多风格的产品开发，从不同题材、不同作者和不同试点出发来表现中国现实的历史，凡人小事和宏大史诗、轻声细语和民族呐喊、个体生命和英雄群像。 近年来，中国电影在描写凡人小事、个体生活、杯水风波和心理感触方面，涌现出大量作品，更引出了一批青年导演。他们手法和风格各异，但注视凡人、着意小事的特点非常相近。昭示了注目个体生命、强调现实人生的创作潮流已然降临。一个重视个人生活的时代，强调个人价值的时代，关注不同个体生命色彩的时代已经降临。《孔雀》、《青红》、《左右》、《苹果》、《立春》、《爱情的牙齿》、《李米的猜想》，特别是《非诚勿扰》……大多属于这种微观、平视、从容和不失优雅的叙事品味。说它是小资归来也行，说它是新知识分子电影也恰如其分。上世纪90 年代，张艺谋导演几次说过：“我没有看见挑战者，我希望有人超越我们，挑战这一代导演。”正如第五代向前辈们的挑战绝不重复父兄，而以一种振聋发聩的民族寓言席卷而来一样，后辈们向第五代的挑战也绝不同于前者，而是以轻声细语、凡人小事的命运悲欢来实现的。银幕上从“群体”到“个体”的描写的变迁，变成了中国形象的缩影。个体生命的绝对价值，个体生命的精细体验的系列表现，出现在世纪之交的中国电影里，并实现了从威尼斯到柏林的胜利展示，是中国形象在世界的一个新的动向。 透过电影展现国家形象，不仅仅是电影作品本身。而且凭借作为偶像的电影明星、电影导演达到的公众影响力，有时超过电影作品本身。新时期中国电影、中国形象，是跟章子怡、巩俐、张艺谋、陈凯歌紧紧集合在一起的，也是跟成龙、李连杰、张曼玉、王家卫……的形象紧紧结合在一起的。北大学者张颐武甚至评价章子怡的形象感召力超过了孔子，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青春象征，发挥着波全球的影响力。电影艺术是最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文化形式，因为明星崇拜本身形成了一种20 世纪的文化传统。当我们提起伯格曼时，我们就联想到了瑞典；当我们说起黑泽明和小津安二郎，我们眼前就浮现出东方特色的日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够哺育出奥黛丽·赫本；能够锤炼成约翰·韦恩或三船敏郎，绝不是偶然的。除了艺术家个人天赋、才华、出众的气质之外，一定是和那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人文环境有深刻的血肉相连的关系。因此一提起他们我们就想到他们所在的国家。不，他们所在的地球，他们所在的人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需要新的章子怡和巩俐，新的成龙和李连杰；我们更需要新的张艺谋、陈凯歌、王家卫、冯小刚，还有独特的、更年轻的贾樟柯……
结语 改革开放30 年中国电影已取得巨大成就，在中国迅速崛起的特殊历史背景下，今后30 年，我们将为世界银幕生产什么？ 当然，还将有更宏伟、更精致的宫廷武侠片、战争史诗片和历史传记片。作为个人，我最盼望、最焦急的是希望尽快有中国的规模化的科幻片和探险片，描写太空和深海探险的科幻片。中国人不只有辉煌的历史帝国的回忆，不只有硝烟中崛起的巨大身影，中国人也应该有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对荒漠和波涛的触摸、对鬼神幻境的神游，应该有生与死、身与心最隐秘最深入最细微的银幕体验和生命想象。近年来，电影理论的追踪性、实践性和产业化研究备受关注，队伍庞大，成果卓著。学科建设不断提升。这是十分令人可喜的现象。这是理论联系实际学风的表现。它直接增加了行业科学发展的理性含量和实证分析，这也是近五年来我国电影跨进的反映。但是，我也时时想到另外一端，为了中国电影的中、长期发展，为了工业体系、电影科技和电影艺术队伍的战略性建设，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关心和尝试建设电影未来学这一专业方面，以备重大决策、宏观调控、协调发展之需呢？
（2）[ 美] 罗杰·奥尔特曼《2008 年的大崩溃——西方的地缘政治挫折》，美国《外交》双月刊2009 年1—2 月号，转引自《参政消息》2008 年12 月27 日，第3 版。 （3）许章润《中国如何炼成〈软实力〉——回看三十年思想线索》，《南方周末》2008 年11 月27 日，E31 版。 （4）《大决战》系列战争史诗电影中，可以看到对苏联战争系列片《解放》、欧美战争片《最漫长的一天》、《遥远的桥》以及日本电影《战争和人》等影片电影手法的借鉴。 （5）杜平《中国正成为国际秩序新支撑点》，《国防时报》2008 年12 月29日，第19 版。 （6） 《中国领衔建新大型国际空间站》《，上海译报》2008年12月25—31日，第16 版。 （7）《中国人看世界，初显大国心态》，《环球时报》2008 年“中国人如何看世界”年度调查，见《环球时报》2008 年12 月31 日，第6—7 版。 （8）饶曙光《国有影视企业与中国主流大片》，2007 年中国电影金鸡奖论坛论文集《国有影视企业的发展机遇》，第76 页。 （9）同（8）。 （10）应克复《自由——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炎黄春秋》2008 年第12 期，第19 页。 （11）同（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