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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著改编不应误读现代意识与大众审美情趣 ——由新版《水浒》剧改编说起

http://www.newdu.com 2017-10-30 中国文学网 郑伟 参加讨论
随着2011年新版《水浒》的播出,四大名著的影视改编暂时告一段落,国家“近期内将不再批准任何四大名著的翻拍立项申请”。这是一件好事,对于我们冷静思考当下名著改编剧生产的相关问题,是有益处的。
    新版《水浒》与1998年央视旧版都对原著进行了大尺度的改编,主要是剔除了其中一些不恰当的成分。首先净化了原著中的暴力血腥气,场面柔和干净了许多。比如武松打虎并没有“从那大虫眼里,口里,鼻子里,耳朵里,都迸出鲜血来”,也没有将潘金莲“挖开胸膛,抠出心肺五脏,供在武大灵前”,而李逵劫法场也不是滥杀无辜“不管军兵苍生就是一排斧砍下去”。其次,剔除了原著的封建迷信思想。小说中原本有“洪太尉误走妖魔”、“忠义堂石碣受天文”两回,写的是梁山好汉的前世与今生,说他们是天罡地煞星转世,后来齐聚水泊梁山,按照石碣天书的授意重新安排了座次。旧版《水浒》将这两回全部删除了,新版则当成是公孙胜玩弄的鬼把戏,批判地保留了下来。这样,既尊重了原著的故事框架,又揭穿了怪力乱神的谎言,改编得很巧妙。第三,淡化女子祸水论的旧思想,有意为潘金莲、阎婆惜争得一份做人的权利。在原著中,她们都是不守妇道、寡廉鲜耻的淫妇,她们被杀乃是好汉替天行道对其做出的惩罚,新、旧《水浒》剧则渲染了她们的自由爱情精神与独立意识。在小说第二十回,阎婆惜威胁宋江答应三件事,包括敲诈宋江拿出晁盖赠送的100两金子。而在电视剧中,这个要求被换成了明媒正娶地嫁进宋家老宅的美好愿望。又如小说中的潘金莲“恁地不识羞耻”,也换成了勤俭持家,爱情失意的寂寞女人形象。经过这样的转化,虽然淡化了原著中的落后妇女观,却容易误导观众对武松弑嫂、宋江杀妾的正义性产生疑惑,也就置换了小说的思想主题。观众对《水浒》剧的非议,在很大程度上便源于此。
    新《水浒》有自己的特色。旧版更加忠实于原著的叙述顺序与人物形象基调,以高俅发迹开场,选用特型演员,性格刻画近于原著。但新版导演鞠觉亮则表示,并不想从历史的角度来拍摄《水浒》,而是希望“从造型、服装跟情节上变成现代人能够接受的东西”。这样设计出来新《水浒》,最大的特点是英雄人物的脸谱化性格有所缓和。比如一帮莽汉,老版凸显了他们“该出手时就出手”的侠义精神,而在新《水浒》中则多了几分生活气息与人情味。尤其是鲁智深在剃度与圆寂之时黯然泪下的场景,犹觉悲凉,花和尚终究难以摆脱世俗的牵挂。又如新版宋江,这一次面对招安的问题,不是过去那种匍匐在地的奴才相,而是将替天行道的大旗呈送给君主作为警示。新《水浒》还融入了武侠剧的一些表现质素,注重武技的展示,朴实而不拙笨,有夸张却没有神话,试图在力度与韵味之间求得平衡,通过环境的渲染呈现“武”的意境。而在原著与旧版《水浒》中,鲁智深、武松、李逵等都是以蛮力取胜。新《水浒》还有个明显特点,便是改变了原著的叙事顺序,安排宋江提前出场,围绕智取生辰纲引出众多好汉的故事。有观众表示这种叙述方式像是电影,人物关系更明了,故事结构较之旧版更紧凑了。
    总的说来,新版《水浒》故事较为完整,叙述更加巧妙,人物形象的立体感强一些;而旧版对于原著叙事风格与英雄形象的把握更为准确,历史韵味浓一些。两版《水浒》各有千秋,又存在着相似的问题,主要是某些现代阐释过了头,又或流于形式的新奇化,遮蔽了原著的基本面目。无疑,这常常就是当下名著改编剧生产的一个通病。若论其病根儿,固然有商业经济追求“注意力效益”的负面影响,却难以掩饰低估大众审美能力,误读现实意识的嫌疑。
    是不是非得从人物造型、服装与情节上织进一些所谓的现代质素,经典名著的价值才能够转化为商业的卖点?至少从网友的反馈来看,他们对新《水浒》人物戴花的造型、青春靓丽的好汉面孔,以及渲染叔嫂间的情愫,便不以为然。这说明,大众并不是庸俗浅薄的看客,特别是对名著改编剧来说,他们虽然也有翻新猎奇的视觉期待,可骨子里不乏捍卫经典传统的忠诚,以及保守主义的文化惰性。高明的艺术家懂得这一点,不会片面地将形式的稀奇认作大众的趣味。对此,杨洁导演曾有过反思,她认为运用特技改造的《西游记》并没有切近现代观众,其教训主要是远离了集猴气、魔气、人气于一身的孙悟空形象,以及原著中家国情、师徒情、儿女情的情感基调。其实,大众的审美是有水准的,他们试图再次领受原著的艺术魅力与文化意味,而不只是把感官娱乐当作好看。眼下很多名著改编误把庸俗当通俗,选择秀场偶像,设计时髦台词,塞加打斗、情色故事,甚至拼接恶搞,胡乱嫁接。这样做不仅亵渎了经典的文化价值与大众审美情感,而且事实上也会妨碍商业利益的最大化获取。
    是不是非得表现人物的双重性格,甚至为反面人物做翻案文章,才是现代人的人道主义精神?也不是这样的。对于名著改编剧而言,最高的人道原则当是尊重原著精神与历史记忆,以供给今人的思想资源;至于能否为个别人物作出更加人性化的理解,应当根据这个原则作出判断。如果改编是接着原著说下去,既能够尊重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又能够有效提升原著的人文精神,则是可取的;反之,如果是以所谓的现代意识来剪裁原著,片面制作翻案文章,这样的改编常常是把同情心赋予了反面人物,缺乏对历史与现实的人文关怀,恰恰是最不人道的。
    为什么观众能够接受梁山好汉的寻常人性,却不能容忍潘金莲成为一个现代有情女?原因就在于电视剧过分渲染了潘金莲、阎婆惜的现代爱情意识,改变了原著的情感评价与好汉们替天行道之正义性的表达相冲突。实际上,《水浒传》小说已经预留了现代阐释的空间,改编完全可以采取社会历史批评的方式,在潘金莲的身世背景、人情世态以及封建婚姻制度等方面多下功夫,这样既能保全潘金莲的淫妇形象,又具有了反思封建时代妇女爱情悲剧的意味,这才是改编的正路子。但是在新、旧《水浒》剧中,潘金莲成为了一个脱离社会历史的抽象人物。她先是以忠贞贤淑的良家女子形象出场,继而因武松的出现而萌生女性意识,也因武松的拒绝而转移情感的寄托,乃至有偷情杀夫的罪恶,仿佛是梅里美笔下那位追求独立与自由爱情的“卡门”。潘金莲当然是值得同情的,但是改编应当从社会历史角度写出淫妇的悲剧,不应当牺牲人物形象,片面凸显抽象人性无处安放而至毁灭的“崇高”。应当指出的是,名著改编要剔除那些于今有害的思想成分,并不足以构成对原著基本精神的迁移。
    名著改编中存在的美学误判问题,是在当下的消费语境中发生的。其实消费语境是把双刃剑,它在削平经典的思想深度、供给视觉快感的同时,也再次激起了大众重温经典文化传统的热情。消费语境不足以构成名著改编逃避社会责任,娱乐经典的理由,相反,提供了在新时期创造新经典的绝佳契机。对于每一位严肃的影视工作者来说,都不应低估大众的审美情趣,不应误读现代意识,这是目前名著改编工作中最为紧要的问题。
    
    原载:《人民日报》(2011年08月09日24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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