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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经典重现之日，就是汉代学者群逐渐形成之时，另方面正是通过一批知识博洽的学者共同努力，使经典重构在新王朝成为最成功的文化事业。与学者们由于争论兴发的热情相比，他们对于新王朝的种种政治期待，更多地通过学术传统和家法得到施展，这就使他们在重构经典的过程中，怀有更大的理想情怀，并且在这理想的冲动中“皓首穷经”在所不辞。 公元前2世纪末，太史世家出身的历史作家司马迁，通过他在《史记》中的想象和虚构，重塑了一个世人尊崇的历史形象——黄帝。实际上当西汉王朝前期，“黄帝的政治”重新进入帝权和伦理实践中，并且有可能成为帝权意识形态中心理念之时，以黄帝为名义的思想学术同样引人注目。战国来兴起的黄帝之学，借助于汉王朝的政治青睐，显示出它的学术再生能力，由此向我们表明了，在文化复古潮流中，“黄帝之学”同样获得与这一时代相称的思想成果，甚至可以还超出这一时期的期望。但另一方面，没有文化复古潮流的带动，黄帝之学不太可能有那么大的扩展，特别在西汉最初一百年政治灾难连续不断的情况下，它的扩展与说是政治实践与意识形态影响的结果，不如说是经典重构之下文化多样性的产物。我们对它的了解和认识，首先必须基于对西汉时期经典重构及其语境回顾。 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25年）在秦王朝的废墟上立国。当短暂而暴力的秦王朝（前246年-前209年）被普遍认为最大限度摧毁了古典文化的前提下，西汉王朝建立后对古典文化整理与恢复，可以理解为新统治者的明之举。当时古籍何其稀少，“天下惟有易卜，未有它书”，可见文化萧疏到这等寒碜地步。所幸西汉王朝创立者刘邦（在位时间公元前206年-前194年）最初的几个继承人每一个都自认是文化复兴式的统治者。孝惠皇帝刘盈在其短暂的数年统治期间，没有忘记废除“挟书之律”，为开放书禁扫清法律的障碍。孝文皇帝刘恒与孝景皇帝刘启父子，更以重视文化典籍著称，甚至他们的帝号“文”、“景”，都与重新开启文明的欲求与期许相关。以这四十年为第一阶段，得到文帝（在位时间前179年-前163年）与景帝（在位时间前156年-143年）的支持，西汉学者们开始在发现、收集、整理古典书籍方面投入大热情和精力。一股复古、托古和拟古思潮，到汉武帝刘彻（在位时间公元前140年-前88年）执政时亦已进入文化复兴高峰时期。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一个与王权政治相表里的经典重构时代，学者们包括些政治家以及重要的王室成员，都以前未见的热情和文化责任心，投身恢复古典作品以及与之相关的编撰写作之中。 重构经典的工作，首先在典籍的发现和嵬集。过去许多经典作家的作品，遭遇秦火之焚后，大部分流散民间。从民间发现和嵬集经典作品，是西汉王朝建立新的政治秩序的重要内容，因此，新王朝前期几个皇帝给予连续的鼓励和支持。历史记录说，从汉文帝时，就“广开献书之路”，“天下众书往往颇出”，《汉书》的作者亦曾写到汉武帝对古籍的态度： 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 发现和嵬集古籍的工作，经过初期下达除挟书令，扫清法律障碍后，进展越来越顺利，一些已经没有文字保存的古典作品，通过口授和传抄，再度书写成书，一些遗轶的旧籍在民间公开献书活动中重新露面，甚至从密封的墙壁中，也时有藏匿多年的简册被意外发现。由于其拥有人及来源不同，对于这些古典作品的完整性、准确性和真实性，发生过种种质疑和争论。典型的例子，有伏生与孔安国关于西周政典《尚书》的、古之争议。伏生是秦王朝幸存下来的遗民，这位秦王朝的博士，到汉文帝时已经高龄九十有余，他凭借记忆所口授整理下来的《尚书》，共有二十九篇，学者根据文字写形式定为“今文”《尚书》，但据说章句和解读中的错误太多；而孔安国为儒宗孔子后裔，他得到孔府旧宅墙壁中一堆竹简《尚书》，据称是孔子的直系后代保存下来的，比伏生的《尚书》多出十六篇，且文字也有不尽相同之处，学者确定“孔壁本”《尚书》为“古文”《尚书》。孔安国将这部《尚书》献给了朝廷，并且根据皇帝的要求，为新发现的古文《尚书》作传。这类版本来源不同的情况，虽然带来一些麻烦，但并没有引起多少混乱。相反，争论从另一方面刺激了汉代学者考订、注释和章句训诂的兴趣和热情。这些认真细致而持久不懈的工作，使经典作品最大限度得以规范，重现昔日的语言和思想魅力 显然，一方面经典重现之日，就是汉代学者群逐渐形成之时，另方面正是通过一批知识博洽的学者共同努力，使经典重构在新王朝成为最成功的文化事业。与学者们由于争论兴发的热情相比，他们对于新王朝的种种政治期待，更多地通过学术传统和家法得到施展，这就使他们在重构经典的过程中，怀有更大的理想情怀，并且在这理想的冲动中“皓首穷经”在所不辞。注释经典作为经典重构的主要方法和可靠途径，非只限于语言和故实的精考细证，而是在各家学说的阐发中体现相关的政治诉求，以便影响新王朝当下和未来的制度。无论出于何种情形，学者们纷纷把他们精心传释的经典作品上呈朝廷，都暗含了他们深切的期待。而皇帝专设秘府以示重视，并且表现出兼收并蓄的诚意，也使学者们对他们的工作充满希望。似乎仅有少数学者及其注释工作，没有得到相应的待遇，如上节所说孔安国费时二十年为“古文”《尚书》所作传释，因为遭遇“巫蛊”事件中发生意外延宕，未能及时被朝廷接纳为学官之书。其他如高氏、费氏二家所传《周易》、邹氏所传《春秋》，由于不符合“训传”、“师说”、“家法”的全面学术要求，亦“未立学官”，成为可供学习的官方教材。但这些枝节却也没有影响西汉学者们重构经典的心情，以及他们为此做出的努力与贡献。 需要稍加辩明的，是各家经典作品在当日重构中的地位和比重问题。事实上，先秦经典作品，在西汉时期文化意义上与政治等级上可能存在一些微妙不同。诸子之广，与“五经”之专，受不同时期政治选择的影响而表现出尊崇与搁置的冷热、轻重之别。“五经”中《诗》、《书》、《礼》、《易》、《春秋》，称为儒家重典，较之其他各家经典学说，由于朝廷“五经博士”之设，至少到汉武帝时确实受到更高重视，其官学地位自然有超出其他各家的趋势。从当时传释“五经”的学者人数之多，这个判断应该不会有误。《诗》从申培开始，辕固生、韩婴、毛享、毛苌，都是解释专家；《尚书》有伏胜、杨何、欧阳和伯、夏候胜、孔安国等人的传释版本；高堂生、后苍、戴德戴圣父子、庆普对《礼》进行了伦理性的解读；《易》至少有孟喜、梁丘贺、费直、高相等各家学说；至于《春秋》，严彭祖、颜安乐、公孙弘以及后来董仲舒等人的研究，复述或整合了早期中国王政政治历史观念。这些都支持儒学经典在当时占有前显位置。然而在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之下，这种差别并不能代表它们之间的文化价值高下，在主流选择的变化之间，现实政治要求下的权宜之用，并不能改变各种思想学说的相互渗透、相互改造、相互补充的平衡格局，至少儒、道、墨、阴阳、法几个重要学派的关系即是这样。何况还有一个相对强劲的民间空间，对于经典学说的包容与融合，以及适当的抗衡，使得西汉王朝的意识形态终究不会统于一个中心。政治家和学者董仲舒作为特别显眼的例子，据说是儒家政治合法性地位得以强化的关键人物，但他提供给王朝的思想法则，亦多取自于天道观及阴阳、法各家学说。经典重构时代思想文化的融合，在社会中的实际作用和影响力，事实上也要远远大于王朝的政治偏好。 王室成员、光禄大夫刘向（约公元前77年-前6年）早年至少经历过三次政治危险。他在最后一次诚恳上书中，多次引用《诗》中表示诚心和怜悯的修辞，终于获得“精于诗书”的汉元帝刘奭（在位时间公元前48年-前33年）谅解。一纸“诏向领校中五经”，就决定了刘向终其一生，都在名叫“天禄阁”的皇家图书馆平静地从事典籍编校整理。只是学术之余，他偶尔写一些抒发感情的小赋，调节和放松繁重的工作中过于紧张的身体。《前汉书·刘向刘歆传》介绍说，“向为人简易，无威仪，守靖乐道，不交接世俗，专积思于经术，昼诵书传，夜观星宿”，指的就是他这种阅读和学术状态。刘向主持的学术工作在汉成帝河平三年，及时得到二十七岁的小儿子刘歆（前53年-公元23年）全力帮助。在刘向去世后，刘歆继续父亲的职责，直到他不幸遇害。 汉武帝之后，王朝又历经四个皇帝更替，保持了大约八十年平稳和匀称的延续，这段时间也覆盖了刘向的全部学术活动。汉成帝刘骜（在位时间公元前32年-公元前8年）一朝，重要的古典作品经由学者们的训传，在有明确的师说与家法下，大部分以经典教材进入学官系统。此时，皇家秘府内各类典籍，达到前所未有的藏量，足以显示文化复兴成果丰硕。尽管这样，大量集中在皇家图书馆里的经籍图书，似乎还未能完全得到整理，因此，皇帝再次命令刘向加强校理经传、诸子、诗赋的工作。也就是这时候，与父亲一样爱好经典、“博见强记，过绝于人”的刘歆，开始参与校书，成为刘向合格的襄理和有力的论辩对手。由刘向父子继续进行并最后完成的编辑校理工作，可以认为是西汉持续百年经典重构的定型阶段。作为当时最优秀的目录学家，刘向父子编目工作的重要性，首先是对先秦和近代原典的最后规范。显而易见，由于经典作品数量之多，这项规范性的工作，甚至需要他们父子两代人的努力才能完备详明。刘向为他整理的所有经典作品写下叙言《别录》，内容广泛，篇幅浩繁，以致刘歆日后不得不进一步简化为较为精约《七略》，以便保证重要的经典作品易于查阅和传播。他们成功的语言活动，不仅在技术上使经典作品的保存系统化，而且透过技术层面，由于刘向父子对经典作品源流的认真梳理，重新确认了它们的语言和思想权威。刘歆比他的父亲更坚持经典作品的“古文”倾向，即是追求这种古典思想语言权威性的表现，这一点甚至导致他晚年与篡位者王莽基于相同的文化观念上的政治合作，并在合作分裂后被王莽杀害。当然，就对待经典本身而言，更重要的是，从《别录》到《七略》所介绍的典籍类型：“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这样包罗广泛的范围，可见修辑者宽阔的思想视野，和文化史通持的全面客观态度。与“五经”传释作者的热情相比，刘向对李聃《道德经》和庄周《庄子》的重点修辑，同样反映出这些可能面临政治边缘化的经典作品，仍然享有同等的文化地位。尤其是他精心整理辑录战国时期纵横家的遗轶言论而成《战国策》，则是在历史与学术之间保存了这一语言行动性很强的学派的经典面目。其它如历史、文学著作与诗歌作品也一同得到足够关注，到刘歆完成他的工作时，诗赋类中囊括了屈原（公元前340年-前278年）以下所有诗赋家的作品，这是中国文学纯粹的修辞文本。当我们不是仅仅评价刘向父子在重构经典时代所做的个人贡献，而是从兼容并蓄的意义上，理解重构经典的历史性工作，我们才能真正察觉它所具备的文化复兴价值。刘向父子的工作成果，仅以《七略》后来所记，就辑录六百零三家一万三千二百十九卷。这是一个庞大数字。其中，我们特别注意到，与黄帝之学有关的作品，明确标示的达二十一家五百余卷，它们分别归置在道家、阴阳、数术、方技、小说等名下。这种分散的格局，似乎说明黄帝之学还伏处民间地位，起码缺乏官学的系统性，但其内容之广，足以与当时其他学术相提并论。刘向父子的记录，尽其可能多的展示了黄帝之学的文化风貌，其后续意义稍后我们将专门论述。 总之，通过刘向父子最后修复，经典作品重现昔日光辉，以至终西汉一代，得以据此重建新一代的“汉文化”想象。如我们所知，保存在天禄阁里的经典作品，在后来王朝更替中，又遭致很多的丢失和湮没，但关于中国“汉文化”想象，一旦依托此经典重构时代而得以建立，就再也未被其他力量摧毁。 重构经典中最具模糊性和争议性的事件当然是托名伪作现象。对这些伪典，尽管人们的态度莫衷一是，但作为重构经典中的一部分，它们的重要性却不能轻视。可以说，当古典思想及其作品遭遇失传之世，因此需要通过重新叙述恢复其面目时，缺乏伪作参与的经典重构工作是不完整的，如果剔除伪作，也会造成经典思想的缺失。 托名伪作，至少战国时期即已公开流行，但有理由相信，西汉新王朝建立后，出于越燃越烈的复古热情，以及献书希重的功利目的，学者们自己动手伪作经典，其胆量和数量都大大超过往昔，至少民间私学学者乐于此道不遗余力。我们理解西汉学者在重构经典时代，所隐含的伪作冲动，有时候甚至会超过传释原典作品，因为所有这些伪造的经典，带着对前代文化、知识、思想的极度想象，其“复古”态度更为天真，色彩也更为明朗。他们的行为，溢过语言的现实，往往能够直抵古典思想的大门。因此可以说对古典的僭越，成为所有伪作之士实现他们文化野心的一个突出标志。 刘向父子依据他们校理的经籍所作的目录中，有多少伪作，由于《七略》散失不全，已难以统计，但从《前汉书·艺文志》中记载的情况看，所录《七略》“十之二三”的数百家作品，除去确定的经典作家作品和有真实署名的当代人作品以外，托名伪作比比皆是。私学在这些伪作的流存和创作上，表现出寻求超出先秦原典作品之外更大空间的热情。对私学学者的狂野不羁，官学显然采取默许宽容态度，尽管官学一般不会采用伪作作为经典作品教育的教材，但它们仍然能够冠冕堂皇占据官方图书目录，证明文化兼容时代对于思想学术的开放态度。所以，连担当皇家图书馆校书重任的刘歆，据说也在整理典籍的同时，悄悄制造了一些伪典，私自收录，也就不会让人过于惊疑了。 识别哪些伪作在更早的战国时期，哪些伪作属于西汉所有，是一件相当复杂的事情。文献和修辞上的推测与认定，不见得比对象与背景关系分析更可靠。这里不可能对所有伪作进行漫无边际的甑别，我们的重点是讨论托名黄帝的作品。其理由有三点，第一、托名黄帝的作品在所有伪作中最为突出，其延续时间和经典化的过程也最长，及至西汉，以黄帝为名的伪作达到高峰。第二、在中国春秋以后的私学传统中，托名黄帝的作品，形成了重要的有政治影响力的民间学说“黄帝之学”，但其政治修辞真正影响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并发挥其实践作用的，是在西汉立朝以后，它充任了西汉前期政治意识形态基础。黄帝也就在这一时期，成为从官方到民间崇拜的政治偶像。第三、托名黄帝的作品，其理论范围涉及到政治社会以外的许多方面，特别是技术观念和范式的建立，在西汉尤为醒目，后代中国科技的发展，比如天文学、算学、医学等，与此关系殊巨。要而言之，以黄帝为名的作品是伪作，然而由它们构成的黄帝之学却非伪学，这一点我们需要有客观的认识和评价。 按照历史编纂者提供的时间背景，我们知道，尽管儒家、道家等几个学派，在中国春秋后期已成为成熟的政治思想学说，但以黄帝为名义的学说，在接踵而至的战国时期，则规模和影响都要超过儒道二家及后起众家。尽管黄帝之学非一门一派专有之学术，然而它具有突出广泛的政治性能，几乎可以认为是那一时期获得各诸侯国君主重视的显学。 黄帝之学早期有可能是借助于《老子》的政治思想衍生出来的。不过同样以天道哲学观和形而上学为出发点，黄帝之学为规范政治社会的运作原则与方法而建立起来的理论，与老子以“德”为政治目标的理想设计甚为不同。如果说老子更重视“德”在政治实践中“无为而无以为”的价值构想，以此达到“道”的永恒价值，那么黄帝之学则主要从“法”的理念上，通过政治功利性手段，完成“道”所确定的最高规范和秩序。黄帝之学既涉及到不同层次上的社会政治观念，便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不同层次上的操作模式，因此它不是单纯自足的政治哲学，它在“道”、“名”、“法”的框架设计上，更多体现了政治理论的开放性。也许为了与老子的“德道”区别开来，也许考虑到当时道家派别繁多，为高张他们的重要性，增进社会影响，持此学说的学者便假托黄帝之名，来强调自己这一学说的古典价值。他们的作品不署用自己的姓名，亦不详时间，看起来是十分聪明的做法。这样做，既造成文献上的混乱以掩盖他们对于黄帝身份的僭越，同时还避免把自己规范在道家之学的范围内，给后世黄帝之学的继承者更多伪作机会，即为开拓黄帝之学预留更大的思想空间。 有没有一个来自黄帝的原创观念？没有足够文献可资证明。天道哲学观中的“天道”应该属于中国早期政治思想家的元观念，为春秋以后各家各派共同继承。在各派各家的作品里，天道即已或多或少敷会为黄帝之道。“黄帝”被突出想象为“天道”的代表者和政治符号。这位传说中的中国早期文明时代的君主，频繁以隐喻的方式出现，成为最受崇敬和有说服力的修辞形象。但对此一天道概念，儒道等各家的理解有所不同，使用内涵差异也大，比如在儒家学者那里，天道即是一个人格神。黄帝的政治学所奉此“天道”，则是一个抽象理念，代表了规律、秩序、结构和完备的自然意志力及政治统治艺术。相对而言，黄帝之学在天道观的阐发和运用上独具一种宽度范式，为其他各家所不及。但即便如此，黄帝之学也只是利用了这个思想源头，而非真正的原创。正是意识到这一点，黄帝之学的作者们，为了使他们的理论上升到“经”的原典地位，才不惜隐姓埋名，凡书均以黄帝命名，以获取彻底复古之利。 《前汉书·艺文志》中收录托名黄帝之作二十一家，这应该是存世最早最完全的目录了。这二十一家，分别归属于道家、阴阳家、杂家、法家、小说家以及数术、天文、历法、方技等，基本上涉及所有的领域。至于托名黄帝伪作产生年代，《汉书》作者大体依照《七略》的做法，有些标明“六国”（即战国时期），大多不具时间，这其中自然有战国时期作品，不过西汉初期至《七略》修成之前民间私学作品，应该不在少数。从思想内容上看，这二十一家就现代意义而言值得我们重视的，主要有三类。一类哲学和宇宙观，即天道思想。一类政治伦理和政治实践方法，即政治道德和政治艺术。一类古典知识和科技观点，科技中的医学（医学理论与医方及服食、修养），由于是硕果仅存的完整理论，其思想来源和和表达模型尤其值得我们追溯和复原，对此我们将有另文讨论。 如文献家们所知，二十一家数百卷托名黄帝之作的文本，不久之后绝大多数实际上已亡佚，可以确定留传世间的，只有这样一部归属在方技名下的《黄帝内经》。这部医学著作，经过西汉末的动乱，已经流散民间。四百多年后，公元6世纪中国南朝齐梁之际的全元起和唐代后期的王冰，两位医学理论家分别根据民间藏本，加以编注，才保证了《黄帝内经》的文献地位。也就是说，医著《黄帝内经》，尽管属于伪作无疑，但其宝贵之处，则是西汉以后直至20世纪70年代长达二千年黄帝之学目光仅及的典籍。其间，有过一篇仅三百六十多字的《黄帝阴符经》，据说由唐朝初年一位李姓道士，从一处山洞石壁上发现，并将它公开发布。但这本内容与神秘的兵法密切相关的小册子，除了证明唐代随着道教之盛，对黄帝的想象力有再度复兴之势，徵之文献史，则没有多大可信度。1973年，情形有令人惊喜的改观。现代考古挖掘发现了中国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墓主为西汉长沙国一位侯爵和他美丽尊贵的妻子及儿子。墓中出土的帛书，带来一个确切消息，那就是书写在精致的丝织品上的文字中包含有“黄帝书”四篇。研究者的意见认为，从它体裁和篇章看，支持了西汉时期托名黄帝伪作的目录学记录。即 “黄帝书”有《经法》、《十六（大）经》、《称》、《道原》四篇，与刘向父子所录经籍及《汉书·艺文志》中所记《黄帝四经》吻合。但上述四篇作品，无论思想还是修辞，都非出自同一写作时间，也非同一写作人。谁是这四篇托名作品的作者？后来谁又把这四篇合成一部命名为《黄帝四经》？是否皆为西汉初期传授黄帝之学的私学学者盖公？或者伪作者是盖公等人，编成《黄帝四经》则是天禄阁的两代主持人？在未有其它结论前，我们暂时使用《黄帝四经》这个说法。 帛书抄录人记录的《黄帝四经》四篇编排顺序依次为：《经法》，《十六（大）经》，《称》，《道原》。这一文本结构，有什么样的内在逻辑性，并非我们关心的重点。事实上，推究《黄帝四经》的文本来源，其庞杂而难以确认的原因，主要在于它们的思想和修辞资源莫衷一是。这样，它的四个部分中，有的文字精当，有的则相当粗糙，也是应有的现象。其实，怎样编排才能体现这个文本在结构上的完整，只不过是一种重述技巧，而并非真的能够达到完整。对我们而言，主要问题是《黄帝四经》在所有关于黄帝之学的作品中，是否称得上最重要的典籍？按照时间上最接近《黄帝四经》的编目作者刘向父子的观点，我们当然应该承认，即使在伪作的范围内，对这部政治作品的价值评估上，也可在某种“原典”的意义上获得“经”的地位，因而它列于所有题名黄帝的作品最前面亦理所当然。 《黄帝四经》四篇，以“道生法”为最重要的论述，但《道原》作为基础观念，原文也许值得我们在此全部引出： 恒无之初，同大虚。虚同为一，恒一而止。湿湿梦梦，未有明悔。神微周盈，精静不熙。故未有以，万物莫以。故无有形，大无名。天弗能覆，地弗能载。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盈四海之内，又包其外。在阴腐，在阳不焦。一度不变，能适。鸟得而飞，鱼得而游，兽得而走；万物得之以生，百事得之以成。人皆以之，莫知其名。人皆用之，莫见其形。 一者，其号也，虚其舍也，无为其素也，和其用也。是故上道高而不可察也，深而不可测也。显明弗能为名，广大弗能为形。独立不偶，万物莫之能令。天地阴阳，四时日月，星辰云气，行动，戴根之徒，皆取生，道弗为益少；皆反焉，道弗为益。坚强而不，柔弱而不可化。精微之所不能至，稽极之所不能过。 故唯圣人能察无形，能听无声。知虚之实，後能大虚；乃通天地之精，通同而无间，周袭而不盈。服此道者，是谓能精。明者固能察极，知人之所不能知，服人之所不能得。是谓察稽知极。圣王用此，天下服。 无好无恶，上用而民不迷惑。上虚下静而道得其正。信能无欲，可为民命；信无事，则万物周遍：分之以其分，而万民不争；授之以其名，而万物自定。不为治劝，不为乱解。广大，弗务及也；深微，弗索得也。夫为一而不化：得道之本，握少以知多；得事之要，操正以正畸。前知太古，後精明。抱道执度，天下可一也。观之太古，周其所以。索之未无，得之所以。 相信《黄帝四经》特别这篇《道原》，在理解黄帝政治概念和修辞的重要性方面，有明显的优先价值。通过对它的分析，有可能更多认识黄帝政治学的思想形态和性质，从而理解经典重构时代，它们是怎样通过托名伪作方式得到保存，以及通过何种修辞得以融合与扩展，并与那个时代的思想和技术观念发生关联和呼应。实际上，自西汉帛书面世后，对这部伪托之作的解释，已经非常多，显示了考古成果对于政治思想史的有利促进。然而这部文献的文本意义如何在历史视野中得到适度解释，以及它所提供的语义不是从观念史而是在概念史上呈现出什么样的修辞性等等，所有这些还有待进一步加以讨论。对我们而言，作为黄帝之学的另一部文本，它从黄土深埋中现身我们的叙述视野，主要价值还在于它加强黄帝之学的事实性和辩论性。也就是说，当我们一直依靠《黄帝内经》这部医学理论作品，试图建构关于“黄帝伪典”的解读模式时，难免陷入孤证之困境；而且就理论生产而言，《黄帝内经》不仅在时间上难以认定，其思想资源的展开也受到局限，当宋代认真注释者林亿，感叹《黄帝内经》为“三皇遗文烂然可观”时，实际上表明在历史解释中文本资源的一种空泛化，而无法加以辩论。“黄帝之学”有一个自身的语境，和可以自洽的语言系统，但这个语境和系统，在我们的阅读和理解中，一直是不完整的甚至可以说是残缺的。这也是《黄帝内经》自唐代以后，人们总是把它当作单纯的技术著作，而加以排挤和边缘化的真正原因，而非由于医学受到“神仙方术”的牵连，因为失去了语境和系统支持的《黄帝内经》，其在医学理论上无论怎样重要，却也不能与其他经典一样获得应有的地位。宋代新儒学影响之下的医学之士，迫于这种困境，无奈之中借助于新儒学创始人的“道统”之思，试图重构一种以黄帝为价值核心的“医统”，但其努力也因为没有足够的资源而显得生硬勉强和自说自话。从这一点上看，《黄帝四经》的出现，打开了黄帝之学的历史语境，它至少为我们进入黄帝医学的修辞历史提供了一个可资观照的宽阔视度。 2008年5月再整理 原载：《文景》2008/0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