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典指涉的就是被公认的成熟的客观文本，理论具有普适统一性，简而言之就是具有很高地位的传统文化、传统理论。“经典”就是“高雅”的、“精英”的代名词，它代表着一种权威和不朽，并形成了文学的楷模和目标，喻示了文学可能获得的至高历史地位。“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有着复杂的因素促成的，这取决于在文学史上具有地位的三种人：文学机构的学术权威，有着很大影响的批评家和拥有市场机制的读者大众（即纵向的历史轴精英行为和横向的空间轴大众行为）。前两类决定作品的文学史地位和学术价值，后一种人则能决定作品的流传价值，有时也能对前一种人做出的价值判断产生某些影响。可见，在经典的背后有着权力的运作机制，正因如此“经典”可能会走向代表着权威和中心的极端，它甚至是封闭的不可侵犯的钳制，这必然要遭到破解，尤其是在当下，经典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非经典”相对于“经典”指的就是经典背后被忽略的东西，宏大叙事背后的断裂，传统精华背后的碎片，中心之外的边缘。 当我们以虔诚之心呵护神圣的经典时，我们不能不回头注视一下已慢慢走向前台的“非经典”。非经典文学的兴盛有个“全球化”的大背景，这其中有资本、信息的交融和共享，更有后现代思潮的侵入和渗透，以及消费主义的滥觞。后现代主义首先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或西方后工业社会文化现象，但在发展较快的第三世界国家或市场经济国家同样也会出现，后现代叙事风格话语对“宏大叙事”怀疑，呈现出“精神分裂式”的结构特征。不管是后现代靠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之后的后殖民及新历史主义理论、女权主义理论等思潮，都强调一个核心关键，那就是对“差异”极为关注。人们越来越关注发现差异的碎片，尊重断裂，对被忽视的权威背后的东西投以强烈的关注，可以说“差异”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实现对中心权威的消解，这必然会使文化走向多元。在多元文化语境中，各种文化形态都有自己存在的理由和活动的空间，它们彼此间的关系并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同时共存和互补。这样文化研究就成为更大的可能，文化研究关注的就是“差异”，即诸如种族、性别、区域、传媒、流亡民族、文化身份等被压抑在边缘的话语研究，主体身份意识得到更大程度的觉醒。非经典文学于是就具备了存在外在依据的可能性，最终也就越过高雅、通俗的文化界限，填平精英通俗文学的天然鸿沟，雅俗区分已不存在。毫无商量，非经典文学已走向前台。 如果说经典以其权威造成的普适性掩盖了非经典的生动的一面，那么重新激活同样有着生命涌动的“非经典”就成为人文知识分子不可忽视的一项使命，可以说这也是一种社会的良知和责任。因为在非经典文学书写的背后一直存在着活的冲动，且具有与经典一样的人类精神的自身内在的韧性，复活“非经典”就是要激活这些存封多年的文化生命，以此丰富当代文化。所以，非经典也是传统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非经典走向前台也就不足为奇了。但问题在于，非经典文学被不幸地遮蔽了，被遗忘了，在人类记忆之库中只存有其很少的空间，但事实上它们仍然顽强地存在着，只不过没有被及时发现、没有像经典那样走向合法化而已，长期以来处于“不在场”的“失语”状态。可见，对“非经典”的重新审视是一个记忆与遗忘的对抗，是记忆之光的再扫描，文学记忆不能缺少非经典文学的激荡。所谓记忆，就是人脑对过去经验中发生过的事物的反映，是对输入信息的接收、编码、储存和提取的过程。记忆为存在作证，进行历史的还原，给历史以还魂。人们在记忆的过程中永远是向被回忆的东西靠近，通过文化记忆以求接近历史的真实，回到事物本身，从而获得确切的存在感受。可以说，每一个时代都向过去探索，在其中寻觅发现自己。 记忆的文学是追溯既往的文学，它因目不转睛地凝视往事，尽力要扩展自身，填补围绕在残存碎片四周的空白。可以说这里的“过去”和“往事”就是艺术生成的土壤，而在记载过去的艺术中，有着人性的存在，有着对繁杂生命的关怀，不管是“经典”文学还是“非经典”文学，关乎人性具有人文情怀是少不了的。所以，对非经典文学的激活是一种在与遗忘对抗中拯救人性，可见一场对人性的伟大拯救要从找寻被遗忘人的记忆开始了。另外一方面，事实上，当我们把过去的往事复活进行记忆的时候，这种行为的发生就已经是该事的将来预兆，或者是一个未来的现在，更为重要的是记忆本身在潜意识中指向将来。所以，在非经典文学中找寻被遗忘的生存关怀更是为了文学未来的发展和繁荣。 当我们正式审视非经典文学的价值意义时，我们首先注意的是在经典前面的那个“非”字，那就是对经典的否定和对抗，也就是说批判锋芒的彰显是“非经典”文学的显著身份特征。“非经典”文学以“差异”之态呈现于世，这种“差异”就是对中心对权威进行解构和批判，“非经典”以其本身断裂式的否定性美在否定和批判着霸权。也就是说，非经典文学处于中心之外的边缘，离中心距离较远，但可能离我们自己很近，并始终有着边缘的异端思想的存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边缘”的批判精神是“非经典”文学得以凸显张力的关键所在，也让文学版图始终富有丰富与弹性。 实质上，非经典文学这种批判的特质，正是暗示其富有韧性的生存特征，也就是说具有一种顽强的生存意识。在文学之外，非经典文学坚持一种疏远的姿态，为自己争取一片自己的生存空间顽强地抗争着。不同特质的非经典文学的共存无疑会促进文学生态的良性延伸，各类文学得以众生平等地交融和激荡，文学的活力自然会呈现；另一方面，在文学之内，非经典文学的“边缘”人物、小人物之中可能隐藏了某种活力——某种民间的独特力量。小人物常常拥有自己的价值观念，自己的生活方式。事实上，文学始终是小人物活跃的场域，小人物的被动、苦难或者茫然同样是历史的组成部分。文学常常是从“人”的意义上观察小人物，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这个小人物在顽强地活着。新写实主义认为“活着就有意义”，这里的精髓正在于此。 对人性、生存的终极探索和追问，对良知和社会责任的忠诚注视和履行，对人类审美理想的执著坚守和呵护，才是隐藏在文艺作品中的坚硬内核，它们隐秘地支持作品的结构，平衡作品内部各种关系，让作品辐射出美和力量来。所以，非经典文学要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深深的印痕，这种“内核”是不可缺少的。也正因如此，非经典文学会像经典文学一样成为人格的塑造、人类文明的正确牵引的一支重要生力军。事实上，非经典文学往往以“边缘”的姿态出现，但并不是说这种“边缘”就是固定不变的，也就是说不存在本体化的“边缘”，“边缘”是流动的变化不居的，非经典文学就处于一个中心和边缘的关系网络之中，它有可能会成为一种“经典”或“精英”。不管非经典文学如何革新，它潜在地会以经典文学为蓝本，仍然延续着一个民族古老的集体记忆，曾经的经典的影子会依然存在。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只要坚持文学的限度，非经典文学的底色就不会变，那么文学的核心的竞争力就不会减，只不过是在诸如网络、影视、博客等方面，文学的界面、载体、类型在不断地扩大而已。这一切无不说明，文学并未死去，文学广泛地潜入社会身体的各个角落，渐渐成为某种文化的肌理。 原载：《文艺报》2008-5-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