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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98年“读图时代”被创造出来以后，近10年来，它一直风行于各大新闻媒体、网络论坛、学术期刊，甚至成为学术专著的书名。那么，“读图时代”是否是对现时代的准确命名?它经历了哪些变化而跻身为人文学术话语?“读图时代”的学术化历程揭示了当前中国的学术生产中存在何种问题? 成功的硬造之词：作为一种出版营销策略 1998年，由钟健夫、钟洁玲成立的家庭出版工作室策划出版了一套“红风车经典漫画丛书”。与其他动漫卡通不同的是，这套丛书直接以介绍当今最新学术思潮为目的，这就使得“读图时代”的推出一下子站到了知识学习和文化传承的“科普”高度，而其所宣扬的“读图时代”也具有了超越单纯的娱乐休闲消费主义的意义。一“读图时代”的意义指向在该丛书的问题序跋中即非常明显地反映了出来：在钟健夫的《读图时代(代序)》中，开篇即提出“一个人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将人类的全部知识读完”的问题，为此，作者开出了“有效阅读”的药方，认为“在信息爆炸的时刻，有效阅读比拥有知识更重要”。“红风车经典漫画丛书”正是这条快速掌握经典强势知识的捷径。很明显，钟健夫所看重的正是这套丛书对人类知识的“图解”。 1996年底开始出版的《老照片》和1998年开始出版的《黑镜头》则往往被誉为“读图时代”到来的标志性事件。正是后者的商业营销的成功才真正导致了图文书的泛滥。 《老照片》、《黑镜头》取代了《红风车》成为“读图时代”的出版英雄，使得“读图时代”中大众文化、休闲消费的一面得到了进一步的放大。《黑镜头》、《老照片》诉诸于读者的是历史的记忆和怀旧的情感；朱德庸、几米则是对读者当代生活状态与情感体验的反映；“红风车经典漫画丛书”所面对的则是知识——这一往往是文化精英们引以自豪与自恃的东西。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钟健夫在序言中所提的“一个人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将人类的全部知识读完”才构成了一个真问题。但这个问题在随后的图文书的泛滥中被遮蔽了。 更为重要的是，以前人们谈论“读图时代”的来临时，总是开口闭口读图类图书成为出版热点，但结合具体的读图类书籍来说，其实是比较复杂的。如“红风车经典漫画丛书”与中国读者的“水土不服”，销售量不尽人意，后续应时的读图类书籍的粗制滥造等，正说明“概念”的成功与“书籍”的质量和销售业绩应该区分开来。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进一步去讨论，“读图时代”这个概念为何成功。否则，仅用销量来证明概念，难免会出问题。 漂移的能指：“读图时代”的学术化历程 “读图时代”虽然一开始作为出版营销策略，引发了一股出版潮流，但是如果把“读图时代”仅仅局限为出版营销策略的话，其影响力可能还不足以有现在这么大。从一开始，其始作俑者就有着将其理论化、学术化的强烈冲动。钟健夫在生造出“读图时代”后，继续衍生出诸如“文本／图本”、“读书人，读图人”、“言说／图说”、“言论，图论”、“文盲／图盲”之类的词汇；杨小彦则将“读图时代”引人人文学术讨论的主题，在围绕图像与社会、与传媒资本主义关系的探讨中，“读图时代”所包含的“由读图而带来的阅读危机”成为关注的重心，而对“读图时代的到来欢欣鼓舞”则被指责“落入了进步主义’的陷阱”。很显然“读图时代”以一种新的危机的形象开始了学术化的历程，并构成人文学者对当代文化实施理论批判的新场域。 截止到2007年7月，笔者通过中文期刊网查询(限定范围在1998-2007，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共有208篇文章直接以“读图时代”为题，全文中包含有“读图时代”的则达3065篇之多。下面是一份具体的统计数据，由此可见“读图时代”在学术生产中的分布地图： 从下表中可以看出，“读图时代”影响最大的领域是新闻出版图书情报研究领域，其次是戏剧影视美术书法等艺术学领域，再次就是文学研究。社会科学综合、经济与管理、政治军事与法律以及其他各个学科受影响力相对较小。其中，新闻出版研究以102篇题名和1381篇全文占据半壁江山。这种统计数据的分布也大体反映了“读图时代”的学术影响力和辐射面。同时，我们也可以勾勒出“读图时代”的学术影响路线图：新闻出版——影视艺术——文学研究——教育——经济管理及其他。 应该说，“读图时代”在图书出版领域里的话语实践包含了对其他学科学术影响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最核心的部分是由对“读图时代”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构成的。从事实判断来看，“读图时代”直接意指的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图文书的出版热潮及其相关的读图文化现实。但是，这一事实判断在后续者的运用中呈现出不断扩容和转义的现象，由此使得“读图时代”成为一个漂移的能指，进而引发价值判断上的分歧。 在“读图时代”造词阶段，其意义就经过了两次大的转移：从图文书出版到对出版印刷装帧设计的重视；从人类知识的“科普图解”到休闲娱乐文化消费，进一步延伸到新闻传播图书情报等其他领域， “读图时代”又获得了新的意义。 首先，从对印刷装帧设计的重视出发，“读图时代”激发起其他纸质媒体，尤其是以报纸为代表的新闻媒体对自身形象的重视。其主要表现在对新闻摄影、图片编辑重要性的提升。且不说中文期刊网上新闻类文章大多数直接以“读图时代”为题的文章都与此类新闻实务问题有关，单就在为数不多的四种以“读图时代”为题的专著中，就有许林的《读图时代的新闻摄影论说》。在这类文章中，“读图时代”成为对现时代新闻采编新趋势的强烈呼吁，成为对摄影、图片新闻价值的强力提升。如“读图时代呼唤我们必须提高对图片编辑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提升图片编辑的社会地位与作用，培养一批名新闻图片编辑。”因此，必须建立起“大图片编辑”理念。不仅如此，“大图片编辑”还构成报业发展新的趋势，读图时代已经成为主导新闻发展的首要因素，“加大图片用量，注重图片编辑”、“采用专题图片，实现深度报道”、“数字化科技对新闻传播的影响”、“健全新闻图片的市场机制”等几大趋势莫不与读图时代密切相关。不同于其他学科领域学者多持怀疑和批判的立场，他们从新闻实务的角度出发，则是对“读图时代”的积极肯定，如李培林试图对 “读图时代”进行科学的界定：现代科技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人们阅读心理的变化、媒介环境的变化构成了读图时代的现实背景；符号人类信息接受习惯、图片有着独特的传播功能、图片与文字共同促进了新闻传播的优化、读图时代的顺势产生则成为读图时代的科学内涵。 其次。从图文书的出版引发图书出版中“视觉暴食症”的忧虑。尽管在钟健夫看来，以图文代表文本意味着人类获取知识的捷径，而且两者并无高下优劣之别，但是，更多的学者对此持审慎的态度，甚至不乏忧心忡忡者。面对图像对文字领地肆无忌惮地强取豪夺，对文化传承上的文字优先性的认定和对当前视觉图像所可能导致的“视觉暴食症”的忧虑则成为普遍性的价值取向。倒是文史研究出身的陈平原对此持相对宽容与平和的态度，他指出，古今中外素有“左图右史”的传统，因此对“读图时代”的到来不必少见多怪、惊慌失措，关键在于图文必须互动、互相阐释、互相论证，并且注意普通读物与学术著作的区别，不是所有的书籍都适合配图，好的图文书应该突现文字美感、深化图像意义。 再次，“读图时代”超出图书出版新闻报纸这一印刷媒介的限制，进一步扩容为对以影视主导现代人日常生活文化消费的视觉文化的指认，这是“读图时代”实现学术影响力跨越的重要一步。“读图时代”成功地承续了电视社会学这一学术传统，直接将自己嫁接到这一学术研究领域，“读图时代”由此而成为电视霸权、图像霸权的肯定性表达。1992年，尼尔·波兹曼的《童年的消逝》第一次介绍到中国，其所发出的“电视侵蚀了童年和成年的分界线”的盛世危言不仅极大地影响到了电视社会学对青少年问题的关注，更为重要的是将以电视为代表的视觉文化对成人世界的影响凸显了出来。这一切都进一步加剧了对被转义为影视观看而影响侵蚀文字阅读的“读图时代”的深切忧虑。 最后，上述三层转义同时作用到了“读图时代”的文学阅读问题上，并被提炼成充满火药味的“图文之战”。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文学与图画的跨文体实验引发争议。如潘军的《独白与手势》采用文字与图画双重叙事手段，尝试一种“用镜头写作”的方法；而刘索拉的《女贞汤》则是由其出版编辑而进行了图文设计。插图究竟是否能够内在于小说叙事，并与文字形成互文关系，是否只是一种读图时代的哗众取宠?其二，是以“读图时代”为口号的视觉文化的到来引发的文学经典与文学阅读的焦虑。对于文学研究者而言，影视观看对文学阅读的影响不仅仅在于人们日常生活文化消费时空的占据，更重要的在于，由于读图时代对文学阅读方式的变革(如插图文学、电视文学、影视对文学的改编以及因影视观看而引发文学阅读兴趣等)，大大改变了人们对文学经典的态度以及所引发的“文学性的危机”。因此，当图像主因型文化取代语言主因型文化，“读图时代”所隐含的新的图像拜物教将深刻地改变我们的文化、改变文学原有的格局，一场“图文之战”将不可避免。 此外，从教育、经济管理及社会政治等角度所展开的研究和讨论，基本上都是从上述几中“读图时代”的转义出发来展开的。 想象催生的神话：传媒时代的学术生产 “读图时代”从出版营销策略逐步成为人文学术话语，其间经历了一次华丽的转身。在其能指不断漂移、滑动，所指不断转义、扩容的过程中，“读图时代”最终成为一个指涉当前视觉文化来临的关键性词汇。但是，任何概念一旦发生数次转义，其内在的核心价值也将会发生相应地转变。如果说，“读图时代”仅仅局限于前几年图书出版中的图文书现象的话，那么其所反映现实的真实性还能够得到基本认可，但是，如果以之为视觉转向的论据，则未免操之过急。 首先，“读图时代”是媒体炒作的策略。尽管“读图时代”的提出有部分现实依据，但是以此作为一个时代的指称，却有夸大之嫌。一个明显的证据是，图文书从1996年开始红火之后，全国铺天盖地推出各种版本的图文书，选题相近、彼此克隆的书比比皆是，这其实是一种极不正常的市场行为，而且这种市场行为正好是中国特色的“一哄而起，一哄而下”的文化心理在图文书出版方面的表现，是媒体时代所制造出来的出版奇观。正如赵婧在《“读图”的功过与是非》中所指出的那样，“‘读图时代’反映的是一种拟态环境的环境化倾向。现代人求新、求异以及对新鲜词语的趋同心态，使‘读图时代’这一概念使用频率越来越高并迅速在全国传播开来。在这种信息环境推波助澜的作用下，出版行业趋之若鹜，惟恐落后，争相上马‘图文’书籍。于是，信息环境和文化市场的互动促成了一种‘读图’的环境化倾向，或者说是形成一种社会部分群体的‘读图’空间。……因此，虽然确实存在一种‘读图’现象，但却构不成一个‘时代’。” 其次，“读图时代”所指涉的“读图”现象只是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催生出的大众文化现象，不能以此作为对整个当代文化的总体性指称。即使是在大众文化的“读图时代”，作为知识与文化传承的精英文化仍是以“读文”为主，因此，完全没必要忧心忡忡。其实，作为大众文化的前身，传统社会“民间文化”中老百姓的娱乐休闲方式一直都是以图像的、身体的娱乐方式为主(如蹴鞠、荡秋千、双陆、马球、五禽戏、象棋、乐舞、百戏、博弈、狩猎等)，语言游戏也更多的是声音游戏(如酒令、笑话等)，即使是文字游戏，首先也不是诗文，而是书法。可见，文字从来都没有占据绝对的优势。从这个角度来看，20世纪以来新的视觉媒体的兴起所引发的摄影、电影、电视、网络等大众文化消费热潮，只不过是娱乐形式发生变化而已，诸如影院取代剧场、电视取代书画；而非取代书籍等等。 再次，“图文之战”同样也是一场想象中的战争，真正的问题其实只是“图文结合”、“图文互动”问题。“读图时代”、“图像转向”中最重要的证据是以影视媒介为代表的“图像主因”，语言文字仅仅成为“配音”和“字幕”，但是，另外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当在电影的发展历程中，所经历的却是从默片到有声电影的过程。即使是在知识生产与消费中也是一样，图文比例完全依赖于知识生产的需要，即如何更好地向读者／观众传达信息，而这正是“图文相合”、“图文互动”的问题。无论是“读图”还是“读文”，其实都是作用于人的视觉感官的活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麦克卢汉说，“读写文化赋予人的，是视觉文化代替听觉文化。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这一变化也是任何社会结构所能产生的最激烈的爆炸。”也就是说，如果从媒介的角度探讨西方视觉文化的起源，古登堡的印刷术时代应该是其源头。那么，我们现在常常引以为视觉文化代表的影视媒介技术呢?麦克卢汉说，电视是人的视听觉能力综合延伸。这一点也正好印证了米歇尔在其《图像理论》中提出的论战性主张：“图像与文本之间的互动构成了这种再现：所有媒体都是混合媒体，所有再现都是异质的；没有‘纯粹的’视觉或语言艺术，尽管要纯化媒体的冲动是现代主义的乌托邦创举之一。” 因此，所谓“读图时代”其实是凭借媒体而制造出来的文化幻象，是依靠想象而催生出来的理论神话。“读图时代”从营销手段提升为学术话语，显示了传媒时代的言说方式对当代人文学术研究的影响日益加深。此前，围绕传媒与学术的关系问题还只是停留在学术，是否应该或者如何利用媒体实现知识的普及(如近两年非常红火的《百家讲坛》现象)?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究竟应该如何面对经典与时尚(如文艺学研究中围绕“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的争鸣)?作为人文学者的学术伦理是否应该拒绝“触电”、“上镜” (如在当代学术中出现的“学者明星化”现象)?等等，但是，“读图时代”的学术化历程为我们揭示出传媒时代对学术影响的另一方面，即在学术生产方式的影响，即学术话语的传媒化问题。传媒利用自己的媒介优势不断设置各种议程，不仅引导公众的注意力，同时也对人文学术的研究产生了影响。在当前的人文学术中，不断出现所谓的“热点话题”、“学术关键词”等现象，其实正是传媒时代议程设置的文化逻辑和运作方式内化为当代学术生产方式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读图时代”可以被视为传媒时代学术生产的一种镜像。 原载：《探索与争鸣》 2008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