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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中期肇始，“文学性”成为中国文艺批评界最活跃的关键词之一，其所针对的是文化消费时代和图像文化兴起背景下文学“疆界”的危机，自有中国文化转型期不可忽略的学术价值和文化意蕴。然而，如果我们仅仅针对“文学性”这个术语本身，其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内涵并没有内在的一致性，并且，即使在对它运用最为广泛、讨论最为热烈的上世纪末，“文学性”所针指的具体问题也存在差异。 一、“文学性”的中国谱系 “文学性”作为一个术语，首先出现在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的文论中。由于不满历史主义文学研究方法对文学批评的强烈干预，形式主义批评家试图将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政治、文学与文化等一切外在因素割裂开来，认为文学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文学性”存在：“文学科学的对象并非文学，而是‘文学性’，即使一部既定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特性。”[1] 在俄国形式主义者看来，“文学性”的秘密就在文学的形式之中，更具体说就是文学语言。俄国形式主义对“文学性”的论述汗牛充栋，其对语言哲学及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功不可没，但在文学研究中是否合理却引起众说纷纭。尽管如此，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提出“文学性”观点是第一次对文学本身进行本质主义研究，其谈到“文学性”的存在为其后学者坚持“文学独立性”、“文学自足性”提供了充足证据。 “文学性”在中国文学批评界广泛出现肇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其意义指“文学的自足性”，因此常常与当时另一活跃术语——“纯文学”孪生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文学性”与“纯文学”是同构关系）80年代出现的“文学性”和“纯文学”，用现在的眼光加以甄别实际包含了两种含义：一，文学审美具有独立性；二，文学在审美独立的前提下可以进入社会公共话题的建构和讨论。这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界出现的“文学性”与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提出的“文学性”不同的地方，它没有割断文学与社会、文化等外界因素的联系，因此在指导创作实践上拥有巨大的灵活性。纵观在“文学性”和“纯文学”口号后中国出现的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等，莫不具有丰富的审美内涵和巨大的社会文化影响力；这些文学绝不是在象牙塔内就可以编造出来的。但上世纪80年代“文学性”和“纯文学”的双重内涵并不是并列结构，而是因果关系：因为文学审美具有独立性（自足性），所以在保证审美独立前提下文学题材可以自由驰骋，当然可以参与社会公共话题的建构和探讨。其实，在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接受者的内心里，也可以说是因为文学可以独立地参与社会公共话题探讨，因此文学审美才具有独立性，文学才具有自足性。但作为一种政治修辞，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性”和“纯文学”表述者只认可前者的逻辑关系，因为这个概念“我们是针对文革带来的极端的意识形态，政治对于文学构成的一种困境，当时是为了摆脱这种困境才提出的。”“在八十年代也存在着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我们遮蔽了它，遮蔽是带有策略性的，因为我们处的位置不便点破。但是，实际上遮蔽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以及文学与权力的关系。”[2] 如果对上世纪“文学性”再进行“谱系学”的探源，“文学性”在中国出现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出现的革命文学批评。在革命文学批评中，文学批评的整体性被撕裂，成为有前后秩序的两个部分：“这是说：当我们批评一种文艺作品的时候，在检查它的结构和技巧之成功与否以前，应该先分析这个作品是反映着何种的意识”。[3] 这种文学批评范式在40年代延安文学和建国后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中得到延续并强化。此时，“文学性”的代名词就是“艺术性”，也就是文学审美性，不过它还不是文学存在的基础，而是文学的一个要素。正是因为文学审美不能作为文学合法性的全部理由，所以在这段文学历史当中，文学都是政治依附品。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性”和“纯文学”口号的提出就是为了反拨这种文学的理解方式，通过对“文学性”的极端强调使文学获得存在的独立性。所以，从文学“艺术性”到“文学性”，虽然内涵变化不大但标志着意识形态的巨大转移。 二、90年代：“文学性”话语的多重歧义 进入上世纪90年代，社会、文化转型使文学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新境况：一方面，随着文化消费时代的到来和图像文化、大众文化的兴起，文学在世纪末面临日益边缘化的危机，“文学是否会消亡”不再是危言耸听而成为文艺理论家必须论证的话题；另一方面，在大众文化和其他学科的理论著作中，我们又发现大量文学性因素的存在，这也就是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问题。社会、文化转型使80年代的“文学性”理解方式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其两层内涵为社会现实无情解构：“一方面，文学审美的独立性被文学／商业、文学／政治的复杂关系所冲击，所谓独立已无从谈起；另一方面，文学在消费文化挤压下也无力参与社会对话。”[4] 新的“文学性”理解在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所谓‘文学性’并非一个自足的范畴，而始终与一些相关对立范畴相参照而提出，比如文学／政治、文学／社会、文学／商业化等”，“文学性并非文本自身的特性，而是如T·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所说的一种‘关系性的存在’”。[5] 这种开放的文学性理解方式将文学从所谓“文学自足性”的自身束缚中解脱出来，使文学可以从容地在社会和现实间游走，不必为所谓“纯文学”／“俗文学”、严肃写作／商业写作等等二元对立将自己逼上社会的边缘。 但是，必须意识到的一个现实问题是：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出现是建立在“文学自足性”无可争议的科学性的基础之上的。“文学自足性”决定了“文学”研究的范围、途径、目的和意义，如果“文学自足性”被打破，无疑也打碎了中国“文学”学科存在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更进一步说，中国成千上万从事文学研究的工作者身份也值得怀疑。所以，90年代后出现的“文学性”话语，文学研究者既质疑“文学自足性”的合理性，又对“文学性”是否存在心存焦虑；既勇敢对传统文学研究所不涉及的文学现象做出自己的解释，又紧紧拥护“文学性”这个概念以寻求自己的学科归属。这使得“文学性”不可避免充满多种含义。 1、“文学性”——文学属性。90年代后，“文学性”广泛运用是因为其是一个“话题”——文学的属性问题，探讨的内容包括文学是否具有自足性；文学理论研究的疆界；文学如何面对文化转型等等。无论研究者对这些问题持何种看法，他们使用的“文学性”都有特定的内涵，即文学的属性问题。 2、“旁逸的文学性”。文艺学家们苦苦追寻也不能找到一个科学而合理的“文学性”的定义，但又轻易在日常生活和其他学科里发现了“旁逸的文学性”。这也就是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文学性旁逸到房地产广告、咖啡馆、家居装修、街心花园等日常生活，并进入到如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创作当中。“后现代的游戏状态，必然伴随着消费状态、表演状态的出现。无论是游戏、消费还是表演，其实都是生活的原生素。越生活化，就越游戏化，也就越充满文学性。”[6] 在这里，“文学性”含义指文学中的“语言游戏”和“写作技巧”因素。 3、“残余的文学性”。90年代后，文学创作的姿态也发生了变化，“个人化写作”、“无姿态写作”的出现割断了文学批评家对80年代以来文学解释的连续性，于是“残余的文学性”就成为批评家连接80年代以来文学连续性的一种方式，这也增添了一种新的“文学性”理解方式。“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并存的历史语境中，文学性观念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宏大的历史叙事很难在当代叙事文学中出现，小人物、小叙事、小感觉构成了小说的基调，它们仅仅凭借文学叙述、修辞与故事本身来打动我们对生活的特殊体验。也就是说，文学性就在叙事话语本身的展开中存在、生成或呈现出来”。[7] 在这里“文学性”就指现代性“宏大的历史叙事”、“生活的真相”，因为90年代后小说只通过小人物、小叙事、小感觉来探究人性深处的真实，所以“是历史事件的剩余物，也是宏大文学史的剩余物，就是文学性的最小值，也只有最小值的文学性，构成最真实的审美感觉。”[8] 4、文学审美特点。当文学性不断讨论的时候，20世纪九十年代文学批评中仍然不乏将“文学性”理解为文学审美特点的用法，譬如电影的文学性，某某作品的文学性等等。 三、“文学性”：理论“预演”与实践“命名”之间 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文学批评界出现的四重“文学性”歧义的直接原因是：关于“文学性”理论“预演”和实践“命名”之间的偏误。在理论“预演”中，“文学”作为世界普遍存在的学科，当然有其研究的疆界和学科属性——文学的属性。不光如此，在文学理论家眼里，文学的属性应该具有普适意义，具有科学性和严密性，既保证它具有强大面对新生文学现象的整合能力，又不至于让自己落于不伦不类的泛化边缘，所以“文学性”可以作为一个话题供理论家不断探讨、整合。而对于实践在文学批评现场的研究者而言，文学属性固然是重要问题，但为伴随文学转型出现的诸多文学现象及时“命名”则更为重要，所以“日常生活审美化”中“旁逸的文学性”、在90年代后文学中“残余的文学性”就脱颖而出。就实践层面来说，他们所命名的“文学性”不一定严密，但谁也不能否认他们所说的“文学性”不是文学的特点。 对于前一种“文学性”理解，其存在的理论风险是：力图用某种具有普世意义的“文学性”概念来划分文学和文学研究的边界，用以约束日渐模糊的文学和文学研究。这种做法至少存在着两点危险：第一，对“文学性”进行本质主义考究是一个形而上的命题。文论史上出现了多种文学性的概括方式，如形式主义定义、功用主义定义、结构主义定义、文学本体论定义以及文学叙述的文化环境的定义，但无论哪一种都存在着致命的缺陷，都不能涵盖文学的全部特征和存在外延。这说明力图通过归纳法的方式总结出一个普适的“文学性”概念只能是一种理论的徒劳。第二，就“文学性”与文学研究的关系来说，是文学研究不断改写“文学性”的内涵，而不可能用“文学性”来指导和约束文学研究的进行。 对于后一种“文学性”命名，虽然开放的“文学性”描述回避文学本质主义难题，但过于随意的“文学性”命名必然使“文学性”作为一个术语寿终正寝，因为其内在的一致性已经丧失。 而在我看来，“文学性”作为一个批评术语并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我们完全可以用更准确的术语去命名我们所看到的文学现象，其之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末出现并在90年代被广泛运用并成为话题，完全是一种文学学科独立性的情结：80年代“文学性”出现是因为文学要摆脱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90年代后“文学性”再次兴起是因为文学面对文化转型带来的冲击。“文学性”话语带给我们发现问题的视野，但太拘泥于它也会形成文学研究新的意识形态。 所以，就新世纪文学理论本土化来说，面对“文学性”，不必栖身于其预设的理论陷阱，需要的是向文学研究原初动机的回归：文学研究就是要捕捉住不断流动的新的文学特征，通过文学文本参与社会对话，揭示人性与世界的秘密。文学研究要求研究者的是发现和创新，是保持文学研究的有效性——这或许是我们面对“文学性”最理性的态度吧！ 【参考文献】 [1] [加] 马克·昂热诺等著：《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页。 [2] 钱理群：《重新认识纯文学》，北京大学校友网。 [3] 李初梨：《普罗列塔亚文艺批评底标准》，《“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21页。 [4] 周维东：《新世纪文学研究：如何面对“文学性”》，《文艺评论》2007年第2期。 [5] 贺桂梅：《文学性：“洞穴”或“飞地”——关于文学“自足性”问题的简略考察》，《南方文坛》2004年第3期。 [6] 董馨：《文学性探究与文学理论的建构》，《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7][8] 陈晓明：《小叙事与剩余的文学性——对当下文学叙事特征的理解》，《文艺争鸣》2005年第1期。 原载：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原刊地名】福州【原刊期号】2008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