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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04年秋,在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本科生开设的“文学理论专题”课上,我讲授了一次“文学经典”的内容。我从什么是经典谈起,分别涉及到文学经典的生产问题,“文化研究”对经典的质疑问题,作家在“影响的焦虑”下对经典的反抗问题等。为了更好地思考和消化这些问题,我在文学院的“中文论坛”上发帖,请同学们参与讨论。讨论中,我没有看到在感情上或理智上捍卫文学经典的帖子,倒是发现一些同学委婉地表达了对文学经典的微词。有人说,大学生不读经典是出于“对经典的逆反心理”;有人认为,“经典长期被人们追捧分析,对于它们,我们怀有的更多是敬畏之心,敬而远之”。“若是拿鲁迅和安妮宝贝相比,我想大多数人更宁愿选后者,因为它有现代气息”。还有人引进“文化研究”的思路,认为对文学经典进行抵制的主要是青年亚文化群。由于文学/文化经典是社会主流册封的,所以青年人便以拥戴同龄人写作成果的方式来抵制和对抗经典。“经典一非经典的对抗,正是主流社会阶层与正在即位中的青年亚文化阶层之间对抗的隐性舞台。”(1) 尽管我也积极参与了这次网上讨论,甚至与一些同学展开了辩论,但我更关注的是讨论背后所隐含的一些问题:如今的大学生还读文学名著吗?后来,在与讨论者网下聊天时,基本上坐实了我的猜测。因为他们有的就坦率承认,他们并没有读过多少文学名著。这也就是说,他们在网上质疑经典抵制经典,或者在为某种观念辩护时,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基于对经典作品的阅读经验,而是基于对流行文学/文化的好感。于是,几年前流行于大学校园里的那句调侃的说法似乎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所谓经典就是谁也觉得应该读但是谁也不读的文学名著。” 教学现状:文学经典淡出 如果不读或不怎么阅读文学名著是当今青年人中的一种普遍现象,那么我们接着需要追问的是形成这种局面背后的原因。美国学者米勒在谈到传统的文学研究有可能消失时指出:“如今那些进行文化研究的年轻学者是在电视、电影、流行音乐和互联网中泡大的第一批人。他们没有把太多的时间留给文学,文学在他们的生活中无足轻重。这样的趋势可能还会继续发展下去,而且我想也不可逆转。用不着奇怪,这样的一种人应该期望研究那些与他们直接相关的、那些影响了他们世界观的东西,那就是电视、电影等等,以及所有那些他们阅读的关于‘理论’的书籍。”(2)实上,米勒所说的这种情况已在中国出现。为了便于对比,我们可以首先想一想我们自己的情况。在1980年代或更早些时候接受大学教育的人恐怕都有这种体会,那时候,文学即使不是他的唯一,也在他的生活世界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一个在1980年代初期接受大学教育的作家聂尔曾如此披露过自己的阅读经历:“我终生热爱的一些作家就是首先在这家简陋的图书馆里结识的。比如,托尔斯泰、尼采、卡夫卡、普鲁斯特、加缪、萨特、乔伊斯、弗洛伊德,等等。我在那里读了他们少量的作品,有的甚至就是一些片断,这些作品闪电般地将我击中之后,却使我终生不能自拔。”虽然并非每一个文学研究者都会有这位作家的阅读之旅,但可以肯定的是,每一位文学研究者的心目中都有一块文学的绿洲。俄罗斯文学之于1950—60年代的大学生,现代派文学之于1970-80年代大学生,昆德拉之于1980年代后期的大学生,甚至王小波之于1990年代后期的大学生,这样的文学或作家构成了他们的心灵财富;这样的人以后一旦从事文学研究,他们的阅读经验就会或隐或显地发挥作用。他们在研究中可能使用着非常专业的学术话语,但是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批评观甚至学术观很可能都打上了青少年时代文学阅读的烙印;或者更确切地说,文学经典已参与建构了他们的世界。 但是在今天,文学经典已经在青年学子的心目中淡出,而那些以新型的电子媒介或数字媒介为载体的亚文学作品或大众文化产品才构成了他们阅读、欣赏、品评的主要内容。笔者今年指导了三个本科生(2001级)的毕业论文,其中一个分析韩国电影《我的野蛮女友》,一个思考日本的动画片,还有一个研究流行期刊《读者》。三篇学士学位论文没有一篇与文学相干。而通过对“文学理论专题”课171名同学(2003级,其中韩国留学生43人)提供的期末作业进行分析,我从他们的选题方面得出了如下统计结果: 1.亚文学类(包括影视作品、流行音乐、歌词、广告、动画片、flash动画、短信等):87人,占50.9%。 2.通俗文学类(主要指以印刷媒介为载体或通过网络广为流传的文学作品,如金庸、海岩、安妮宝贝等人的作品):11人,占6.4%。 3.先锋文学类(主要涉及中国1980年代以来具有某种先锋色彩或实验意味的文学作品,如余华、韩少功等人的小说,于坚的诗歌等):16人,占9.4%。 4.文学经典类(主要指经过一定的时间考验并被公认的文学大家或文学名著,如曹雪芹、巴尔扎克、鲁迅、沈从文、施蛰存等人的作品,也包括近年来被某种形式确认的新经典,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和阿来的《尘埃落定》等):29人,占16.9%。 5.理论类(主要涉及文学基本理论问题或大众文化理论问题):21人,占12.3%。 6.其它:7人,占4.1%。 需要说明的是,这次作业并无特别的要求,我只是要他们提交一篇分析作品(文学、亚文学均可)的小论文。为了让他们更多地以文学作品为分析对象,我甚至在网上提供了若干部(篇)小说的名字,但是以文学文本作为分析对象的并不占优势,更多的人把自己的分析目标锁定在亚文学或大众文化方面。虽然一次作业还不能说明问题的全部,但是起码提供了如下信号:作为“在电视、电影、流行音乐和互联网中泡大的”一代新人,大学生已失去了接受文学经典作品的充分理由,他们现在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接近文学,而不一定非得通过传统的阅读行为;同时,他们所接近的文学很大程度上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而是经过了某种加工制作、降低了接受难度并且更适合青年人欣赏口味的文学。 在我看来,“红色经典”一词的流行,一方面说明文学研究自身的活力不够,还需要从别处寻找理论兴奋点｡许多被“文化研究”撩拨得兴致盎然的文学研究者纷纷对影视领域指手画脚,于是“红色经典”这个在影视界红得发紫的概念也顺势烧到了文学界;另一方面说明研究者缺乏理论的反思与批判意识,使用术语时太过鲁莽｡影视界炒作“红色经典”概念完全是功利行为｡在他们手里,从上世纪30年代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到“文革年代”的《沙家浜》､《红色娘子军》等都被他们一网打尽,“红色经典”几乎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容器,真可谓“拣到筐里都是菜”｡然而严肃的文学研究者在运用概念进行批评工作前,必须对所用概念做出界定和梳理｡可是许多文学研究者在高谈阔论时,完全把“红色经典”作为一个不言自明的范畴来使用,而且天然地默认或赋予它的合法性和权威地位｡这种态度即使不是轻率的,也至少是不严肃的｡把“经典”的名号往这些作品上套,实际上是研究者画地为牢,人为地缩小了对作品的批评空间｡这样一来,多数研究者虽然都会提到“红色经典”艺术上有种种不足,但是由于和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密不可分,加之对当下缺乏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不满,“红色经典”顺理成章地成为一个非但不能质疑,而且还要“捍卫”的神圣之物｡这样一来当要对“红色经典”进行评价时,作品的艺术成就居然不是或不是主要的衡量标准,这不能不说是题材决定论在新时代的借尸还魂｡ 在我看来,“红色经典”其实名不副实,只是个空洞的能指｡原因很简单,它们的艺术水准根本不足以成为经典｡最主要的理由是它们的写作都不是出自真正的“个体写作”｡依照我们的文学常识,举凡经典都是出自于自由个体的精神创造｡即使是《诗经》时代的人们虽然未能留下自己的姓名,但丝毫不妨碍他们“饥者歌其事,劳者歌其食”,因此“昔我来矣,雨雪霏霏;今我来思,杨柳依依”,这样的诗句千载之后仍能打动人心｡而“红色经典”基本上都是集体写就的文本｡从最基本的技术层面上说,那些文本的作者大多不具备独立完成长篇小说的能力(毕竟具有柳青那样高素质的作者只是极少数而已)｡比如曲波就只上过六年学,军队就是他的“学校”,其他如杜鹏程､冯德英､吴强､刘流､知侠等大多缺乏文学创作的基本能力｡所以他们所说的“水平低,特别是文字水平低”⑥之类的话,绝非谦虚｡不客气地说,没有编辑龙世辉的帮助,曲波根本无法独立完成《林海雪原》,至于他另一部作品《桥隆飙》也是在编辑王笠耘大力协助下才得以问世｡《我们夫妇之间》的作者萧也牧也直接介入了“三红一创”的编辑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那些戎马疆场的作者来说,那些从未署名的编辑是那些“红色经典”的真正的合著者｡没有他们,曲波等拥有的往往只是些素材而已｡而更致命的问题在于,“红色经典”往往是集体意志的产物｡《红岩》的创作过程就是极典型的例子｡《红岩》的写作缘起与作者的创作冲动无关,完全是在共青团中央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建议下开始的｡罗广斌､杨益言可以在重庆市委的照顾下脱产专门从事写作,而且还有各界人士为写作“献计献策”,其中还包括我党高层领导｡可以说,创造当代小说发行量最高记录的《红岩》虽然署的是两位作者的名字,但实际上完全是集体写作的产物｡即使是那些包含了真实情感体验的作品也在集体意志的干预下,作者主动或被动地对原作进行了较大改动｡当年《青春之歌》在《文艺报》和《中国青年》批判后,作者杨沫就增加了关于农村生活和学生运动的章节｡很明显这样的改动与艺术无关,反而极大地损害了作品的艺术水准,其中新增章节中对胡适等知识分子的丑化更是对当时政治动向的主动迎合｡ 想当年,这些所谓的“红色经典”在出版后虽然多有赞誉,但还是逃不了诸如“有小资产阶级情绪”和“缺乏革命的时代精神”的批判｡于是作者忙不迭地删去作品中表现人物情感生活的描写｡这样一来,少剑波与白茹(《林海雪原》)､梁生宝和改霞(《创业史》)､梁波和华静(《红日》)等男女主人公之间只剩下了纯洁的革命情谊｡正是出于对广大群众进行“革命教育”的功利目的,作品也只能描写那些纯洁的革命情谊,主人公往往只是实现革命信条的符号｡不客气地说,这些文本几乎完全将人类中最美好的情感——爱情蒸馏得所剩无几｡于是有人在数十年后曾这样回忆那一代青年阅读《青春之歌》和《苦菜花》这类小说时的奇异现象:“涉及**的张页犹如扑克牌中的王牌,都被翻得格外旧｡”⑦而众所周知的是,“红色经典”中对爱情的描写被删削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那个时代的青年要想从中获得类似的情感体验,这完全是缘木求鱼之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作品以革命的名义扼杀了文学的人性特质｡这也是它们为什么难以感动现代人的根本原因之一｡这样的文学作品怎么可以跻身于“经典”的行列呢? 更令人扼腕叹息的是,现在许多人在谈及“红色经典”时居然还把“文革”时代的作品也归入其中｡这不能不说是影视界“红色经典”改编热带来的一个后遗症｡现在“样板戏”中的《沙家浜》､《红色娘子军》和《红灯记》已经或正在改编成电视连续剧,而且都引起了观众的极大关注｡于是在许多普通民众中就造成了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原来“样板戏”也是“红色经典”｡这样一来,谬种流传,危害不浅｡然而更令人遗憾的是.一些文学研究者也在其中推波助澜｡比如就有资深的文学研究者把《金光大道》和“样板戏”纳入到“红色经典”｡⑧这样一来,这些学者们就陷入到了一个逻辑怪圈:一方面承认“红色经典”的一些作品(尤其是“文革文学”)存在相当大的缺陷;另一方面,由于已经不由分说地套上了个“经典”的帽子,于是就极力为它们开脱,以“时代精神”或“革命激情”之类大而化之的语言含混过去｡众所周知,“样板戏”是“文革”时代对广大人民进行精神控制的工具,现在看即使它还有某些艺术特质的残留,也不能改变它思想和艺术反动的本质｡张鸣一针见血地指出:“‘江青同志’炮制的垃圾,堂而皇之地变成了红色经典,红色与革命,在不知不觉中,甚至可以被偷换成‘文革’的同义词｡”⑨言语虽然激烈,但的确发人深省｡ 有人说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话语通货膨胀的时代｡许多美好的词语在滥用中贬值,“经典”就是其中之一｡多少文学读物和精神赝品都是在打着“经典”的招牌招摇过市｡今天“红色经典”也正面临着这样的遭遇｡其实经典就是经典,并无颜色之分｡也许最早使用这个词的人是想突出那个年代写作的特殊性,因而把其中的一些质量较高的作品冠之以“红色经典”的名号｡那个时代是政治和革命高于一切的时代,几乎每个作家都将自己的创作和政治以及革命联系起来｡至于文学作品的艺术水准和美学价值倒并不是或不主要是他们的写作目标｡因此,即使是那个时代中广受欢迎和赞誉的作品,现在看来也是比较平庸的｡有专家发出这样的喟叹:“如果不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对自己已经失去的青春年华带有一种自恋情结的话,这些作品大多都被遗忘了｡”⑩将这样一些艺术价值存疑的作品纳入到“经典”的行列,不能不说是对我们艺术判断力的一个嘲讽｡ 据说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了视觉文化时代,影视作品的影响力可谓无远弗届｡而在“红色经典”的命名游戏和炒作风潮中,文学界成了影视界的跟风者｡许多文学研究者身在潮流之中丧失了定力和基本的艺术判断力,常常失语或者只能人云亦云,这不能不说是很遗憾的事情｡对“红色经典”这个色厉内荏的空泛概念,我们应该是到了表明立场､拒绝合唱的时候了｡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文系) ①杨匡汉主编《惊鸿一瞥:文学中国:1949—1999》,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②王会《“红色经典”铸造民族精神》,《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③张法《“红色经典”改编现象读解》,《文艺研究》2005年第4期｡ ④曹建文《红色经典不容恶搞》,载《光明日报》2006年8月10日｡ ⑤焦垣生､胡友笋《论“红色经典”的经典气质》,《人文杂志》2005年第2期｡ ⑥曲波《林海雪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577页｡ ⑦王朔《动物凶猛》,《王朔文集:纯情卷》,华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20页｡ ⑧刘玉凯《“红色经典”与时代精神》,《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5年3期,第20页,作者系文学专业博导｡ ⑨张鸣《谁的红色,何来经典》,《炎黄春秋》2007年第1期｡ ⑩陈思和《我不赞成“红色经典”这个提法》,载《南方周末》2004年5月6日｡ 原载：《天涯》2006年第0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