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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文学性研究当中，“文学性蔓延”或“扩张”是一个颇令人关注的焦点。所谓“文学性蔓延”或“扩张”，按当下学界的流行说法，是指在商业气息弥漫的后现代社会，在文学生存空间被影视、网络、电子游戏等文化形式日益侵占、文学走向终结或死亡之际，“文学性”则在日常生活、思想学术、电子传媒、公共表演等一切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中担当起统治角色。“文学性蔓延”或“扩张”与文学终结之间此起彼伏、此消彼长。 不过，我们应当看到，当前，对于“文学性蔓延”问题，学术界尚存有诸多分歧和争议。以余虹、陶东风为代表的一派坚持后现代社会文学性蔓延说。余虹在批判分析文学研究领域“逃离文学”的普遍现象的基础上，指出了后现代总体文学状况的双重性：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统治并存；并着重描述了文学性在思想学术、消费社会诸领域的统治及表现，最后就文学研究的对象指出说：“由于文学性在后现代的公然招摇和对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渗透与支配，又由于作为门类艺术的文学的边缘化，后现代文学研究的重点当然应该转向跨学科门类的文学性研究。”① 陶东风也著文指出说：“我们在新世纪所见证的文学景观是：在严肃文学、精英文学、纯文学衰落、边缘化的同时，‘文学性’在疯狂扩散。所谓‘文学性’的扩散，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或者说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文学性在日常生活现实中的扩散，这是由于媒介社会或信息社会的出现、消费文化的巨大发展及其所导致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现实的符号化与图像化等等造成的。二是文学性在文学以外的社会科学其他领域渗透。”② 但是，与此同时，另有一批学者对“文学性蔓延”提出了质疑，如王岳川、吴子林、张开焱等人。王岳川针对美国后现代理论家大卫·辛普森认为的“后现代文学性统治”的观点，梳理和评析了以德里达、利奥塔德、理查·罗蒂、哈桑、纽曼、戴维·洛奇等为代表的后现代“文学性”问题史，驳斥了所谓的“后现代文学性统治”的观点，认为这“只是一种辛普森的时代误读罢了。后现代时代是一个感性肉身的时代，是一个强调肉身安顿大于精神安顿的时代，是一个图像取代文字文学的时代，是一个读图时代大于读文时代的图像学世纪。”③ 因此，“文学性”不是在后现代蔓延或扩张、统治了，而是面临着消解、飘散的问题。吴子林同样展开了对文学性蔓延说的质疑，他从学术研究的起点——基本范畴入手，指出：“这些提出‘文学性扩张’或‘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学者，从来就不对‘文学性’或‘审美化’的内涵作出一个最为基本的限定，而在论述过程中含糊其辞。”于是他紧扣文学性内涵的“语言”和“审美”这两个维度批判“文学性扩张”说，认为所谓的“文学性扩张”，从审美维度而言，其实只是一种“审美的世俗化”；而从语言维度来说，所谓的“文学性扩张”疏淡了语言之于文学的独特文化功能：文学语言“它并不直接诉诸人的官能。”“文学语言的诗性言说唤醒了生命，成了人们生存境况和生命体验的本真显现。”④ 另有一些学者在上述两派之间做了调和，可以刘淮南为代表。刘淮南认为，虽然“文学性”既可以表现在文学自身，又可以表现为非文学之中，“但是，对于文学来说，对于文学研究而言，首要的还应该是文学自身，是文学本身的层次划分或者说价值定位，这才是符合文艺学研究任务的重要内容。”“这样说的意思并不是要否认后现代语境中文学性蔓延的事实，而是要强调说明，作为文艺学（文学理论）来说，其最基本、最主要的对象毕竟还是文学而非非文学。”那么，如何在文学性、文学和非文学三者之间搭建一种平衡呢？刘淮南创造性地区分了两种“文学性”的含义，即“文学”性≠文学“性”。他这样解释说： 如果说，就文学自身的有关属性予以确认并进行层次划分和价值定位由于是着眼于文学本身及其发展，我们可以将这样的研究中的“文学性”称之为“文学”性的话，那么，着眼于其他领域中文学属性具体表现的“文学性”研究由于是关注在“文学性蔓延”，则可以称之为文学“性”。前者的对象是文学，后者的对象则是非文学。⑤ 综上所述，我们以为，要走出当前这些“文学性蔓延”问题的争论与分歧，有如下几点有必要予以澄清和注意： 首先，“文学性”是否具备“蔓延”的可能？按雅各布森的最初说法：“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即那个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⑥ “文学性”是使作品之所以成为文学作品的关键。换言之，“文学性”的功能在于使作品成为文学作品而非非文学作品。显然，“文学性”在这里扮演着一种区别标准和标志。尽管卡勒在同样一篇文章中屡次三番地强调“文学性”定义之旨不在于这样的区别标准，诸如“文学性的定义之所以重要，不在于作为鉴定是否属于文学的标准，而是作为理论导向和方法论导向的工具，利用这些工具，阐明文学最基本的风貌，并最终指导文学研究”⑦，但是，对象研究的重心并不能改变研究对象的属性，“文学性”作为鉴定是否属于文学的标准这一基本前提是难以否认的。再就“文学性”这一范畴自俄国形式主义出现至今及使用语境而言，人们也都是在文学与科学、诗歌与散文、科学与艺术、诗歌语言与标准语言、艺术语与实用语之类的区别性对举中归纳出“文学性”内涵的答案的。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如俄国形式主义者所言的：“诗歌语言的作用就在于为话语提供最大限度的前推”；“作为以公式化为目标的科学语言，是避免前推的。”⑧ 英美“新批评”派也说：“悖论正合诗歌的用途，并且是诗歌不可避免的语言。科学家的真理要求其语言清除悖论的一切痕迹；很明显，诗人要表达的真理只能用悖论语言。”⑨ 既然如此，就必将带来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区别性范畴，如何又能越出区别性界阈？或者说，既然可以蔓延至非文学之中了，文学性还是雅各布森构造的那个“文学性”么？因此我们以为，人们在讨论“文学性蔓延”或“扩张”这一命题之初，就可能犯了一个以讹传讹、将错就错、明知故犯的原则性错误，即包括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在内的一些“文学性”内涵观本身是不完善或不甚科学的，而蔓延现象正是他们在“文学性”定义问题上自我否定的理论漏洞之所在。有趣的是，我们的学界却在保留对“文学性”内涵认识模糊的情况下，在清晰地知晓那些“文学性”内涵观之不足的情况下，高张起“文学性蔓延”、“文学性扩张”的大旗。此时我们不由会想到在文学性蔓延问题上调和派的良苦用心：其实，我们若是细察之，调和派和是否认可文学性蔓延的对立两派之间有些时候并不在同一层面上。这是因为，对立两派讨论的关键词是“是否存在”的问题，而调和派讨论的则是“如何存在”的问题。于是乎有“文学”性和文学“性”这样的对“文学性”含义的两层解读，其中的好处正是在于试图协调我们所讲的区别性范畴不能蔓延和时下热炒的“文学性蔓延”之间出现的裂痕。 其次，“文学性蔓延”是否仅仅为后现代的景观？在一些学者眼中，恰如我们归纳的那样，“文学性蔓延”是与文学的终结相伴而生的，且“文学性”在后现代条件下是疯狂蔓延以致确立了在诸多领域的统治性地位。例如余虹就认为：“‘文学性’问题绝不单是形式美学的问题，它也是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哲学、神学和文化学问题，或者说它是后现代社会中最为基本和普遍的问题之一。后现代文学研究的视野只有扩展到这一度，才能找到最有意义和最值得研究的对象。”⑩ 董馨也把这种文学性蔓延和统治视作一种“文学性对后现代状态的维护”(11)，等等。这里我们需要探讨的是：是否随着纯文学在后现代状态下的衰落，“文学性蔓延”才渐渐浮出水面？是否这种“文学性蔓延”的现象描述只是后现代条件下的专有物？我们的答案是：否。就当我们认可那种可以发生蔓延的“文学性”内涵来看，文学作品的属性从文学作品作为一种人类文化的存在形式而言，文化成果之间必然要发生积极的互动影响，让文学审美之气韵和格调扩散到人类生活的一切维度，如日常讲话、文字作品等都会追求明白流畅、文质彬彬、恰到好处之类的表达效果，按理说，都是一种积极向文学靠拢的表现，都是一种“文学性蔓延”现象。中国有句古语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12)，正是指出了文学性蔓延、渗透之于文章、人生的重要益处。所以不论是中国先秦时期的大量文献古籍，如《论语》、《庄子》之类；或如西方文化世界中的《理想国》、《圣经》之属，虽不为专门性文学作品，却常常可以给人缕缕文学阅读之韵。因此我们不妨可以这么说，一切人性之物，总是可以找出“文学性”痕迹，因为它最终是为人而存在、而交流的。要说什么“维护”，“文学性”对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维护从未停止过，也不能停止，这是人类的一种文化天性使然。当人类不再视“美”为至高追求之时，也是人类万劫不复、自取灭亡之时。由此带来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不光存在“文学性蔓延”，也存在“非文学性蔓延”，即非文学作品属性对于文学领域的蔓延或扩张。例如我们非常熟悉的史学著作《史记》，任何一部中国文学史无不充分肯定这一史学巨著的文学史地位和影响。例如： ……《史记》无论是写人物、记场面都十分集中、完整；故事性强，结构谨严，匠心独具。而语言也平易简洁，生动传神。它不但对历史散文有影响，而对唐、宋以后的古文发展也有重大影响。唐、宋古文家在反对形式主义的繁缛和艰涩古奥的文风时，即曾标举《史记》为典范。著名的所谓“唐宋八大家”，以及明清的古文家，无不熟读《史记》，受到《史记》散文的熏陶。 小说和戏剧同样受《史记》影响。……(13)无怪乎鲁迅赞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14)！而这也正是文学与非文学之间互动影响以及“文学性蔓延”与非文学性蔓延并存现象的一个明证。我们并不否认后现代空间里，随着文化工业的兴盛，“消费”日渐成为社会、文化的代名词，日常生活中的文学性特征显现得也更为突出，但这不是“文学性蔓延”本身有无的问题，而是“文学性”在技术手段的辅佐之下的蔓延程度强弱、蔓延方式变化的问题，而在从传统、现代到后现代的发展过程中，所谓的“文学性蔓延”是一以贯之的。这还可以反过来启发我们重新看待文学终结论的观点。人类以及社会发展是一个日新不息的过程，真的当文学走向终结、文学研究演绎为“文学性”研究之时，我们在开展“文学性”研究之前是否首先需要了解何谓文学？不了解文学，何来研究“文学性”？文学已经终结，“文学性”不是也将变成一个僵硬停滞的封闭概念了么？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不管俄国形式主义还是解构主义，虽然在关注‘文学性’问题时都搁置了‘什么是文学？’这一翻来覆去讨论已经令人厌倦的问题，但实际上他们终究不能绕过这一问题。因为‘文学性’问题的提出看似另辟蹊径，但无论是试图将文学从非文学的钳制下剥离出来，还是刻意推动文学对非文学的扩张，都需要对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界限做出明确的界定，否则就根本无法确认‘文学性’的适用范围和功能限度，讨论也就变得毫无意义。”(15) 所以文学不会终结，文学研究也不会被什么“文学性”研究所替代。韦勒克在研究文学本质时曾经指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美感作用的领域并不一样；它有时扩展了，有时则紧缩起来：个人信札和布道文曾经都被当作一种艺术形式，而今天出现了抗拒文体混乱的趋势，……看来最好只把那些美感作用占主导地位的作品视为文学，同时也承认那些不以审美为目标的作品，如科学论文、哲学论文、政治性小册子、布道文等也可以具有诸如风格、和章法等美学因素。但是，文学的本质最清楚地显现于文学所涉猎的范畴中。文学艺术的中心显然是在抒情诗、史诗和戏剧等传统的文学类型上。”(16) 他在承认文学与非文学之间难以清晰界别之际，考虑的就是文学作品的“美学要素”蔓延的问题，亦即所谓的“文学性蔓延”现象，不过他从文学研究自身职责出发，明确把文学研究的中心置放在文学作品构成的文类世界里。这是一个明智而清醒的认识。 最后，“文学性蔓延”概念的定位问题。概念是理论的支撑点，它们的使用必须严谨科学。故而，我们以为在文学性研究中，当务之急是对概念的界定。我们并非片面地敌视“文学性蔓延”这一概念，亦非片面地无视后现代条件下文学属性、特征的蔓延现象；而是说，既然运用了“文学性”这一概念，就要考虑到这一概念的产生背景，还其历史本来面目，这是最起码的学术态度。有些学者似乎也注意到了我们这里提出的问题，例如余虹在文章中有这么一段： “文学性”曾经被俄国形式主义确立为文学研究的特殊对象，但在俄国形式主义那里，“文学性”只是一个形式美学概念，它只关涉具有某种特殊审美效果的语言结构和形式技巧，而与社会历史的生成变异以及精神文化的建构解构无关。这种贫乏且具有遮蔽性的文学性概念不仅短命，而且也限制和耽误了人们对文学性的丰富内涵的发掘和领悟。(17)这段文字的出发点是不错的。但问题在于：“文学性”概念自俄国形式主义首先提出，是不容争辩的历史事实；原意也并非仅仅从形式上找出使作品之所以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而是碍于流派自身狭隘性，把这一概念的内涵片面地归之于形式美学。这可以从两点得到证实：一是此后的文论流派并非都是着眼于形式来探讨“文学性”内涵的。它们当然知道“文学性”绝非简单的形式美学范畴。二是就俄国形式主义流派成员本身而言，如雅各布森等人，在后期也已经意识到了把“文学性”内涵仅限于语言形式层是难以自圆其说的。这就说明，“文学性”这一概念在它诞生地，也非一个完全的形式美学范畴。因此，若学界再坚持采用这么一个连创始人对其内涵都感到踌躇不决的未定概念来讨论蔓延或扩张的问题，那么，从论题本身到内容无疑都是值得再次予以认真商榷的。所以我们以为，这里可能存在一个概念重置的问题：要么仍然坚持“文学性”这一概念，适当微调当下使用的“文学性蔓延”一词。我们注意到，卡勒在关注“文学性蔓延”现象时，没有使用“理论的文学性”这一说法，而是称作“理论的文学性成分”(18)。“文学性成分”相对于“文学性”而言，就成为了一个子概念，从而也就会显现出它在具体使用过程中“文学性”概念所不及的灵活性。另外如刘淮南提出的“文学”性和文学“性”的不同表达也值得重视。要么完全推倒重建，按照我们对于“文学性”内涵的新“张力论”的解释，不妨将“文学性蔓延”改称“文学层次的局部重现”。于是，所谓“文学性蔓延”就是一种文学作品多维性的局部转移，是文学特征或属性局部性地在非文学作品中的重现。我们相信，如此一来，定会减少许多不必要的学术误会和理解歧义，避免学术前进道路上不必要的精力耗费，早日把焦点集中到问题或现象本身。这或许是“文学性”研究的当务之急、重中之重。 注释： ①⑩⒄余虹：《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蔓延》，载《文艺研究》2002年第6期。 ② 陶东风：《文学的祛魅·文学性的扩散和文学的“祛魅”》，第12页，载《文艺争鸣》2006年第1期。 ③ 王岳川：《“文学性”消解的后现代症候》，《浙江学刊》2004年第3期。 ④ 吴子林：《对于“文学性扩张”的质疑》，《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 ⑤ 刘淮南：《“文学”性≠文学“性”》，《文艺理论研究》2006年第2期。 ⑥ Crvin Paull. A Prague School Reader on Aesthetics, Literary Structure and Style. Washington D C: C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1964.p.104. ⑦ ［美］乔纳森·卡勒：《文学性》，载［加］马克·昂热诺等：《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第29页，史忠义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另可参见乔纳森·卡勒：《理论的文学性成分》（2000），第117－131页，载余虹、杨恒达、杨慧林主编：《问题》第一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 ⑧ ［捷］扬·穆卡洛夫斯基：《标准语言与诗歌语言》，载赵毅衡：《符号学文学论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⑨ ［美］克利安思·布鲁克斯：《悖论语言》，赵毅衡译，载赵毅衡：《“新批评”文集》，卞之琳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54－355页。 (11) 董馨：《文学性：文化社会的意识形态特征》，《社会科学辑刊》2003年第6期。 (12) 孔子语，参见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襄公二十五年》（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06页。 (13) 褚斌杰：《中国文学史纲要》（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01－302页。 (14)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外一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 (15) 姚文放：《“文学性”问题与文学本质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16) ［美］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3页。 (18) 此系卡勒一篇文章的题名，由余虹译为中文。原题在《问题》第一辑中出现了“the literary of theory”和“the literary in theory”两种不同说法，恐为技术之误，但是中译名“文学性成分”的对应词不变：“the literary”。 (19) 这一新提法将有专文论述，亦可参阅本人博士学位论文《文类研究》（扬州大学，2007）第五章《文类意识论》。 原载：《文艺理论研究》2008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