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闹得沸沸扬扬的“限娱令”终于“尘埃落定”,国家广电总局正式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中提出,从2012年1月1日起,34个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要提高新闻类节目播出量,同时对部分类型节目播出实施调控,以防止过度娱乐化和低俗倾向,满足广大观众多样化多层次高品位的收视需求。借此之机,本报就国产电视剧“商业元素”泛滥的问题采访了资深专家曾庆瑞教授,并约请评论家牛寒婷撰写文章深入剖析《意见》,以期引起业界进一步的讨论与思考。
——编 者 《宫·锁心玉》剧照 质疑电视剧的“商业元素”
曾庆瑞(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丁薇(中国文联网记者) 十大恶俗搅乱电视荧屏 丁薇:曾老师,您对电视剧的“商业元素”抱质疑态度,是不是有点过头,甚至偏激?现在,大家都在说这个话题,它就是一个客观存在,既然存在,就可能有它一定的合理性,您是不是只看了或者说看多了它消极的一面呢? 曾庆瑞:没有过头,也不偏激。曲解电视剧市场经营属性,纵容电视剧的“商业元素”泛滥伤害电视剧作品,是对艺术审美和国民素质的亵渎和摧残。“商业元素”,也叫“市场元素”、“流行元素”、“时尚元素”、“观赏元素”、“口味元素”。现在人们挂在嘴边的所谓“商业元素”,就是“重口味”。比如,翻拍海岩的“生死之恋三部曲”《玉观音》《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永不瞑目》,就添加了这种东西,人们都说新版“少了纠结,多了情欲”。在记者们先睹为快的《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里,就惊现了董璇饰演的祝四萍裸背解内衣的镜头,而张歆艺饰演的罗晶晶则在开播的新闻发布会上大爆“初夜床戏”是怎么拍的。这种把爱情强化成为激情的场面,在新《玉观音》的片花中也有表现,像杨瑞向安心示爱那场戏,老版是杨瑞从身后抱住安心耳语:“你就跟我回家吧,嗯……”新版的表现手法则是杨瑞一把将安心掰过来强吻。难怪,开播的发布会上,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在剧中的“床戏”有多激烈上了。 丁薇:很不幸,去年翻拍的新版《还珠格格》,琼瑶亲自操刀改编,也走了“重口味”这条路,而且还有过之无不及。以至于互联网上有网友调侃说,“新《还珠》大尺度床戏,难道这不是《金瓶梅》?” 曾庆瑞: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澄清假象还其本来面目,所谓的电视剧的“商业元素”在10个方面表现了当下社会风气、文艺风尚的低俗、恶俗和媚俗。其中包括:一、贪迷色情;二、崇尚暴力;三、嗜好性虐;四、张扬乱爱;五、违反伦常;六、玩弄功夫;七、炫富拜金;八、刻意搞笑;九、肆意雷人;十、追捧明星。关于“贪迷色情”,我再补充一点例子。对于新《水浒传》,有人就说,“激情戏尺度堪比《色·戒》”。据报道,“杜淳曾戏称自己一半的戏份都在床上完成,甘婷婷回忆这一段也很害羞。”拍的时候,导演要求拍出干柴烈火的感觉,还加拍了“亲脚”的戏份。新《西游记》也“口味确实很独特”,人们挖苦说,“八戒同志与高小姐成亲圆房那一幕,更是将美女与野兽演绎到了极致,而唯一让看官们困惑的是:八戒这青面獠牙样子该如何与高小姐舌吻?”还有,“唐僧牵手女儿国国王,蜘蛛精洗澡穿着比基尼,这是新《西游记》里面的场景,虽然不如床戏那般凶猛,但暧昧气氛始终未有减轻”。值得注意的是,“崇尚暴力”的这一轮表现,有一个特点是捆绑着谍战剧和功夫剧,几乎很难有一部谍战剧和功夫剧不是渲染了拳打脚踢、刀枪相见、喋血惊魂、厮杀陨命的。 丁薇:说到“玩弄功夫”,最典型的就是,国家广电总局批评的一些将抗战和对敌斗争戏“娱乐化”的电视剧。不久前,一部被标榜为革命武侠剧的《抗日奇侠》在各大卫视热播,引发了网友的追看和争议。剧中人物个个都身怀绝技,什么绵沙掌、鹰爪功都派上了用场,不但日本鬼子被打得屁滚尿流,就连那些枪炮也不在话下。虽然看着很过瘾,但这种古龙剧的情节、张纪中的拍摄手法让不少观众大呼“太离谱”。 曾庆瑞:相比之下,“炫富拜金”就更普遍了。我觉得,《一起来看流星雨》这样的戏宣扬的是一天到晚空想着赚大钱、成大业,一会儿出国,一会儿买房,一会儿得到大笔遗产,一会儿拥有俊男或靓女,还有,就是衣着时尚,用品讲究,住豪华公寓,开高级轿车,做足了“白日梦”,无聊之极,整天谈情说爱,虽幼稚、可笑、肤浅、肉麻,却还是能够刺激人的感官,满足人即刻的感官冲动的。至于“刻意搞笑”,好像就不用多说了。
新《水浒传》剧照 丁薇:自从去年4月11日您在中国视协举办的电视剧《乡村爱情故事》研讨会上公开批评这部电视剧的五个“伪”之一是“伪喜剧”之后,经过互联网上的猛烈传播,人们对于“笑”的艺术审美与“娱乐至死”的区别看得更加清楚了,对于那些“刻意搞笑”的电视剧也警觉得多了。 曾庆瑞:我补充一点,《乡村爱情故事》也不是个别的现象,早几年还有一部《别拿豆包不当干粮》,就是18个笑星聚在一起拿中国最弱势的农民群体开涮,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丑化农民。发展到像《乡村爱情故事》那样把人的生理缺陷当笑料,也不是偶然的。上个世纪末,就有人大力宣扬所谓的“香港电视剧模式”是什么“三分打七分情外加曾志伟来搞笑”,害人不浅。 丁薇:再说说“肆意雷人”。近几年,在我们的文化生态环境里,一些电视剧作品里,一举手一投足的戏剧动作“雷人”,一张嘴一闭口的戏剧语言“雷人”,以至于人物造型、戏剧情节、戏剧场景“雷人”,也像瘟疫一样传染流行。最近的例子,好像还是那个带上了“穿越”元素的《宫·锁心玉》带的头。 曾庆瑞:对于《宫·锁心玉》,互联网上也是一片骂声。除了“穿越”,人们集中曝光的是它抄袭《流星花园》,抄袭得雷人不已。有网友揭露说,“第4集开始,出场没两分钟,洒狗血的情节发生了。女主和一个嬷嬷出宫买东西,嬷嬷让她自己去买然后分开走。接着,俩猥琐男开始跟踪女主并被女主发现,可是女主一个弱女子敌不过俩男人,就在清白即将不保之间,传说中的狗血四阿哥出现了。之所以说他是狗血四阿哥是因为我实在不喜欢他,整个脸跟被竖着压过似的,还有那眼睛,随时一副睁不开的样子,哎呦喂,我都替历史上的雍正憋屈。狗血四阿哥救了女主之后看女主还在哭,于是扬起他那压扁的脸和睁不开的眼缝,45度仰望天空说了句让我吐血的话。他说,以前当我想哭的时候,我就仰望天空,这样原本要流出来的泪水就会倒回去。这明显抄袭了台湾偶像剧《流星花园》中的台词。” 电视剧要具备时代的美学品格 丁薇:刚才我们谈的都是现象,可这些现象为何会出现呢? 曾庆瑞:电视剧在很大的程度上强化了娱乐的功能,并且因此而强化了它的世俗化、平民化的色彩,再加上电视剧已经是市场营销了,这使它在极大程度上具有了某种“商品”的属性,但是,电视剧艺术本该表现的内在精神和感情却是这种“商品”的属性所无法表现出来的。人的社会化进程,社会民众生活质量、整体文化素质提高的进程,是谁也阻挡不了的。观众健全的艺术感受力的提高,必然又会反过来促进电视剧艺术的健康发展。即使电视剧文化随着文化的产业化而全部产业化了,“产业”也不会是电视剧的全部文化属性。经济利益可以影响电视剧艺术的发展,但是,利润并不是电视剧艺术追求的全部目标,甚至也不是主要目标。电视剧是精神文化产品,其使用价值不是满足消费者的生存需要,而是满足消费者的精神需要。于是,这样的产品,在质量上衡定的标尺,就不是衣食住行和产品包装等各方面的指标,而是一定的文化品位和社会主义时代的美学品格了。
新《西游记》剧照 丁薇:电视剧产品和作为消费者的观众的关系,就不能像其他物质产品那样要以消费者为上帝。电视剧当然要考虑观众的收视心理、审美需求,但是,电视剧不能一味迎合部分观众的非正常心理和低格调情趣。以往的教训,就是一些业内人士打着“观众是上帝”的旗号,用一些粗制滥造的作品去酿造一种浮躁不安、浅尝辄止的社会欣赏心态,冲击和破坏健康的、正常的社会欣赏行为,而引诱一些意志薄弱的欣赏者和这一类作品所暗示的种种恶行秽语同流合污,一起趋向精神崩溃和人格堕落,进而导致整个社会的精神生产和文化消费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恶性循环。就是通俗电视剧,也要注意寓教于乐,要注意提升观众,要坚持“通俗”不能流于“低俗”、“恶俗”和“媚俗”。 曾庆瑞:既然如此,电视剧艺术作品进入文化艺术产品市场,从投入生产到进入流通播出到收视消费,除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般法则,还应该有它特殊的游戏规则。作为特种行业,国家主管部门应该有一套特殊政策,应该有更有效的调控能力。另外我做点补充,就是对“娱乐”、“娱乐化”、“过度娱乐化”、“娱乐至死”等问题,还需要从理论上细加辨别,说清楚它们都是怎么回事。这中间,不妨也来一个“不破不立”。比如,本世纪初,有一种理论说,中国电视剧“经历着从国家文化向市场文化的过渡”,“从教化工具到大众文化的移位”,“从宣传工具到大众文化的转变”,“电视剧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的格局已经基本形成”。“这种变化使电视剧能够脱离教化传统、脱离贵族化的精英传统,为大众带来心理愉悦和精神释放,本身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还说什么“市场化冲击了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地位,娱乐倾向中的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念影响了国家意识形态所维护的道德秩序,所以,国家意识形态便通过政策,甚至法规来确定符合国家利益的公共政治标准和道德标准,限制大众文化的娱乐性宣泄和个体欲望的表达。”“在市场文化与国家文化相互冲突的同时,执著于启蒙传统及高雅艺术追求的知识分子文化也常常表现为中国电视剧的一种微弱的批判力量”。“市场力量与政治力量通过权力较量、谈判、协商”的结果,“建构了主流电视剧的特点”,即“政治娱乐化,娱乐政治化”,或者说,“娱乐电视剧主旋律化和主旋律电视剧娱乐化的殊途同归”。在这种“同归”中,“一方面娱乐电视剧常常借助政治力量来扩展市场空间,另一方面,‘主旋律’电视剧也常常借助大众文化的流行逻辑来扩大国家意识形态的社会影响。”这样的错误理论至今也没有得到很有效的批评和遏制。这绝对是不正常的。 新《还珠格格》剧照 娱乐的出路与突围的可能 牛寒婷(辽宁省文艺理论家协会副秘书长) 虽然是官方文件,但《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却显示出内容的层次性和丰富性,不仅对成为众矢之的的娱乐类节目进行了限制和调控,还具体提出了提高新闻类节目播出量等诸多要求。从整体看,《意见》是一个全面规范电视上星综合频道播出管理的文件,其内容本身也已经突破所谓“限娱”所指称的范围。《意见》起草过程中,广电总局多方征求意见,并适时地召开邀请各大卫视负责人参与的座谈会,联系到不久前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的通知》,不难看出,这一次,广电总局显示了全方位、科学管理电视文化的魄力和能力。 “傻乐”、“疯乐”、“愚乐”使我们走向了娱乐的乐之“巅”,也走向了娱乐的自我束缚 “限娱令”(暂且使用这个并不准确却十分方便的指称)主要针对的,是电视娱乐节目中备受诟病的婚恋交友、情感故事、游戏竞技、访谈脱口秀等几类节目。这些节目虽然各自披着情感、婚姻、访谈、游戏的华丽外衣,但实际上都无一例外的属于被电视台暗中“操纵”和“制作”、“表演性”很强的娱乐节目。为了达到提高收视率、吸引眼球的目的,电视台用媚俗、煽情、恶搞等诸多手段吸引观众,在节目中希求获取观众即时而廉价的情绪反应和情感认同,满足人们的窥私心理,甚至迎合和制造某些低级趣味。渐渐地,由于缺少相应的内涵支撑和文化介入,一些节目不可避免地滑入了低俗和粗鄙化的深渊。无论是“反三俗”还是“限娱令”,都反映了国家和相关文化管理部门对电视文化的不良倾向和社会鄙俗风气的警觉,也昭示了经济社会中的文化发展所面临的复杂情势和产生的相关问题。关于“娱乐”,似乎再也不是一个只关乎其自身的问题了。 我们处在一个大众文化无比发达的时代,娱乐文化的盛行是这一时代的征候。关于娱乐,我们已经谈得太多;我们深陷其中,已然麻木,既无力抗争,也懒于表达。事实上,常常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漠视身边司空见惯的事物。这种漠视,使我们既忽视了和这一事物更为内在、深刻的联系,也阻挡了我们对它的进一步认知。在我看来,我们和“娱乐”的关系正是如此。一般来说,“娱乐”被理解为游戏式的杂耍和玩乐,带给人轻松快乐,让人释放现代社会中的忙碌和紧张。于是,在收视率、商业利益等的驱动下,电视上的各种娱乐节目极尽夸张搞笑之能事,尽是游戏式的戏耍、玩笑;要么就是一些看了让人觉得无关痛痒的花边新闻,满足人们猎奇、偷窥等各种心理。总之,只要是能刺激到人们的笑“神经”,博取人们一“乐”——不管这种乐是“傻乐”、“疯乐”还是“愚乐”——就完成了任务。娱乐本身既是过程,也是目的。对“娱乐”的过度使用和狭隘化理解,最终使我们走向了娱乐的乐之“巅”,走向了娱乐的粗俗和低浅,走向了对“娱乐”的一味迎合,也走向了娱乐的自我束缚。于是,在大大小小、面目相似、彼此仿照的娱乐类节目中,我们看到像揭开谜底一般的悬疑设计,看到虚假做作、矫情伪饰的煽情细节,看到像挖掘密藏一样的隐私窥探,看到像贩卖商品一样的情感兜售,看到物质至上的私欲呈现。这些节目像不入流的电视剧一样,直奔主题、毫无悬念地激发我们情感情绪中最为低级、浅薄的东西,由于它们只涉及我们最为浅层的感性,我们甚至忘记了自己还具有人类文明发展至今所凭借的理性精神。 真正的娱乐也毫无疑问地具有一种内在的理性精神 “娱”与“乐”是分层次的,就像苦笑和笑中带泪被视作不同含义的笑一样。浅层的娱乐,仅仅激发我们浅层次的感官反应;而深层次的、真正的娱乐则能够调动我们全部的神经,激发智慧与理性的介入。这有点像当下我们对“喜剧”的狭隘理解——早已偏离了喜剧的艺术内涵而一味地关注它的疯狂搞笑的功能。我想说的是,真正的娱乐依旧是一种老生常谈的“寓教于乐”,真正的娱乐也毫无疑问地具有一种内在的理性精神。具有理性精神和深刻内涵的娱乐,才是深层次的娱乐,才能够带给我们无限的回味与遐想的空间。“限娱令”一经面世,各地方卫视纷纷调整策略,电视台的主持人、制作人等娱乐人士也纷纷伺机跳槽,喧嚣声一片。以娱乐节目为主打的湖南、江苏等卫视也忙不迭地调整“战略”,把娱乐节目“挪出”黄金时段,压缩娱乐节目播出时间,或者采取打“擦边球”的做法。电视台遣散“部队”、逃兵似的种种表现,正暴露了其理性制作娱乐节目能力的缺失,他们在慌乱中忘记了一条真正的出路与突围的可能——通过提升娱乐节目的内涵、为娱乐节目注入理性精神,来达到“拯救”娱乐节目的目的。 “限娱令”(尤其是这个指称)使人们关注的焦点大都集中在了娱乐类节目上,而少有注意非娱乐节目的制作与现状。事实上,就当下的非娱乐节目来说,存在着一个与娱乐节目相同的“娱乐化”倾向严重的问题。无形中,“娱乐至死”的神髓早已侵入文化的各个角落。法制类、科技类、文化类、教育类,甚至包括部分的新闻类节目,都呈现出或多或少的娱乐倾向,这种倾向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使用悬疑电视剧的惯常伎俩——悬念的设计。很多节目的制作,都采用已然模式化的“倒叙”手法:先抛出疑团或给出事情的结局,然后回到事情开端,揭秘般一点点展现事情发生的过程,其间还抛出各种与谜底无关的可能的干扰因素,引发观众的各种猜测,经过不断地“侦破”与“排查”,最后终于揭示出真相——好似完成了一个动人的叙事过程。显然,这种叙事手法的运用,增加了节目的趣味性,但它把事实本身变成了一个可以操纵的叙事游戏,给人一种游戏的不真实感。而当新闻、法律、伦理道德、教育、科技,都像梦幻的艺术一样,带给我们虚幻的感觉时,恐怕也就失去了他们自身建构人类文明与理性大厦的全部意义。 娱乐节目面临着空前的自我创造、自我重组、自我更新、自我提升的机遇与挑战 娱乐本身无可厚非。任何一个艺术门类,都具有娱乐的功能。娱乐能够释放人的压抑和积郁的情绪情感,让人回到生命自身最为纯朴、真实的情绪状态,带给人松弛。但这种释放和宣泄,不是人性消极的自甘堕落,也不是形而下的鄙俗粗陋,而是一种形而上的提升,通过引发人的思考,带来最终的超越性的净化与升华。这对当下的电视节目和电视文化而言,可能遥远而不切实际,但至少,这应成为一个不断努力的方向,一个可以遥想的彼岸,一种自我提升的途径,更是一种着眼于未来生存发展的机遇。事实上,“限娱令”中对娱乐节目的限制,对其他新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少儿、纪录片等类节目的“宏观调控”,对“唯收视率”的反拨,都体现出国家政策对提升整体电视文化水准的一种努力与自觉。娱乐节目与其他所有节目一样,都面临着空前的自我创造、自我重组、自我更新、自我提升的机遇与挑战。 关于电视文化,我们始终无法忘记尼尔·波兹曼给我们的警示。电视作为一种媒介,对人的潜移默化的内在影响,对人的理性的悄无声息的消蚀,让我们在面对它时总会隐隐地感到不安。但是,历史的车轮不会倒退,人类文明与文化的发展有它自己的脚步和韵律;我们不能也无法把最具有公共性和亲和力的电视文化束之高阁。也许,对此我们并不必像惊弓之鸟;也许,我们该信仰人类文明终有足够的自我调节、自我净化的能力。如此,我们应该为提升电视文化,尽我们所能的种种努力。“限娱令”本身即是明证。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刚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开辟了更为宽广的空间,各艺术门类都面临着更多自我发展的机遇。中国电视剧近几年突飞猛进的发展让人慰藉;重庆卫视“红色”举措的魄力让人钦佩;而像《财经郎眼》这样的高品质节目更是让人眼前一亮……尽管长路漫漫、道阻且长,但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中国电视文化的明天更美好,并期待它早日成为民族文化的旗帜而走向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