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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狭义的文化研究(Cultura1 Studies)指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于西方(主要是英国)的一种学术研究思潮，其渊源可以追溯到传统的充满精英意识的文学研究，如阿诺德和利维斯就是经常被提及的源头人物。后来随着伯明翰学派的崛起，文化研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扩张力的话语模式并且促使了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的转向。但事实上我们在通常意义上所使用的文化研究还包括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其重要成果体现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1947)中。法兰克福学派主要发展了一种针对文化与传播的批判性、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在文化研究的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哲学、伦理学、历史学、社会学、学科视角的思想观照。在考察对象方面，文化研究已经大大超越传统的文学概念而主要关注我们通常称之为大众文化的那些作品与现象，例如通俗文学、流行音乐、影视和娱乐、酒吧、咖啡馆、广告、时装、居家装饰等等，探究的问题包括文化霸权、文化工业、青年亚文化、性别、种族、地域等等。因此，人们明显地感觉到，“文学家变成万能理论家；或者，文学研究者参与各种社会问题的评论，使文学家成为万能社会问题评论家”[1](P105)。此外，在文化态度方面，文化研究则表现出颇为复杂的批判姿态。这其中既有阿诺德、利维斯等保守主义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等激进主义的对于大众文化的敌视，也有伯明翰学派等学人对于精英文化的批判从而表现出对工人阶级文化的维护。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被介绍进中国，立即在学术界特别是文学批评界产生了相当广泛而热烈的响应。诸多的文学批评工作者纷纷模拟文化研究的学术姿态转向文化批评，连篇累牍的文化批评写作构成了蔚然壮观的文学批评新气象。对文化研究持肯定态度的学者宣称：“在全球化的时代，面对文学研究日益萎缩的局面，我们应当弘扬一种新的文学的文化研究。……就其当代形态而言，西方的各种文化研究方法论为我们提供了对中国文化和文学进行多种阐释的可能性资源，并且作为我们应用于研究实践的工具”[2](P7)。他们相信：“文学研究者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对于这一学科的发展来说，无疑是有益的。文学从来就不是孤立的社会现象，它与社会的各种现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一些相关学科进行研究，会加深对文学性质、文学的存在条件，以及文学的历史与未来的认识。”[1](P105)“文化研究”很快为中国批评界所接受，并被运用于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研究实践中，不仅成为当今中国文学批评界的主要话语资源之一，而且大有取代传统的文学观念与研究方法而成为“新的学术制高点”的势头。 二 文化研究为什么会在20世纪末的中国兴起，并迅速成为“显学”，并促使了“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的转向？是不是仅仅只是西方理论的又一次中国“旅行”？这一次我们能不能借助“它山之石”提出自己的问题？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弄清楚文化研究在中国兴起的原因。 文化研究的兴起，首先是与中国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商品化、世俗化的社会现实与大众文化迅速崛起的文化现实密切关联的。随着市场逻辑在中国的全面建立，人们的文化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时尚杂志、模特大赛、选美活动走进了普通大众的生活。传遍大街小巷的流行歌曲，遍布街道的广告牌，琳琅满目的街边橱窗，装点着都市，也形塑着都市中人们的生活。随着现代传媒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宫廷戏、家庭伦理剧、娱乐竞猜节目、电影大片、网络游戏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资本逻辑似乎成了当今时代的唯一逻辑，文化在资本的运作下无可无奈何地沦为商品，文化的机械复制也使文化生产必然地产业化。面对这些新的文化现象，难道我们只能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上，把它们作为流行文化和通俗文学，做简单的道德上的批判。显然，我们已有的理论话语和道德资源已经没有办法介入和把握这样的文化现实。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流行于西方的以大众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化研究被译介到了国内。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批判对象就是大众文化。不过他们更愿意称其为文化工业，肥皂剧、娱乐节目等后工业时代的流行文化是他们关注的主要对象。而伯明翰学派则站在反精英主义的立场上，研究那些长期被学者漠视的社会底层的工人阶级的文化，比如酒吧文化、咖啡馆文化、青年亚文化。无论是以文化工业为批判对象的法兰克福学派还是以工人阶级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伯明翰学派，都对我们把握和介入中国当下的文化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文化资源。 由于文化研究正像新时期以来的众多理论方法一样，是由西方引进的，所以对这种理论的引进和借鉴都受到了学界一些研究者的批评。他们认为，这是西方理论的又一次中国“旅行”，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文化帝国主义的霸权下，中国又一次成为了文学理论的消费国和“加工地”。这种观点无疑昭示着我国理论界的一种焦虑，即我们为什么不能用自己的理论提出自己的问题。正如在生产领域里对由“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的渴盼。 如果从这个层面上对文化研究加以诟病和责难，就未免显得狭隘且不切实际。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西方是作为我们的一种目标和参照系存在的。在现代性的实践中，我们总是向西方寻找理论和思想资源。因为西方的现代性实践已经进行了几百年，而我们还不到一百年，西方的现代性发展的相对比较完善，关于现代性的理论也比成熟。尤其是产生于商品经济极度发达的消费社会中的大众文化，在我国方兴未艾，在西方已极为成熟。并且西方的文学界、思想界、理论界也都对此进行了回应，并且形成了以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一种新的理论姿态和批评范式——文化研究。因此，对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引进，不仅仅是又一次时髦理论的引进，也不仅仅是由此而来的“新的学术生长点”的出现，而是我们把握当下文化现实的需要。 其次，当代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的困境，以及走出这种困境的焦虑，是文化研究在中国兴起的更为深层的原因。1980年代以来我国的文学创作、文学观念以及文学批评一直在试图摆脱先前的政治化、工具化的模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是人学”这样的观念被文学界所推崇。这一时期，在新启蒙主义的社会思潮中，文学自身的现代化以及文学对现代化的想象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合拍的，因此这一时期被认为是新时期中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蜜月期，与意识形态的贴近使文学不断的创造轰动效应。文学创造者和文学批评家在1980年代用文学的方式极大的参与了新时期中国社会的转型。 随之，文学如何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回归文学本身，又成为文学界讨论的主要问题。“纯文学”，“回到文学本身”这样的概念被提出。在文学创作上，1980年代中后期，先后出现了以韩少功、阿城为代表的“寻根文学”，以马原、格非、孙甘露为代表的“先锋文学”，以刘震云、方方为代表的“新写实小说”。寻根文学在对传统文化进行想象性追寻和现代性反思的过程中，离弃了政治意识形态，表征当代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与世界不同民族文化对话的焦虑和努力。寻根文学在文学取材和主题意旨上多偏重僻远、原始、蛮荒的地域和生活形态，忽略了对现实社会人生问题和矛盾的揭示。先锋小说重视的是“文体的自觉”和“语言的自觉”，即小说的虚构性、语言的自足性，以及叙述方法和语言自身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彻底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走向了所谓的“文学本身”。但同时，文学也终于在“叙事”和“语言”的实验中背对现实，走向了形式的疲惫。在新写实的“零度叙事”中，人生不过是“一地鸡毛”，“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人的生存状态仅仅只是晦暗的“风景”。叙述者对现实做了自然主义式的描写，而放弃了对世俗生活批判的立场。批评界对这些文学创作现象和创作潮流的出现给予了热情的批评，这些创作倾向曾一度被认为是当代文学走向“文学本身”的标志，也是“文学自觉”、“纯文学”的方向。就是在这样的惯性力量推动下，以及市场逻辑的全面建立过程中，1990年代的文学走向了“无名”的“私人化写作”。文学彻底离弃了“宏大叙述传统”，放弃了把握历史和现实的冲动，走向了被抽空了意义和历史的“单向度的人”。 正是在这样的文学观念下，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在摆脱了意识形态的负累的同时，陷入了另一种困境。文学失缺了把握现实、参与现实、介入现实和批判现实的能力，同时也失去了激动人心的魅力。一些不愿放弃批判现实、参与社会的学者就会选择其他的途径来实现自己。途径之一就是运用文化研究这个批判的武器。文化研究中首先是法兰克福学派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青睐。这源于法兰克福学派精英主义的知识分子立场。他们对文化工业背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霸权的揭示，对文化工业对大众思想意识的形构和操纵的批判，对当下社会现实的把握和介入都颇合持精英立场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胃口。有学者强调说：“文化研究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批判”，“揭露自我想象的虚假性，尤其是揭露那些与现存统治紧密结合的自我想象(身份建构)的虚假性，乃是文化研究最突出的特征之一”[3](P5)。 最后，19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分层化和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学术走向体制化和学科化。如何打破体制对学术研究的束缚，冲破学科壁垒的限制，成为学界的共识。但打破体制的束缚只是学者们一种美好的愿望，冲破学科壁垒的限制还具有现实可能性。而文化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文化研究涵盖了文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众多的学科，探究了文化霸权、大众文化、文化工业、性别、种族、地域等等一些列问题，给我们开拓了广阔的文化视野，使学科的融合成为一种可能。“文化研究”与传统的文学研究等学科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其不拥有，也不寻求拥有界线明确的知识领域和学科领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文化研究”“是一个最富于变化，最难以定位的知识领域，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为它划出一个清晰的学科界限，更没有人能为它提供一种确切的、普遍接受的定义。”[4]这种看似飘浮不定的学科特性，确也给处于僵化境地的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视野。“这种反学科的立场和态度，使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易于在被传统学科所忽视和压抑的边缘地带发现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课题。”[5](P20)而且，“文化研究”没有了文学研究那样的学科细化、深化的限制，就使“文化研究”者具有了相当开阔的研究领地和灵活的研究主动权，同时也避免了文学研究高度学科化、体系化带来的僵化、封闭的弊端。 正是在大众文化迅速崛起，传统文学研究面临困境，学术研究体制化、学科化的历史境遇下，中国学界遭遇了“文化研究”。“文学研究”随之转向“文化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文化研究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视野，使文学研究具有了把握现实的能力的可能，给传统文学研究注入了活力。但同时，中国语境中的文化研究本身也面临着一些困境。 三 文化研究所面临的困境之一就在于，它很可能被它所所挑战的文化工业和学术体制收编，成为文化产业中的一个特殊部门，或者文化研究本身成为一门学科而被体制化，从而失去批判的能力。“文化研究”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它要求研究者站在边缘立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心话语随时保持一种审视、质疑、批判甚至挑战的态度。中国目前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多是体制内的“学院派”知识分子，这当然无可非议。但既然从事特指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就不能放弃“批判精神”。“文化研究”本是一种批判性的激进理论，但倘若丧失了政治性、实践性和边缘性，就可能只是“作秀”，甚至变成中心化的保守话语，成为真正文化批判者的批判对象[6]。 有学者戏言：“文化研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还是‘妾身未分明’。‘待晓堂前拜舅姑，画眉深浅入时无？’”[7](P18)与传统的人文学科相比，文化研究需要与当下社会有更紧密的联系，而不是据守在大学围墙内。文化研究应该站在边缘的立场，“非中心”的位置上。这个位置应该是对大学体制化的反抗，借此重新建立与当代生活的关系，但结果很可能是臣服于大学体制与市场社会的双重规范中。文化产业用出版、报纸的提供来收编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又对文化理论作无害化处理，并且逐渐成为大学体制内一门新的学科。受到双重规范之后的“文化研究”，从最初的激进立场堕落难道是其难逃的宿命？就像女性主义在当代会堕落成为女性展露自己的隐私而获得男性的青睐一样？对此，一位学者戏言：“文化研究是如此感性和性感，是一种如此感性和性感的研究方式，它抚摸当代花天酒地灯红酒绿莺莺燕燕莺歌燕舞的感性生活最柔软最敏感的部位。文化研究深入夜总会、招贴画、同性恋、俱乐部、酒吧、广告、时装、旅游以及眼花缭乱颠倒众生的消费文化和多姿多彩不断翻新的流行时尚。文化研究好像是一位风姿绰约、顾盼生情、千娇百媚、人见人爱的小家碧玉，风情万种，光鲜闪亮。在某种意义上说，不经意间，文化研究已经被收编为父权秩序中的一位姨太。”[7](P19) 文化研究不应该自身限定在大众文化研究和日常生活研究中，更不应该不自觉地把这两者与社会政治相隔离；文化研究也不应该过分强调所谓“日常生活的微观反抗”，而丢弃了社会政治的整体化视野。文化研究需要重新考察它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文化研究当然不能放弃批判的立场，但如何批判？怎样批判？批判什么？如何实现批判？是文化研究应该反思的问题。 文化研究面临的另一个困境是：如何安放批评中所遭遇的审美维度问题。在文化研究的视野里，被关注的对象是阶级、种族、性别、日常生活机制、大众文化等，也就是说，“文化研究”把整个世界当成了一个大型文本进行分析，从文化领域中分解出许多小型文本，既挖掘、分析其文化意义和价值，又去捕捉其与现实世界的联系，而审美的维度却被悬置了，放逐了。文学中的美一直以来都担负着涵养人的功能。如果人类生活失去了审美的维度，人类最终变得没有诗意，那将是极大的悲哀。因为在审美或诗意中，蕴含着人类对自由的向往和对更加美好生活的想象。传统的文学研究在注重文本分析的时候，不会忘记给审美留以空间。在文化研究这眼里，诗意或美本身只是一种动力，而不能提供面对具体现实时的可行性方案，而且单凭诗意或美并不足以保证对自由的向往就真能引导人走向自由。更为严重的是，在某些时刻一味地强调诗意和美，恰恰是对显示真实的一种“遮蔽”，它阻碍了人们对现实中存在的苦难和不公的认识。因而文化研究在社会的“危机时刻”更加关注文化中的权力、政治、经济等因素而非审美维度，或许有它的合理性。但如果以文化研究的态度对待文学，我们如何获得“美”的“熏陶”，如何获得诗意的感觉呢？如果放弃了审美的维度，只关注文学中的“权利、政治、经济”等因素，文学还存在吗？[8](p184-185) 好在，文化研究不同于其它的学术活动的关键在于，它明确宣称自己是一种参与社会变革的文化实践，而不是有自己固定“对象”和“方法”的“学术”。因此，文化研究只是给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野和维度，它不应该成为当代文学研究中的霸权，更不能取代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研究。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学科学术前沿报告”课题组.文学理论学术前沿扫描[R].新华文摘，2003，(8)：105. [2]王宁.全球化与文化：对峙还是对话？[A].王宁.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黄应全.大众化的想象与精英化的现实[J].文艺研究，2003，(5)：5. [4]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5]薛毅.文化研究的陷阱[J].天涯，2003，(1)：20. [6]罗钢，孟登迎.文化研究与反学科的知识实践[J].文艺研究，2002，(4). [7]旷新年.文化研究这件“吊带衫”[J].天涯，2003，(1)：18. [8]吴志峰.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J].天涯，2005，(3)：184-185. 原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9年6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