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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最近在一次演讲中说：“如果不恰当地把文学比做花朵和植物，那么作家是种花人呢还是卖花人呢？”“我们的有些文学，因了时代的种种诱惑和市场的高声催促，又正如那些涂亮光油，打叶绿素，铺泡沫塑料的盆花一样，亢奋、光鲜，却说死就死。我们的有些作家，也正像一些这个时代特有的卖花人一样，每天繁忙地鼓捣着文学的‘花盆’，却并不爱花，甚至对它急躁，冷漠，不诚实。”她认为，作家要“尊重文学的本意，就像卖花人应当尊重花朵生长的本意”。她敬告作家：“要有文学野心，同时要对自己充满警惕。”铁凝这番生动而富有思想的演讲，应该说切中当今商业时代文学创作中最为致命的弊端，不禁让人联想到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所抨击的“餔餟的文学”与“文绣的文学”。 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说：“以文学为职业，餔餟的文学也。职业的文学家，以文学为生活；专门之文学家，为文学而生活”；又说：“餔餟的文学，决非文学也”，“文绣的文学之不足为真文学也，与餔餟的文学同”。按《孟子·离娄上》有云：“孟子谓乐正子曰：‘子之从于子敖来，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学古之道而以餔啜也。’”朱熹《孟子集注》释“餔”曰“食也”，释“啜”曰“饮也”。《幼学琼林》卷三《饮食》则谓：“人贪食曰徒餔餟。”“餔啜”与“餔餟”其意相同。 所谓“餔餟的文学”，乃是指文学成为如同铁凝所说的卖花人的花盆，只是一种谋生的工具，有明确功利的目的，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因此便多有“文绣”，如同“卖花人”那样，每天忙碌地装点着文学的“花盆”，企图以此吸引最广大的读者。这样的文学显然违背了文学创作的真精神，已不是纯粹写作。 在笔者看来，以文学为职业的作家所创作的作品，不能说皆是“餔餟的文学”。但一个作家倘若只为“餔餟”而写作，则很容易因此去“文绣”文学，由此难以尊重文学的本意即规律，如同卖花人那样往往只忙着鼓捣花盆而忘记了应当尊重花朵生长的本意。此种情状，其实并不仅仅发生在当今中国文坛某些作家那里，在中国古代早就发生了。如果要举出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那么无过于明末清初著名的通俗文学作家李渔及其小说戏剧创作了。 李渔的小说戏剧创作主要就是为“餔餟”而写作。黄鹤山农在《玉搔头》之《序》中就说李渔“买赋以糊其口”。李渔的“买赋以糊其口”，即是指他家道中落后，从老家兰溪迁徙到杭州从事小说戏剧创作。李渔自己《曲部誓词》中也说得很直白：“不肖砚田糊口，原非发愤著书。”李渔之所以为“糊口”即为“餔餟”而写作，乃是因为他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而他一家人的生存全仰仗他一个的笔耕，家中人口最多时达数十人。他在《复柯岸初掌科》一信中曾说：“渔无半亩之田，而有数十口之家。砚田笔耒，止靠一人，一人徂东则东向以待，一人徂西则西向以待。今来至北则皆北面待哺矣。”惟是之故，李渔特别担心他的小说戏剧作品是否受读者与观众的欢迎。这正如章培恒教授在张晓军《李渔创作论稿》一书的序中所指出的那样：李渔“心心念念地记住自己的服务对象——作为群体的服务对象”，并使“服务对象觉得有趣”，由此获取所期待的经济利益。以李渔的小说创作而论，他因此特好“文绣”，刻意求新奇呈巧，以至于如孙楷第在《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中所批评与惋惜的那样：“无意不新，无文不巧，而往往流于迂怪，矫揉造作，大非人情。以彼之才，苟涵养有术，移其力于写情状物之美，则其所诣当可与凌、冯诸子并驾齐驱，为清代短篇小说生色。乃不知此意，徒张皇于关目与结构之间，一生精力，成就只此，为可惜也。”李渔视小说为“无声戏”，他常常用写作戏剧的手法来创作小说，则其戏剧创作显然也著此特点。 诚然，孙楷第先生上述对李渔的批评并不是对李渔小说的全面评价。李渔的小说创作如同其戏剧创作，自有许多值得肯定的地方，在中国通俗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但无可否认是，以李渔的才华，如果不是“心心念念”地考虑到为“餔餟”而写作，因之“文绣”过甚，即如他自己曾自我调侃的“多买胭脂绘牡丹”，过于迎合世俗，而能像当代作家莫言所说的那样，作家写作时应该是独立的，或像张炜所说的，作家要像对待自己的眼睛那样严肃地对待写作，那么，李渔正如同孙楷第所评价的，当能与凌濛初、冯梦龙并驾齐驱，甚或等而上之，成为清代更为杰出的小说戏剧作家。李渔及其有关小说戏剧创作，无疑为当代中国文坛那些为“餔餟”等功利目的而忙着“文绣”文学“花盆”的作家，提供了一个极其生动而又沉痛的历史镜鉴。 原载：《文汇报》2011-08-0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