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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艺学的基础性分支学科，文学批评在文学创作及其理论建设工程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知识阶层学科意识的普遍增强，人们对文学批评的要求似乎也越来越高。正是在这种语境中，文学批评的生态问题被提上桌面。 一、文学批评及其生态视域 从学理意义上讲，文学批评是一种在相应文学理论指导下，依据一定的批评观念和欣赏基础，对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各种文学现象进行分析和评价的创造性思维活动。这种基于文学欣赏又超越一般文学欣赏的创造性思维活动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相对科学性和实践针对性，同时还拥有无可避免的时代性、民族性、阶层性和个体性。作为作家与读者、创作工程与接受行为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正常的文学批评承担着推荐文学作品、开启鉴赏路径、引领作家创作、丰赡文学理论的重要使命。 尽管人们向来认为文无定法、评无定规，但真正到位的文学批评必须坚持历史观点和美学观点的统一、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协同。具体说来，在思想内容层面，文学批评必须关注作品反映生活的真实性、认识社会的深广性、影响人生的导向性；在艺术形式层面，富有责任心的批评者则应审视文本的形象、情感、叙事、语言、结构、修辞等本体要素的创新度和自洽性。 真实性是文学作品的生命之源，也是文学批评的立足之本。即便是虚构性作品，在事项呈现、人物塑造、情感传达方面也应该给读者以真实感。文学作品只有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反映一定社会历史情境中的生活风貌，本真地、丰富地、贴切地传达相应境遇下人民大众的思想、情感和要求，才能得到包括批评家在内的广大受众的理解、喜爱和接受。刘熙载在《艺概》中总结说，诗可数年不作，不可一作不真。《聊斋志异》、《牡丹亭》、《西游记》等作品表面看来鬼鬼神神，但“幻中有真”、“奇出于常”。可见，“真实”既指外在的社会生活，也包括内在的思想感情，后者即所谓主观真实、情感真实或心灵真实。杜甫颠簸一生，晚年境况可谓“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但责任心和使命感使其“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即便“茅屋为秋风所破”，心中想到的仍然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三吏”、“三别”之类的作品之所以彪炳文史，重要原因在其“诗史”价值。巴尔扎克具有惊人的现实洞察力，生活实况和个人良知逼使他“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写出了被恩格斯誉为“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的《人间喜剧》。基于此种考虑，写过“航天七部曲”的我国当代报告文学作家李鸣生才如此重视“生活”之于文学的意义：“生活本身就是文学，就是作品，它蕴藏着最丰富的故事，最深刻的思想，最生动的语言，最鲜活的细节。深入生活不仅是为创作积累素材，更是作家的一种人生体验，一种精神补钙。文学固然是写人的，写人心的，但人心是肉长的，人是活在现实世界的，因此说到底，文学还是生活的。”[1] 真实性是基础，深广性是关键。所谓深广性，指文学批评认识社会的深刻性和观照生活的广泛性。只有那种既真又广且深的文学批评，才能为普通读者提供有益的启示，才能有效实现文学批评的导向性。恩格斯把伟大的作家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其实，优秀的文学批评家也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那些被誉为大师的作家笔下，正确的导向常常自含于作品之中。对于那些较为隐晦的具有多向阐释可能的文本来说，健康而明晰的分析与引导显得尤为重要。 文学批评对于作品形象、情感的把握问题，历来所论甚多，这里不再赘述。作为语言艺术，文学作品的语言及其叙事方略始终是作家们关注的“形式”重心，自然成为文学批评特别是形式主义文学批评的优势兴奋中心。南帆认为，“作家是这样一批人：他们潜心于语言的海洋，时刻监测着语言的动向，进而制造出各种语言事变。作家往往比常人更为迅速地洞察通行于日常用语之中各种词汇的活力衰退，洞察某些语言正在作为一种无形的束缚框住现实，闷住现实向外蔓延的可能。……于是，他们迫不及待地通过文学提出一套对抗性的文学话语。这是他们重振语言的重要策略。不论这种文学话语高贵典雅还是粗野俚俗，抑或具有巴赫金所赞赏的狂欢式风格，它们都将包含一种超凡脱俗的生气，包含了对于僵硬语言时尚的策反。”[2]尽管并非所有的作家都有这种自觉追求，但语言技巧确实是语言艺术的一个核心要素。即使在今天看来，高尔基早年的论述依然让人感到亲切。他说：“文学创作的技巧，首先在于研究语言，因为语言是一切著作、特别是文学作品的基本材料。”[3]与此相关，文学批评必须正视继而进入作家文本的语言现场，否则便无法领略作品中的峰峦沟汊，也无法在比较中评判作家的优劣高下。 以上所论固然重要，但大抵只是关于文学批评的本原及其自身形象的简要描述。对于当下文学批评生态的检视而言，这种重申更多地具有铺垫和警醒意义。 那么，何谓文学批评生态呢？通俗而直观的解释是，文学批评生态就是文学批评的生存状态。需要补充的是，本文所指文学批评的这种生存状态主要指涉中国大陆当下文学批评的整体格局。既然是文学批评生存状态的整体格局，自然包含了这样几层意思：一是当下文学批评的外部环境，二是当下文学批评与文学思潮、文学创作、文学接受、理论建构间的关系状态，三是文学批评内部的机能性表现。限于篇幅，本文重点讨论当下文学批评内部的机能问题，即狭义的文学批评生态话题。 一般而言，正常状态的文学批评为常态或正态批评，非正常状态的文学批评当然就是变态批评了。就1990年代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大陆文学批评的整体形象而言，视野宏阔、方法多元、媒体便捷是其显著特征。陈晓明曾经把改革开放以来的理论批评作为一个集合体加以判断，认为至少取得了六个层面的实绩：展开多元理论话语的学术视野；融会了西方现代理论批评的主要成果；西方最激进的理论批评在中国有必要回应；女性主义理论和批评形成气势；西方理论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有机融合；中国本土理论得到初步酝酿。[4]这种掺入理论因素之后的综合判断，很容易放大此期特别是当下文学批评的优点。从科学生态的角度观察，19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的负面现象或不良症状似乎更为引人注目，如概念肿胀、切入随意、边界模糊等，从而导致乱象丛生，文学批评在边缘化时代再度被边缘化。难怪孟繁华在怀念1980年代的文学批评家时说：“那时，他们是文化英雄，是社会审美情调的权威阐释者和导引者，他们的话语权力支配甚至决定了社会的审美趣味，人们愿意、也希望他们成为自己的‘代言人’，批评家充满了神圣的使命感和庄严感，充满了‘光荣与梦想’的情怀。然而，时代风尚的转换，人们不再需要批评家的导引和代言，中心价值的解体也使批评家失去了坚定的思想依托，生存处境和精神处境使他们日益自觉地走向边缘。他们不再以历史主体的身份发言，而是无言地认同了现实，更多的人写起了时尚的文体，在悲壮都已成为奢侈的时代，那轻描淡写、无关宏旨的小品和随笔，更像晚明失魂落魄的没落文人们。”[5] 情形果真如此严重吗？当下文学批评的若干失态症状可以说明一切。 二、文学批评生态的当下症状 概而言之，文学批评生态的当下症状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思想贫乏，言之无物。成熟的批评主体不仅是高明的鉴赏者，而且应该是深刻的思想家，其思想境界必须是高尚而非低俗、超拔而非庸常的。人们之所以视优秀的批评家为作家和读者的导师，其理也在于此。批评家不仅要注重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而且还要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融汇、传递这种修养，使之感染、启发、教育作家和读者。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切入作品，进而超越作品，引导作家和读者的创作与鉴赏。这就是鲁迅所说的“批评家的职务不但是剪除恶草，还得浇灌佳花”。 令人遗憾的是，步入消费社会以来，相当一部分批评者在环境挤兑和利益驱动的双重作用下，不思潜心阅读，而是忙于“赶场子”，久而久之，视野萎缩，思维钝化，思想贫乏，所写出来的所谓批评文章自然难免不得要领，隔靴搔痒，言之无物，人云亦云。所以说，“思想的缺失，分析的乏力，概念的罗列，术语的堆砌，对异域文论的生吞活剥，对他人成果不知餍足的引用，种种的谈空说有不着边际，都使得当下的批评文体流于神秘和玄虚。一些无良学人偏爱将此种文体芹献于众，恨不得遍撒四海，邀天下人共享术语大餐。”[6] 二是自说自话，无的放矢。与思想贫乏密切相关的，就是文学批评的自说自话，无的放矢。因为没能认真读书，没有深入思考，但又要应付“场子”，抑或是为了评职称，凑份子，只好写一些缺乏针对性的文字。不独私密化的感想式批评、随笔式批评存在此种弊端，目下某些报刊的专栏式、笔谈式、对话式批评也有自说自话的倾向。这类文字回避现实，绕过文本，闪开紧要话题，做一些无关痛痒、似是而非的漫评。这类“虚假批评”，本质上比思想贫乏本身更为有害，既浪费了资源，又败坏了文风，总体上损害了文学批评的生态平衡。 自说自话的文学批评还有一种特异表现——部分知识分子的“独语”现象。这在某些学院派知识分子当中有着更为突出的表现。其实，这类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应该是有思想境界的，但就其批评效应来看，因暂时的曲高和寡或自视清高而应者寥寥。赵勇曾谈到学院派知识分子的“集体退隐”问题，同样需要具体分析。在他看来，“1989年之后，知识分子也出现了鲁迅当年所描述的‘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的景观。在这种景观中，虽然有少数人踽踽独行，并履行着知识分子的使命（如张承志），有的讨论延续了80年代的流风遗韵（如人文精神大讨论），但更值得注意的则是两种集体的动向：知识分子的学院化和知识分子的传媒化。前者就像雅各比所描述的那样：‘年轻的知识分子再也不像以往的知识分子那样需要一个广大的公众了：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教授，校园就是他们的家；同事就是他们的听众；专题讨论和专业性期刊就是他们的媒体。不像过去的知识分子面对公众，现在，他们置身于某些学科领域中有很好的理由。’90年代的中国学者与雅各比笔下的美国学者极为相似，他们选择退守学院虽是万不得已，但绵延至今却也形成了一种毁誉参半的学院传统。而实际上，知识分子学院化的过程也是知识分子自我去势的过程。”[7]这是另一种“自说自话”，批评主体把更多潜在的对话者留给了自己的心灵或后来者，因而不能完全认定为没有意义。鲁迅当年并非总是应者如云，恰恰相反，他的很多批评不被时人理解，甚至遭致嫉恨。但文学历史证明，鲁迅以其超拔的思想境界和看似尖刻的批评成为他那个时代的盗火者和燎原人。在谈及自己的杂文体批评时，他坦率地承认：“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8]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当年高度独立的批评还不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自说自话，其客观上隐含的公共性是不言自明的。 三是好人主义，廉价吹捧。关于“好人批评”和“捧杀”的话题，人们已经谈论了很长时间，而且表面上看也已经达成共识。但实际上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受思想境界、圈子心态和利益驱动的综合影响，廉价吹捧的好人主义不仅没有在文坛消失，反而在新世纪以来呈愈演愈烈之势。翻开时下的报章杂志，但凡一个名作家、官员作家、美女作家新作面世，大都召开研讨会、首发式，进而发表一组甚或若干组专题文章。这种邀请式、计划性“命题批评”，与其说批评研讨，毋宁说炒卖推销，其核心目标乃在文字背后的名利收益。在那些常看常旧的评论面孔中，人们虽然知道有的人出于情面不得不说些恭维话，但这些文字一旦进入公共话语场，其对批评生态的非正面影响可能超乎人们的想象。一个直接的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这种庸常的好人主义不但带坏了批评风气，而且客观上打击了广大受众的热情和智慧，消解了作家持续创造的动力，并有可能总体上促退一个时代应有的文学水准。有人将这种批评命名为“表扬”批评，认为在表面喧闹繁荣的图景之中充盈着一种虚妄之气，“在虚妄的学术中，为人们所深恶痛绝的是愈演愈烈的文学批评的表扬化倾向”[9]其实，早在170年前，恩格斯在评价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时，就对此种廉价吹捧的表扬稿式的批评提出过尖锐的反批评。恩格斯指出：“他谈到‘现代’文学，马上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大吹大擂阿谀奉承起来。简直是没有一个人没有写过好作品，没有一个人没有杰出的创作，某有一个人没有某种文学成就。这种永无止境的恭维奉承，这种调和主义的妄图，以及扮演文学上的淫媒和掮客的热情，是令人无法容忍的。”[10]在文学批评中说点好话，特别是在辩证分析的基础上给予必要而恰当的肯定，不一定非得来个不依不饶的零容忍，但显著背离事实的“友情赞助”和毫无原则的“抬桩”，因其违背批评的根本宗旨，必须予以制止。 四是山头意识，排斥异己。与上述好人主义批评不同的是，出于话语垄断、宗派意识和圈子心态，文学批评界的一些所谓龙头老大不时率领一帮跟班的，借助自己已有的声望或手头掌握的权力和阵地，拉山头，划圈子，抬高自己，粉饰朋友，排斥异己，打击对手。无论明枪还是暗器，目的都在于追求一言堂的“山寨”效果。这样的“抗战”氛围，虽然偶尔也能激起反抗，或一定程度上刺激批评与反批评，但终究不利于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 诚然，改革开放以后，那种视文坛为战场的一枪放倒、一棍子打死的情况已大为好转，但占据山头、排斥异己的现象远未绝迹。美国原《纽约》杂志评论家、《伟大的书》的作者大卫·丹比就批评过这种以事先预设好的理论来代替原著阅读的偏向。在他看来，某些批评不是建立在诚恳的阅读之上，读者与作品之间的诚实关系被充满火药味的言论迷雾所遮蔽，在没有弄清对象到底在说什么之前，作品已经被一种理论而不是一种阅读经历枪毙了[11]。至于利用刊物阵地拉帮结派，差不多已经成为理论批评界的潜规则，并由此衍生出等级森严的贵族习气和文坛霸气。张宗刚以激进方式指出了这一点：“90年代以降，一些作为批评主阵地的业内刊物，多为市侩、乡原者流盘踞把持，或是铁板一块针插不进，或是按篇索价六亲不认，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弥漫着令人掩鼻的江湖气和帮会气；他们把党同伐异说成同仇敌忾，把拉帮结派说成志趣相投，把小圈子叫做同仁，把财迷心窍唤做‘与国际接轨’，彰显修辞高手本色。当八面来风变成了帘幕重重，当开放的广场萎缩成独家小院，一些缺乏基本才具的外行，竟也通过特殊渠道混入批评之门，安然讨得一杯羹汤。如此，遂有了指鹿为马、看朱成碧，有了南辕北辙、焚琴煮鹤，评论的生态怎不恶化？”[12] 五是消费趣味，盲从时尚。毫无疑问，当我们的文化心理还未来得及做好充分准备，消费时代已经悄然而至。经济杠杆的力量如此强大，以至于不管你是否愿意，文学批评也不同程度地被赶进了文化消费的大潮之中。受这种宏观背景的烘托和浸染，一向板起面孔说话的文学批评也不得不放下架子，开始盲目追随甚至自觉制造时尚趣味，在社会和文化的边缘处寻求自己那份日渐萎缩的市场，导致文学批评正常文化身份的异化和丢失。换言之，“当经济生活占据社会中心位置之后，它迅速分散了人们对包括文学批评在内的精神思考的关注，实际的物质利益吸引了人们更多的注意。在这种情况下，文学传媒迅速‘大众化’、‘平面化’，以期实现对文化市场的占有。许多重要的文学期刊，已取消了文学评论栏目，将更多的篇幅出让给适于市场情调的作品。”[13]与此相应，文学批评也开始变频、换调，批评者已无足够的耐心去阅读作品，短平快式的会议批评、媒体批评、答记者问批评渐渐占据本已可怜的批评市场的既有份额。时间一久，传统的社会批评、审美批评、权威批评退居次位，印象式、新闻性、随想化、娱乐态的平面批评成为时尚。“梨花体”、“羊羔体”等文坛噱头的制造、传播和热炒，已经证明文学批评品位的下降以及批评生态的失衡和错位。 诸种症状表明，优化文学批评生态，回归文学批评本位，已经迫在眉睫。 三、文学批评生态建设的未来指向 1990年代以来特别是当下的文学批评之所以发生上述负面症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要因不外乎这样三种：一是思想贫瘠，缺乏判断力；二是圈子心态，缺乏公信力；三是商业诱惑，缺乏自持力。 鉴于上述症状，文学批评乃至整个思想文化界有责任认真面对，深刻反省，积极寻求具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以保证批评生态建设的可持续进行。以笔者拙见，这种指向未来的批评生态建设宜从以下五方面入手： 一是关注当下，强化批评的现实性。文学批评的主要任务，在于针对各种现在进行时态的文学现象进行有理有据的分析评判，在此前提下可作适度回眸和必要前瞻。作出这样的限定，主要是考虑到科学性、实践性等文学批评的基本学科属性，同时还考虑到文学批评要为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建构提供与时俱进的鲜活资源。因此，一切生动有效的文学批评都有责任优先关注当下创作实际，以保障其建构机能的现实活力。这既是中国文学批评形象重建的必由之路，也是当下文学批评亟待改进之处。而要关注当下，就需要及时了解文坛动态，准确评判创作得失，迅速传递批评信息。这又势必借助现代传媒。由此可见，简单地否定现代传媒以及由此而来的传媒批评是不公正的，正如粗暴地拒绝学院派批评一样。 事实上，包括文学批评在内的所有文化信息都需要相应的传媒支持，否则将一无所成。只不过以前主要依据口头传播、纸质传播，现在则主要依托包括广播传播、影视传播、网络传播在内的电子传播而已。我们不赞成扁平化、庸俗化、炒作化、娱乐化的媒体批评，并不等于排斥现代媒体的承载、传播和反馈功能，更不意味着全盘抹煞优秀媒体批评的时代合法性。说到底，传媒的参与行为是更高层次、更广范围的文艺生态。甚至可以认为，“文学批评走向大众传媒，也就更加接近于大众，媒介的功能使批评的功能得以拓展；走向大众传媒的文学批评，使作品与受众之间建立起良性互动回馈机制，构建起批评的介入平台；走向大众传媒的文学批评，应冲破单纯的学理型、研究型或精英层的束缚，开拓广阔的话语渠道；走向大众传媒的文学批评应具有强烈的精神建构特点，尤其是在媒体批评为市场所左右时，文学批评家从某种意义上讲，则引领着大众审美走向，充当着精神守望者的角色。”[14]不过，我们也注意到，纸质媒体确实具有区别于电子传媒的独特优势。正如波斯特所说，“书面文本促进批判性思考，这是因为人们对其信息的接受并不是在作者劝导性的亲自出场下进行的，因为书页的顺序和文字的线性排列大致对应于因果逻辑，因为书写能够使人对信息的接受不受外界干扰，从而能促进冷静的思考而非冲动的热情，因为书面文字是物质的、稳定的，这就使得信息的重复接受成为可能，因而也就提供了一再反思的机会。”[15]而由现代媒体带动的媒体批评特别是电子媒体批评则多少带有不同程度的“一次性批评”的色彩，因而它必须强化其话语扩张态势，其间也可能夹杂着某些迎合媒体口味的“就范”意味。无论怎样评价，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这就是“媒体知识分子”（含报纸知识分子、电视知识分子、网络知识分子、微博知识分子）的出现确实改变了文学批评的言说方式和文化生态的整体结构。 二是面向文本，增进批评的似真性。这里所说的文本是指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各种文学现象，它们是文学批评的基本对象。针对前述“自说自话，无的放矢”的批评弊端，面向文本要求批评者首先面向作家作品，其次是面向当下的文学创作实际，其三是面向当下创作进行实事求是的言说。让批评贴近当下、贴近文本、贴近真相，使文学批评回到它自身的轨道，这就是人们一贯尊重并努力寻找的文学批评的似真性，亦即最大限度地趋近文学本真的属性。正常状态下，这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但在目前情况下，文学批评已经在内外、主客等多重因素的综合挤逼下变形、变态、变性，再次重申文学批评的似真性和本源性显然不是多余的事情。 面向文本，增进文学批评的似真性，需要特别强调两点：第一，不断提升批评者的素养；第二，用心谋求批评的针对性。对于前者，深厚的生活积累、超拔的思想境界、丰富的知识储备、精到的艺术修养是成熟批评主体的必备素质。一个高明的批评者不一定是个作家，但一定要成为谙熟文学规律的鉴赏家。其中，相对完备的知识结构、良好的理论根底、开放的思维视野、健康的审美情趣、敏锐的艺术感悟、独特的文学发现、准确的价值判断、畅达的文字表述尤为重要。至于针对性，要求批评者走进批评的具体现场，认真阅读原著原作，切实体验批评过程，既不大而无当、漫天议论，也不消解中心、浅尝辄止，当然也不能人为设靶，盲目“射击”。在评析某些具体作家作品时，须作总体观照，切忌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也不因噎废食，全篇否定。假如必要，力争把握所评作家的全部作品，在比较与参照中确定所评作品在作家作品集合体中的方位、价值与作用。如有可能，还应尽力兼顾作家的创作意图。尤其在评价前代或外国作家作品时，因时代、地域、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差异，孤立地对作品作接受美学式的考察难免造成误读。还是鲁迅说得好：“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16] 三是追求深度，恢复批评的功能性。缺乏应有的思想深度、学术深度和人性深度，这也是当下相当一部分文学批评屡遭诟病的重要原因。批评的深度与其广度、力度密不可分，主要指文学批评文本在针对性、实践性、批判性、审美性、引领性等层面所达至的高度以及各指标间的和谐程度。关于针对性和实践性的问题，前文已经述及，这里简要谈谈批判性、审美性和引领性三大深度指标。“批判”的本义是批阅、判断，即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实事求是。经过长时期具体语境的锤炼，现今的所谓“批判”主要是指对错误或反动思想、言行进行批驳。实际上，“批判”一词更多地隐含着反思性判断的意味。鉴于19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界流行的好人主义批评以及某些肤浅的平庸批评，人们似乎更愿意听到反思性声音，看到对不良文风、非正面创作以及作家创作中的不足或纰漏进行深刻矫正的批评文章。这种诉求，真实反映了广大读者的愿望，也体现了文学批评应有的精神力量。关于文学批评的审美功能，近年的确在相当程度上被市场化消费趣味稀释了，仿佛成了遥远年代的美丽梦幻。纯粹的政治学批评、社会学批评、历史学批评固然有其缺陷，但过于消遣化、娱乐化、快餐化的批评显然有悖批评伦理。当然，我们追求文学批评的审美深度，主要是希望批评者在文学艺术的轨道上来阐释作家作品，重审美不唯形式，重艺术不唯技巧，在吁求重视对文学现象的审美感悟和艺术发掘的基础上坚守文学和文学批评的精神向度和人性维度。这就关系到文学批评的引领功能了，亦即评判是非、推进创作、启示他者的功能。 从系统论的角度看，批判性、审美性和引领性诸功能往往有机统一于文学批评这种特殊的精神性创造活动之中，而不是彼此隔离、互不相干的。所以说，“文学批评的发展空间有着远比所谓‘批判性’更为辽阔的思想空间，我们甚至可以说，文学批评的主要价值还在于不断为我们的艺术想象和审美感受提供具有前瞻性的精神动力。这种前瞻性的思想是通过批评家不断与当代艺术的对话，从中敏锐地感受到，并形诸文字的思想。从文学史的进程来看，历史上那些优秀的批评家，都具有一种超凡的艺术感受力，这种感受力，直接体现为批评家在对同时代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的敏感，能够不为既定的价值观念所淤，排除陈见，提炼出那些不为时人所看重，或不为时人所注意的新的思想萌芽及审美胚胎。”[17]因而，对广博而深厚的文学世界的批评，特别是对那些作品中反映出来的对于当前多数人而言还比较陌生的、正在发展的或将要发生的社会事项、表达方式、审美趣味保持不倦的新鲜感和探究欲，这正是文学批评家的事业。正如余秋雨所说，对这个世界，我们知道得还实在太少，无数的未知包围着我们，才使人生保留进发的乐趣。当哪一天世界上的一切都能明确解释了，这个世界也就变得十分无聊，人生就会成为一种沉闷的重复，批评家也就可能真正丧失其功能。 四是回归理性，倡行批评的包容性。倡行批评的包容性，要求批评主体摈弃山头意识、宗派观念、圈子心态，以友好、友谊的愿望，兼容、包容的姿势，开放、开心的心态展开真实、真诚、生动、活泼的批评，促进文学批评摆脱各种文学之外的羁绊和诱惑，重新回归其本有的理性轨道。从更高的层面看，包容不仅仅是一种心态和姿势，它同时是一种精神境界。一个没有精神高度、缺乏雄阔视野和开放观念、心胸狭隘唯我独尊的人，是容不得不同批评之声的，对于那些与自己进行反思性对话甚或反对自己观点的人，更是无法容忍。这种人，假如掌管着文学批评的权威话语和核心期刊，后果可能更为严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学批评界的自律远比他律重要。 倡行批评的包容性，不等于容忍好人主义批评和棍棒主义批评。我们需要提倡的是正常的对话、健康的批评、友好的争鸣、“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式的讨论。毛泽东早在延座讲话中阐述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时，明确提出在团结抗日这个大原则下的两个“容许”：一是容许各种各色思想态度的文艺作品存在，二是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建国后，这种观念发展完善为在“二为”方向规约下贯彻执行“双百”方针，即容许包括文学批评在内的文学艺术事业在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前提下，自由平等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容许不同观点、不同形式、不同风格的文学批评的多元并存及其相互之间的真诚对话和友好争鸣。唯其如此，才有望构建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文学批评的健康生态。 五是尊重个体，张扬批评的多样性。与文学批评的包容性密切相关的，是充分尊重批评个体，张扬批评的个性多极化和生态多样性。文学批评的魅力不仅源自批评者的生活阅历、思想境界、知识背景、审美趣味诸要素，还直接关系到批评者的个性风采。本质地看，批评主体的个性气质恰恰孕生于上述诸要素中，并最终体现在具体的批评实践和批评文本之中。有如杨扬所说：“对文学批评、文学创作而言，其增长的最常见的方式，是潜在的、沉默的、累积的和个体的，也就是说，是一种带有个性气质的个体思想活动。而那种振臂一呼，应者如云，由几个所谓的思想人物圈定一二个问题，然后大家围绕这一二个问题进行探讨的思想生长方式，大概只有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思想年代才存在。”[18] 这实际上涉及两层要义：一是批评者要正视并尊重作家作品的丰富性，二是批评者自身在批评过程中不要刻意压抑、削平自己的鲜活个性。古人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讲得比较透彻：“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19]刘勰这里所说绝非前述党同伐异，而是对批评个体与创作主体、文本个性之间积极应答关系的一种描述和首肯。 总之，文学批评的生态异化是文化发展演进过程中的变奏形式，它受到文学和社会多方面的规定。本文主要从自律的角度探讨当下文学批评的若干症候及其矫正策略，目的在于引起人们对这一关乎文学未来的现实问题的足够重视和尽可能全面的认识，以便更主动更有效地参与到构建文学批评和谐生态的行列中来，从而更好更快地促进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大发展大繁荣局面的早日到来！ 参考文献 [1] 李鸣生.生活，是文学生存的厚土[N].文艺报,2011-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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