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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之际，王炜长篇小说《来自布达拉宫的感动》的出版，便具有了特殊的意义。这是一部彰显民族大团结的书，一部将国家利益与人民感情高度融为一体的书。作品以近80万字的宏大叙事结构和跌宕起伏的感情冲突，形象地反映了近半个世纪以来，藏、汉两族人民在和平建设的过程中心灵的融和、命运的关联、和谐的相处，谱写了一曲民族和谐的大爱之音。 作者将60年代的援藏故事及与其关联的援藏干部的生活经历，作为具体的情节纳入西藏改革建设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之中，从而舒展笔触，挖掘情思的潜流，娓娓道来，有如雅鲁藏布江的源水，湲湲潺潺，顺流而下。始而润物无声，继则澎湃的江涛已酝酿其中。 “文质附乎性情，华实过乎淫侈”(《文心雕龙·情采》)。《感动》一书，是“性情”之书，“华实”并茂之书。国情、家情、人情、情情紧扣，连环自然。乡关之思、家国之情、人性之爱弥漫于全书之中，读之沛然如清流之声贯耳，又如走进了一个跌宕起伏、色彩缤纷的情感世界，悲欢离合，感人肺腑。作为援藏干部的主人公鲁琪，为了国家的利益，听从党的召唤，告别怀孕中的妻子与幼女雏子，瞒着年迈的老母，毅然决然，走上了援藏的艰苦之路。他怀着为国献身的大爱，也怀着与家人别离的深情，为了西藏的和平建设，一去20年不返。老母白发添多少，妻子悬望人不归。正是这样的国情、家情、人情，铸造了人性的善美，照亮了国家的前途，展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血肉关系，也成就了这部“质文”并胜的大书。 描写西藏社会发展进步的情景，作者的笔是蘸满了浓情厚意的。这如血的浓情，体现在鲁琪的女儿鲁爱国为了破解父亲进藏20年不归的心灵之谜，不畏艰险，踏上万里征途，沿着父亲当年的足迹，在探奇寻幽中重新演绎两代人的事业传承和精神新生的意义，由此凸现了藏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面貌的重大变化。书中鲁琪和鲁爱国两条人物线，穿越时空，相互交叉，让将近半个世纪的西藏社会的发展变化在顺乎自然的比较中，极具说服力地展现了出来。这种结构上的艺术处理，体现了作者的匠心与功力，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性。 作品在以浓墨重彩描写援藏干部勇于牺牲、无私奉献的高贵精神的同时，还成功地塑造了以韩冬梅与其女儿鲁爱国为代表的援藏家属的女性形象。冬梅与爱国不同的个性特征，有着时代的烙印。冬梅的坚强、固执与浓厚的家庭观念，与爱国的善良聪慧和强烈的求知欲望，以及敏感好胜的性格，两者在故事情节发展中表现出来的矛盾冲突，既蕴涵着人生价值观的时代特征，又有着更深层的社会寓意。冬梅对爱国的恨铁不成钢和爱国的某些叛逆抵触情绪，最后在根本信仰一致的前提下得以完全融洽，那就是热爱党和国家，以身奉献社会。这个几乎贯穿全书始终的亲情纠葛与最终归于统一的情节，难道不是祖国母亲和少数民族之间血浓于水的象征吗？亲情是任何力量也割不断的。中华各民族最终的关系走向，必定是万方乐奏、兴会无前。 “布达拉宫”作为一个精神载体，它承载了历史的风雨，印证了中华民族的神圣版图，也以其壮美的风光展现了中国人民走向伟大复兴的今日，开始和谐美好的春天。这感动，不仅是作者的，也是全国人民的。 原载：《文艺报》2009年12月0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