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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洄水沱”是四川人特有的称谓，他们把江河中水流回旋形成的区域称为“洄水沱”(即“漩涡”)。在这里，江水涌入洄水的巨大冲击力和江水从洄水中流走的离散力，共同生成了洄水底部巨大无形的力的漩涡，因而以“沱”名之。这种水域从表面看水流平稳，近于凝滞，而水底深处却激流回旋，暗涛汹涌。因水流在此处回旋，携带的泥沙污物等汇集于此，成为藏污纳垢、自我腐化与霉化之所；同时，又因水流底部的螺旋性迅速流动，又危机四伏，随时可能吞噬任何身陷于此的挣扎者，所以它又成为自我损耗、自我毁灭的“窝里斗”的象征。在四川现代乡土小说中，“‘洄水沱’可以说是一组意象的集合，其中包括了社会文化的停滞，生活模式的单调，以及个人理想的浑浊”，典型地反映了川人的生态环境及其生命形态。 在四川现代小说中，第一次把四川生活形态、人际关系比作“洄水沱”的是陈翔鹤。他是重庆人，又在成都读完中学，对四川可谓知之甚深。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陈翔鹤带着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形成的新思想返回成都，触目都是黑暗、压抑的景象，于是在《古老的故事》中，他借一个外省人与川人的对话展示了川人的生活形态：“你们贵省，我真不知道需要何等样的人，才能在此地生活呢!从前，同幼旃在大学里一同读书，而又为他所看不起的，平时连书本都不一摸的人，现在竞成为这里的大大小小的执掌政权者。他们全都在那里趾高气扬，卑污狗贱，暴戾恣睢。但总而言之，这里是一个污秽已极的‘洄水沱’，正如幼旃平时所称呼他们的，但不想他自己竟在这里面被淹灭掉了!这是一个什么地方啊，我比对蛆虫般还要厌恶他们，诅咒他们!”由此可见，“洄水沱”式的生活特点，不仅在于凝滞腐化，更可怕的是随时会吞噬一切。即使不被吞噬，这个巨大的“洄水沱”也是一个暗流汹涌的大染缸，任你红黄蓝白，一旦掉进去，都会在无声无息中搅成一样的颜色，同时你也会被裹挟着去沾染别人，成为染缸的一分子。在表现巴蜀题材的现代乡土小说中，经常出现类似的地域文化景观，它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巴蜀的地域文化特色和四川现代乡土作家对故土乡民生活的思想与情感。“茶馆”、“鸦片”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巴蜀意象，典型地体现了川人的享乐趣味，是川人“洄水沱”生命形态的存在背景。而军阀的争斗，地方官吏的狡黠、残忍，一般黎民百姓对一时一事的计较，也都反映了川人缺少道德理性和人生境界的腐化愚昧的生活。值得注意的是，在四川乡土小说世界中，川人对这种生活却有着自得和自足，在这种封闭落后的生活方式中，他们也有着自己的坦然和恣意，甚至自高自大，自以为是。虽然在战乱不息的近现代，巴蜀人民因为黑暗的防区统治、蝇营狗苟的大后方的污浊，日子同样艰苦不堪，但与有着浓重的道德意识的浙东和有着突出的侠义精神的关东等地区的乡民生活相比，川人的生活好像要放纵、惬意得多，他们在吵吵闹闹、吃吃喝喝中恣情任性地打发着日子。 川人的放达和乐观，既表现出一种上上下下的轻松快乐和随心所欲的生活心态，也表现为凝滞、酸化、不思进取的生存方式；而在同一时空中，某一个体的自由放纵势必会对他人构成压抑和伤害，所以巴蜀也有着比其他地区更加赤裸裸的压迫和更加浓重的黑暗。盆地和山国的地理特色让他们有自以为是的固执和目空一切的优越，因而自我封闭，不思进取。在这样的环境下，不要说一般百姓，即使是那些文化精英，在冲出夔门以前也同样是闭塞和无知的。沙汀在1922年到成都人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之前，一直生活于故乡安县，对于五四运动一无所知，“四面是山，风气闭塞得很。什么新文化运动啦，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有这同事!”何其芳对五四新文化的了解更晚，他直到1927年“还不知道五四运动，还不知道新文化，新文学”。艾芜是个例外，因为他1919年考入的新繁县高等小学的校长是“四川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的侄子，得以自由阅读《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诸刊。大多数四川作家则如沙汀一样，由于故乡风气闭塞，对新文化运动浑然无知。也许正是因为长期的闭塞，他们在接受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后，以现代理性再返观故乡一如既往的落后生活时心情才愈发沉重，对故乡“洄水沱”式的生命形态也就有了更加透彻的了解。 在四川作家笔下，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环境：“这些山城多半还保留着古代的简陋。那些狭隘的青石街道，那些短墙低檐的人户，和那种荒凉、古旧，使我怀疑走人了中世纪。”经常看到这样的人：“人们已经从被窝里钻了出来，他们咳嗽着，吐着口痰。他们大多数人，都睡得很好，既没有做过好梦，也没有做过恶梦。因为在他们看来，一切都是很自然，很简单的，纵然某些新的事物，比如物价、兵役和战争，有些时候也叫人感觉生疏，感觉苦恼，但是时间一长，也就变得很平常了，成了闲暇时候发泄牢骚的资料。”(沙汀《淘金记》)这是川西北的乡镇生活，自然落后，那么周文笔下的成都人又怎样呢?“有的把两手捎在背上，慢慢的踏出他的步子；有的则抱起两手站在商店门前的阶沿上，出神地看着街心来往的行人和车子。”也同样是无事无聊的。抗日战争高涨的形势对于他们似乎没有一丁点儿的影响：“这时是1938年冬季，一个没有太阳的阴天，已经半下午了。镇上的情形和往常一样，聋张大娘依然一面纺着棉花，一面守着自己的麻糖花生摊子；永兴号的胖老板则在长声吆吆地哼唱着圣谕书。茶馆的人们也无改变，永远是那一批角色，一切似乎都与神圣的民族战争无关。”四面环山的地理优势，使川人感到自己的生存环境固若金汤，而天府之国的物质基础，又让他们自高自大，没有任何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这种优越感和自大意识形成了他们不思进取的心态，造成了四川社会一潭死水般的停滞，即使如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大动荡也不能在这潭死水中激起稍大一点的波澜。“当义和团、红灯教、董福祥，攻打使馆消息，渐到成都来时，这安定得有如死水般的古城，虽然也如清风拂过水面，微微起了一点涟漪。但是官场里首先不惊慌，做生意的仍是做生意，居家、行乐、吃鸦片烟的，仍是居他的家，行他的乐，吃他的鸦片烟。而消息传布，又不很快，所以各处人心依然是微澜以下的死水，没有一点动象。”(李劫人《死水微澜》)当革命军起事，“反正”呼声高涨，安岳县的“革命家”王孟兰却自有一番理解：“所谓反正，不过是一种新名词，其实官还是官，幕友还是幕友，绅士还是绅士，平民百姓还是平民百姓。一切照旧，只不过把知县改姓司令，不再由藩台札委外省人来充当，而由本地方绅士出来担任而已!”(李劫人《大波》)无论是“微澜”，还是“大波”，外在的动荡很难引起内在的实质性的变化，“死水”还是“死水”，“洄水沱”的性质是不变的。李劫人的《好人家》写赵幺粮户与兄弟为遗产打官司，相互砌词栽诬，历时十年。后迁居成都，参加哥老会，吃了几次亏后，便过起了足不出户的城市大隐生活，整天抽鸦片烟，作婆婆妈妈的怀旧谈，“他所能述的旧事，颠来倒去，自然只有那些；甚至连若干年前，他家畜了一头乌云盖雪的好猫儿，被门前一个穷人偷了，他那还未出阁的姑奶奶，一连几夜梦见猫儿来告状的事，也不止谈了百多回。然而这是他家二十四小时过于安静，过于单调生活内的黄金时刻，也是全家人枯燥的感情得以交流的时刻，所以老头子的话，只管重复了又重复，而在众人耳里，终比光听耗子叫要好得多，到底是人在说话啊!”作者是以一个研究者的冷峻眼光，写了一个积习难返的“窝里斗”和“家中藏”的家庭生活方式，从一个层面揭示了四川的社会生活状况。正如小说所说：“在我们四川，像这样人家，正是社会柱石。没有它们，就没有这多年的内乱，而一般社会也不致永远停顿在十八世纪，而大多数的民众也不致憔悴呻吟得如此厉害，顶少数的聪明才智进步有为之士，亦何致横尸原野，为一般暴君和一般糊涂虫称快哩!”城里人的生活如此，乡下的百姓生活更是一潭死水。看看沙汀《某镇纪事》对川西北某镇的描述：“我们这里的人很少见过大市面的。到过省城的人不上一打，某人到州里去一趟便要算是大事件了。并且还没有动身就有人四处哄传。但是许多新发明的事物也曾经出现过。黄老太爷做六十大寿时，曾经从州里租来架瓦斯灯，在大门口整整照了三夜。不但全市的住户都跑去看，就连乡下人也都带了火把，从很远的地方走来。灯还没有点燃，他们就在门口呆等着了，待得管灯的人打好气，揭开玻璃外罩，用火柴把灯泡燃红，便齐声欢呼道：‘亮了——亮了!’还有人故意滑稽，翘了烟竿去叭，或者长久直视着灯光来夸耀自己的目力。”透过沙汀这些带有讽刺性的语言，我们不难感受到作者对川西北民众那种“洄水沱”式的生存状态的深深忧虑。这些远处僻乡的乡民，生来就被钉死在这片狭小的土地上，虽然他们也表现出了对于新事物的好奇，但这种好奇展露的是多么可怜的愚昧、麻木与落后。在这样的土地上，人们看到的也不过就是瓦斯灯的光亮，而现代文明的希望之光是无法照射到这僻陋乡镇上民众的心灵上的。瓦斯灯带来的“天真的笑乐”过后，人们又像“平常间大都显出一副一致的神气：既不是快乐，也不是忧愁。说是安静吧，也不对。因为大家都像在无声无息忍受着什么哩。不过，不管怎样，外表上总可以说是安静的”。这是已经失去了生活乐趣和人生意义的一群。作家在小说结尾意味深长地说道：“我们这镇上的生活，也真有点闷人呢。”罗淑笔下的《生人妻》、《鱼儿坳》虽然写到了盐工和桔农忍无可忍的反抗，但随即也就平息了，一如既往地默默为生活而挣扎。“生活的环境老早就替他筑下一道坚牢的围墙，想来想去怎么也绕不开它这圈子，有时在无意中，他内在的目光偶然也会瞅到一丝罅隙，一点漏洞，然而一瞥即逝，他始终离不开摆在他当前的一切”(罗淑《生人妻》)。所以，李健吾在评论罗淑的《生人妻》、《鱼儿坳》和《地上的一角》时感叹道：“活在里面是些穷苦的强壮的可怜人物，默默为生活挣扎，不平的念头时时在他们肺痨的胸脯涌起，随即平息了，也许更要吃苦地默默为生活挣扎。他们给我真实之感。这些四川佬，时代的激流还没有尾随洋货一同被他们享受，好像畜生，忠实而又诚实，围着富贵的人生兜圈圈，后蹄子伸了起来，一鞭子下去又缩了回去。” 四川一般的民众如此，那么知识分子又如何呢?《暴风雨前》的尤铁民是一位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知识分子形象，是一个鼓动四川革命的先驱人物。避难郝家时，在郝家的鱼翅宴席间，他谈古论今，眉飞色舞，郝达三对其“英雄”的赞叹和“似乎应该有个内助”的提醒，更令他发出“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慨叹。但当这个大“英雄”“有意无意地把香芸瞟了一眼，见她桃花泛颊，秋水盈眶的模样”时，心魂荡然，“举起酒杯一饮而尽”说：“拿破仑也有他的约瑟芬在呀!”“大抵英雄必遇美人，美人也必配英雄，拿破仑有他的约瑟芬，楚霸王有他的虞姬。”言外之意，他也应该有他的“约瑟芬”、“虞姬”，而香芸则是匹配他这个“英雄”的最佳人选。神圣的使命与个人的私欲混杂在一起，一本正经的慷慨激昂被一个眼神、一句话悄然消解。从这个形象的塑造可以发现李劫人对巴蜀知识分子劣根性的深刻了解和无情鞭挞。在沙汀小说的知识分子世界中，情况与四川乡民差不多。《磁力》中的“小数点”、国文教员张琪，《三斗小麦》中的小学教员刘述之，《巡官》中的冯老师，《轮下》中的穆平，《困兽记》中的乡村教师田畴、孟瑜，都是在庸俗的现实生活模式中消耗着自己的生命，坐茶馆、围牌桌、囤积居奇，为蝇头小利而勾心斗角，又因任何一点生活的平稳而沾沾自喜。他们没有明确的人生目标，也缺乏积极进取的精神动力，按照既有的秩序和习惯浑浑噩噩地打发着无聊的日子。在四川，无论在哪个阶层，都普遍存在着“洄水沱”式的人生形态。 巴蜀自古重享乐，奢侈之风盛行，尤其是成都一带。《宋史-地理志五》言川人“所获多为遨游之费，踏青、药市之集尤盛焉，动至连月。好音乐，少愁苦，尚奢靡”。与同样奢侈浮华的两浙更看重居室摆设、穿着打扮相比，四川人不讲究虚荣而讲实际，更偏爱饮食、游乐。《宋史》卷二五七《吴元载传》载：“蜀俗奢侈，好游荡。民无赢余，悉市酒肉为声技乐。”不事积蓄，有钱便挥霍在口腹之欲、耳目之乐上。巴蜀人重享乐，也会享乐，他们坐茶馆、吸鸦片、寻小吃，也喜欢游玩、爱看热闹，生命的不可承受之重在他们那里都变成了以近乎游戏的态度可以轻松对待的吃喝玩乐。他们只想活得轻松快乐，不想承担些什么，无论是大的道义、正义，还是具体的责任、义务，都一概推开，所以他们既无国事之忧心，也无家事之累赘，像巴金笔下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的高觉民是少有的例外。 在四川现代乡土小说中，“茶馆”和“鸦片”无疑是两个很有代表性的意象，它们是四川民众“洄水沱”式的生活方式和生存形态的一个缩影。 四川人喜欢喝茶，喝茶喜欢坐茶馆。穷人家喝茶缺地方、少茶具，需要借茶馆之便，就是富人家有客厅、书房，有茶具，甚至有泡茶、送茶的人，可他们也同样来了亲友便约去茶馆吃茶。其实坐茶馆的意义并非一定在喝茶，“图的是那热烈气氛”(李劫人《暴风雨前》第一部分)。在北斗镇，“有着上等职业和没有所谓职业的杂色人等，他们也有自己的工作日程，而那第一个精彩节目，就是上茶馆”，这叫开咽喉，“因为如果不浓浓地灌它两碗，是会整天不痛快的”(沙汀《淘金记》)。在四川现代乡土小说中，描写了各式各样的茶馆，在各色人等麇集的茶馆，演绎着一个个反映了巴蜀世态人情的或喜或悲的故事，展示着四川独具特色的生存景观。坐茶馆是川人日常的生活方式之一，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茶馆文化，是巴蜀文化资源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在潜移默化中熏染、造就 着川人的性情、思维和习惯。“各人按照老规矩一早起床，于是一路扣着纽扣上茶馆去。等到卖豆芽的来了，就抓几个钱豆芽，摊在茶桌上一根根撷着。吃过早饭，又上茶馆，而且说着照例的话：‘换一碗!’或者：‘茶钱这拿去!’他们多是懂一点牌经的，不是参加赌局，便是站在牌客后面给当‘背光’，发挥着参谋的作用，简直比当事人还热心”(沙汀《某镇纪事》)。这种在茶馆消磨时光、打发日子的小镇生活模式，是凝滞的、沉闷的，在这种落后、封闭的人文地理环境中长久积淀形成的国民心态，就如同壶中的茶锈，天长日久，越积越厚，也越难以去除。如果说老舍笔下的北京茶馆培养着北方市民那种冲淡、诙谐的气质的话，那么沙汀笔下四川小镇的茶馆则充满了四川民众愚昧麻木、自我消耗的味道。与“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的越人相较，川人更是在享受中淹没了人生应有的文化品味与精神境界。“日斜的午后，或者上小吴轩去泡一碗清茶，凭栏细数数城里人家的烟灶，或者在冷红阁上，开开它朝西一带的明窗，静静儿的守着夕阳的蜿晚西沉……”这样的品茶境界和文化意境在四川文学中是难以觅到的、较之北方人的素朴和江南人的文化品味，四川的茶民缺少精神追求，也没有境界和浪漫，只有口腹的满足和麻醉。沙汀曾这样分析坐茶馆对于人的生命和精神的“酸化”：“除了家庭，在四川，茶馆，恐怕就是人们唯一寄身的所在了。我见过很多的人，对于这个慢慢酸化着一个人的生命和精力的地方，几乎成了一种嗜好，一种分解不开的宠幸，好像鸦片烟瘾一样。” 鸦片，也是四川现代乡土小说中一个关乎生命的有代表性的意象。鸦片在四川的普及程度和吸食的严重程度令人无法想象。清末，“长江上游地区鸦片产量居全国之冠”，“光宣之际全川吸鸦片人数达315万”。无论是上层官员，还是袍哥、土匪及一般普通百姓，都离不开烟灯烟枪。鸦片对于巴蜀民众的腐化程度简直到了荒唐的地步，政界因之而明争暗斗(如沙汀《红丸》、《炮手》)，在军队中，“大家都抽鸦片烟。操场是很少上的，因为排长抽，连长抽，营长也抽”，结果“抽来抽去，一个个都抽得像庙子里的小鬼似的，皮子吸进去，骨头吸出来，如果脱下军服，让他们站在太阳光下，你可以看见一堆堆怕人的骷髅”。在军营里，鸦片甚至成为通行的“货币”，可以用来发薪、下赌、嘉奖，以至于那里的士兵都是手持双枪(步枪、烟枪)的军人。“每一宿营，饭有没有不管，敌人在什么地方不管，走进了破庙子的大殿，大家就放下步枪，取出烟枪，躺下去，对着烟灯的豆大火光都就‘瞄准’起来了。在烟雾沉沉中，你可以看见万盏明灯，像放河灯似的，大家在‘开火’了”。即便在紧张的战斗时刻，也会“趁着这边的炮兵阵地正在轰隆轰隆一炮一炮地向敌人射击的时候，真是好像替大家掩护似的，让一部分人开着枪，其他一部分人就退到稍后方的几步，躺在麦田旁边，几个换替着挡风，把灯燃好就抽了起来。抽好了，又上去调其他一部分人来换班”(周文《第三生命》)。因为鸦片瘾，军队作战如同儿戏，人生也因为对鸦片的狂热嗜好而失去了它应有的严肃性，生命价值也因此贬值。 吸食鸦片是耽于享受的巴蜀民众的一大消遣，不仅与坐茶馆一样消磨着时光，内耗着精神，而且吞噬着体力，它实实在在地在大规模程度上铸造着愚昧而虚弱的国民。李劫人《好人家》中的赵幺粮户有着三十年吸食鸦片的老瘾，家里最多的是鸦片烟，由于担心“生坭吃完了，不好买”，便“在宣统二年鸦片烟尚不大贵时，他便拔了一笔银子，买了好几百碗生坭，藏在极稳妥之处，预计可以吃几代”。结果，他的收房丫头春梅“由于服侍老头子，昼夜烧烟，也吃了一副大瘾”，他的两个儿子都“吃了一副大瘾”，两个儿媳妇“也学会了烧两口来消遣”。一家人就在烟雾氤氲中过着“简直与儒家的‘道’一样，‘天不变’，‘道’亦是不变的”凝滞麻木的生活。而那些破落户、袍哥和痞子之流更愿意去烟馆“抽荤烟”，如龙哥、白酱丹、彭胖就经常光顾下场口范大娘家，这家的“床铺上摆着一副丑陋的烧烟家具。灯，是用膏药钉补过的，一张草纸权且代表套盘。但这并未减低大家的兴趣，因为彼此的目的原不在烟。那个满脸是粉、上唇有着一颗黑痣的游娼正在裹烟，一面应付着客人的调笑”(《淘金记》)。当烟瘾上来后，那吸食的做派也是各有奥妙。何寡妇“满足嗜好，是有一种自己的派头的。一例采用清水漂烟不说，吸的时候，还把泡子裹得又紧又小，就像羊子粪样。因为这样既不败气，又不容易让烟瘾自由发展下去、扩大下去”(《淘金记》)。这是比较讲究、文雅、有节制的抽法。而周文《父子之间》所描写的荀福全那种上下翻滚、上天入地的吸烟方式，简直令人瞠目结舌，仅仅用嘴抽还不顶用，须得辅以身体的翻滚动作。可沉醉于神仙般腾云驾雾的鸦片世界中的荀福全，在现实世界中却是一个软弱无能、任人宰割的痞子。在闭塞的巴蜀盆地，鸦片就是其乡民腐化堕落、自我消耗的一大罪魁，而“自我的消耗有碍于自我的发展，有碍于自我从生存的罗网中探出头来，寻找纯粹生存之外的精神领域的东西。自我的消耗只能走向自我的酸化，酸化就是变异，就是丧失进取的能力”。这种“洄水沱”式的生活方式消解着巴蜀人的生存野性和生命力度，滋生了像何人种(沙汀《淘金记》)、荀福全等屈服于强权、任人宰割的无能无赖之辈。 《宋会要·刑法三》之五十谓“川峡之民好讼”，这是巴蜀民风的又一大特点。因为无所事事，又好炯馆、茶馆、饭馆的聚集，必然引起从政事国事到家事俗事的计较、口角以至争斗。争斗的解决方式绝不考虑事理的公平、公正与否，而是看谁的势力大，谁的拳头硬，靠的是武力。而吵架、打架正是作为公众的“看客”所希望的。他们对吵架的因由、是非曲直并不感兴趣，感兴趣的是吵架本身，如果双方至于动拳头，甚至不止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动拳头就更好，像联保主任方治国与地痞邢幺吵吵大打出手，“整个市镇几乎全给翻了转来，吵架打架本来就值得看，一对有面子的人物弄来动手动脚，自然也就更可观了!因而大家的情绪比看戏还要热烈”(沙汀《在其香居茶馆里》)。这些看客并非都是歹毒之人，但在崇尚武力、实力的巴蜀社会，他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站在有“面子”的一边，助纣为虐，合力欺压着弱者。在四川现代乡土小说世界里，总是充满了大大小小的吵吵嚷嚷、明争暗斗。从军阀之间势力范围的争夺，到一个地方官吏的任免，甚至到一项会议的决议都需要经过一番争斗、较量才能最终解决。争斗的形式多种多样，可以是规模化的战争，也可以是群体性的械斗，还可以是个体的决斗、暗杀等。无论是何种形式的争斗，实际上都是“窝里斗”，结果只能是给巴蜀大地带来日甚一日的“内耗”。 四围环山，中间为沃野良田的盆地环境，使得川地百姓形成了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养成了安逸享乐的性情。同时，封闭的自然环境也阻隔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和渗入，形成了川地百姓闭塞和偏狭的心理形态，使他们少受新思想、新文化的冲击，原始的蛮夷风俗得以保留。另一方面，由于长期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川地百姓形成了自由放任的独立精神，保留了自由不羁的天性。这种地域文化不仅影响了四川作家的性情、爱好，而且生动地表现于他们文学创作中，四川乡土小说世界中蜀人的保守与叛逆、豪爽与狡黠、蛮野与卑琐的生命特色都能在这种地域文化中找到渊源。作为接受了现代文明洗礼的巴蜀文化精英，李劫人、沙汀、周文、艾芜、罗淑等这些眷恋着也以批判的眼光谛视着自己乡土的四川作家，以各自不同的选材特色和表现方式观照着自己最熟悉的领域，完成着现代四川乡土小说的地域指认。他们既颂扬着巴蜀子民鲜活的生命意识，也揶揄、批判着他们的耽于享乐、争斗内耗，及其在落后、封闭的文化传统支配下“洄水沱”式的生命形态..这种负面生命力的蓬勃张扬，不仅是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桎梏，也吞噬了个体自我发展的意志和能力，使巴蜀社会“一切照旧，一切都暗淡无光”。 原载：东岳论丛2008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