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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5日，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和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举办“作为文学城市的上海暨《海上文学百家文库》学术研讨会”。陈平原、梅家玲、陆建德、陈子善、王晓明、许子东、王纪人、郜元宝、杨扬等来自海内外的3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并发言，围绕丛书的价值、不足，及对当下文学的启示等方面展开研讨。本版刊发部分发言摘选，以飨读者。———编者 流动的家乡 陆建德（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 海明威曾经把巴黎比为“流动的筵席”，我今天的题目“流动的家乡”是这么演变过来的。上海开埠以来，一直走在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最前面，很多人从乡下、小镇来到上海，寻找个人发展的机会。他们来了，有的人留了下来，学讲上海话，更多的人走了，乡音不改。上海为无数过客提供了生活、工作的场所，近一百多年以来她更是文化界人士的“流动的家乡”，这套丛书的作者们就是这种流动性的见证人。也许我可以这样说，上海就像是多斯·帕索斯在《曼哈顿中转站》里描写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纽约：这个急速发展的城市可能是一个面向世界的文化都会，也可能是无根游民的汇集之地。上海开埠以后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是成熟的标记。 法国作家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一书提到十九世纪上半叶英、美两国的不同。他说，美国人喜欢追问海外来客对美国的印象，而且只欢迎中听的评价；英国人对外国人怎么看英国则不大在意，甚至毫无兴趣。我想，现在的上海人肯定不会像当年的美国人那样强索恭维。我是浙江人，平时说上海话，经常在北方被认为是上海人，我也懒得说明。对于海派、京派的分野，我是十分怀疑的。或许我们都应该对自己的家乡或家乡文化的特点持一种开明的态度。地域的区分不是这么简单。 上海人尤其应该以中性的立场来对城市生活的演变发展做出判断，就像《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一书的作者、加拿大学者简·雅各布斯所做的那样。以赛亚·伯林说，十九世纪末的维也纳出了很多文化界的巨人（音乐界的勋伯格、马勒、布鲁克纳，画家克里姆特，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但是世纪末的维也纳有点神经质，有点颓废，他更喜欢十八世纪末也就是莫扎特与海顿时期的维也纳。伯林在此并不仅仅是批评当时维也纳的反犹态度，他其实想强调，不同文化、宗教背景的人汇集在一个大城市，对人们身心的健康发展未必有利。五方杂处的地方，很可能风俗不大纯正。我们经常说“海纳百川”，没有意识到如果海还没有形成，百川就从四面八方奔腾而来，那样的情景恐怕不是我们乐见的。乡村的孩子知道在本乡本土他的一举一动无不受到人们友爱的关注，这种注视而且充满期待的眼光，是人们长大过程中最基本的营养，一旦缺失，对他而言也是莫大的损失。 游动的个人往往缺少高于个人的观念。法农在《全世界受苦的人》里指出，生活在殖民地的中产阶级人士，往往国家意识淡漠；哪里有机会，他们就到哪里去。这也就是十九和二十世纪小说里常出现的话题。那些来历不明的人在待人接物上总是有点投机，有点自我中心。奥地利犹太裔画家希夫爱上海，然而他的漫画集《海上画梦录》中也揭示了一些聚集在上海的中国人极端讲究实利的品性。 我们现在假定，流动必然有积极意义，必然使人们眼界开阔。我看不尽然。有时候局居于一地也很好，有的作家过着非常封闭的生活，例如哈代和勃朗特姐妹，但是他们的作品以家乡为基础，照样富有超越国界的普遍性。我们应该客观看待城市化进程的得与失。以往，乡村也是有文化的，比如乡土中国离不开乡绅，但是渐渐没有了，他们也到了大城市，或消失在其他地方。乡村的文化失血也是应该讨论的题目。我们应该从流动的观念里解放出来。人人都来到一个地方寻找机会，很可能也是失去人性的时候。有时候想，与伦敦和巴黎这样的大城市相比，上海的历史还短了一些。上海历史上没有真正的上流社会，如果巴黎只有众多的于连而没有贵族与教会，那将如何？假如一个都市的文化可以比为一条巨轮的话，那么船舱里必须有一定分量的压舱物，这样大船才能平稳航行；没有这些看似多余的压舱物，轮船就非常容易倾覆。我们要问的是，在我们的文化的巨轮上，是不是已经装载了适当的稳定力量？ 仅仅强调很多重要的事件发生在上海、很多重要的作家在上海生活创作过，还是很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分析为什么（比如说）“颓加荡”文学发生在上海。上海百家的主要目的恐怕不是收罗齐全。我以为难的不是凑齐一张全家福，难的是对五花八门的文学作出成熟的甄别。这很难，但是极有意义，是文学史家和批评家的历史职责。 我还想推荐一位浙江人加入文库。他就是原来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的编辑杜亚泉。他的思路一直到现在还是不多见的。希望他在上海时期写的那些文章所表现出来的精神成为我们共同的文化传统中重要而且富有生命力的要素。 最后，我还要回到海明威的话：“如果你够幸运，年轻的时候在巴黎住过，那么巴黎将永远跟着你，因为巴黎是流动的筵席。”我现在想说，如果我们够幸运，年轻的时候在上海住过，那么上海将永远陪伴着我们。 原载：《文学报》2010年12月23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