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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是一个社会的开放和文明的风向标。十余年来，江苏散文最可贵的特质是官腔少、敷衍少，作家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敢于说心里话。这应该归功于社会的开放和精神文明的提倡。 有深度和厚度的文化散文 江苏的两个重要刊物《钟山》和《雨花》，长期以来坚持散文品牌建设。《钟山》以中长篇散文为主，《雨花》以短篇为主。其中《钟山》的中长篇散文不仅对江苏，乃至对全国散文创作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还是在1980年代，当时散文创作还在杨朔散文模式里打转，《钟山》发表了以贾平凹的《商州初录》为代表的长篇散文，在文坛引起反响。它们拒绝倾向和目的，拓宽了人们的视野，成功地解构了杨朔散文模式，和同时兴起的文化散文一起，在国内创造了1990年代的散文热。进入了新世纪，《钟山》开辟的许多栏目，诸如“长篇散文”、“钟山记忆”、“江南风流”等，方向明确，坚持打造主体散文形象，并形成气候。显示了《钟山》熟知当今文坛的痼弊，他们想借助散文廓清文风，执拗地追求和坚持他们的文学理想，以及审美价值，为此他们拥有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散文作家。其中活跃的当推王彬彬和诸荣会。王彬彬的散文无论从取材、立意、到文字，具有一种响当当的硬度。他的兴奋点在历史，历史给了他太多的灵感。因为历史有太多的愚弄，或者以往通过宣传已经凝固成某种恒定的结论。他要对愚弄人的历史挑战，对近现代史的重大事件如“1927年3月24日南京惨案”，重要人物如瞿秋白，进行评说。有时看上去是“偏锋”、“偏见”，但正是在这“偏锋”、“偏见”中见到了他的骨头，他的骨头上烙印着的四个字：“历史真相”。真相使他产生激情，在激情中时时喷射出振聋发聩的警句。如在把1927年3月24日南京惨案真相告诉人们后，有这样的感叹：“所谓‘极左’，其实并不是政治信念问题，而是一种精神上的病变，是以政治信念无伪装的精神失常。”还原历史真相既需要勇气，还需要智慧。他的散文常常让读者掩卷惊呼：原来如此！诸荣会是文化迷，确切说是江南文化的铁杆粉丝。我非常喜欢他的文化散文集《风景旧曾谙》，他的散文是标准的文化散文。自从上个世纪末以来，文化散文的名誉不太好，其原因是那些大大小小的文人，只要在自己的散文中卖弄或兜售一点所谓文化，就堂而皇之地把自己标榜成文化散文作家，于是文化散文作家满街走，怎么能不败坏读者的胃口，被人们所厌恶？在我看来，文化散文必须坚持批判，必须有文化风骨，必须有文化体验。在这方面，90年代的夏坚勇的《湮没的辉煌》是个成功的代表。诸荣会散文以文化作为抒情的逻辑起点，融进他的生活、社会和风情体验，处处针砭痼弊，纵情纵势，尽得风流，充满了活力。把诸荣会的散文与王彬彬的散文相比，前者文化味浓，后者政治味烈；前者含蓄，后者锋芒毕露。相同的是皆有风骨。 在江苏的文化散文中，我还特别欣赏山谷的散文集《千古艰难惟一死》，山谷坚持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最吸引眼球的是文集对诸多文人的叙写，特别是对晚明文人士如阮大铖、马士英和洪承畴等的描绘，对文人无操持的文化现象进行激烈批判，让人惊醒。作者借古讽今，以他们作为一面镜子，照出了当今一些知识分子放弃理想情操，为虚幻的名利趋炎附势的丑态。文集情绪饱满，极富阳刚之气。 还值得一提的是，《钟山》坚持以“个人史”打造散文品牌，如南帆的《关于我父母的一切》、金学种的《一个殉道者，又一个殉道者》《墓碑上的民国三十八年孟冬》、丁捷的《我的父亲》、阎连科的《我与父辈》和刘剑波的《疼痛》等，用该刊主编贾梦炜的话是“构成了《钟山》‘个人史’叙事沉默而富于张力的阵容”。那些“个人史”的倾诉，大多没有用什么包装，甚至拒绝抒情，坚持用原汁原味还原历史，有强烈的现实感。在写“个人史”的方面，还有王尧的《一个人在八十年代》。这些“个人史”看上去是很“个人”，但是因为他们是把“个人”作为历史江河里的一棵水草，在他们的“个人史”中，着力写的是在历史江河波涛汹涌中的小草的晃动，所以文章具有历史的深度和厚度。 精致的感觉是散文的双刃剑 在新世纪的江苏散文中，车前子、庞培、黑陶等，无疑很受青年读者的青睐，他们都是诗歌、散文两栖作家。散文和诗歌是邻居，在现当代散文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作家：五四时期的朱自清、徐志摩、何其芳，当代的邵燕祥、余光中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车前子、庞培、黑陶都生长在江南，长期受吴越文化熏陶，是历史上的许多江南才子的铁杆粉丝，对此，车前子一语中的：“我的曾祖父是归有光和沈复之类”，俨然成了新生代的才子。不过，他们绝不愿做封建遗少，改革开放让他们接受了欧风美雨的洗礼，他们几乎是亢奋式地卷进了“先锋性”和“实验性”的诗歌创作大潮，并获得了声誉，车前子在上世纪80年代就成了国内著名的朦胧派诗歌代表人物。所以，当他们涉足散文创作，简直是有持无恐，成了江苏散文的“精怪”。 他们有的是感觉，而且大多是特别的感觉：荒诞的、虚幻的、刺激的、怪异的……他们凭借感觉挟持读者进入他们的自我的艺术世界。读他们的作品，我时时会联想到何其芳的《画梦录》的独语体。事实上，他们的作品也确实是独语体。不仅如此，他们又是用现代派的手法来描写感觉，在感觉和想象中藐视我们传统的逻辑关系，所以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考察，他们的散文很美，但也非常自我，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读他们的散文，会被那些怪异的感觉和毫无逻辑的跳跃搞得非常沮丧，影响阅读的兴趣。因为读他们的散文要耐着性子，缓缓咀嚼，细细品味，当诗一样读。我很喜欢车前子的散文集《云头花朵》，其中有一篇名为《湖笔》，为写一枝普通的湖笔的“羊毫”，在他的笔下，细描了桑地里山羊吃桑如“撕扇”的感觉，又写桑树上有桑葚，居然把吃桑叶的山羊的胡须变得“一下紫紫的了”，孵化出这样一连串的感觉，精致又美丽。再如庞培的散文集《少女像》中的《雨和黄酒》写乡下的雨：“乡下的雨色，就像黄酒的苦，是苦到人生的筋骨，苦到了农村灶门头的稻柴灰呛鼻的苦。不能说是苦尽甘来，但有一丝丝苦出头来的甜味，并不涩嘴，甜得好冷！”应该说，对“乡下的雨色”从苦到甜细微的感觉已经到了锱铢之别、淄渑之辨的地步。 黑陶和车前子、庞培有些不同，他是新闻工作者，这就决定他要食人间烟火，至少一只眼睛要看着脚下。他和我同乡，所以凡是写我家乡宜兴的散文，都会激起我的乡情。他对泥土有特别的感觉，有散文集《泥与焰》为证。他生在紫砂壶的产地，对烧制紫砂壶的窑场火焰特别敏感。但他的“焰”又和泥土相关，在他的眼里从泥土里长出的黄金之稻是沉甸甸的“作物火焰”，农民收割黄金之稻是“怀抱火焰的人”。他笔下的一切都是江南的，连鬼(《夜叉》)也是江南的，谁也掳不走。 不过，我们在欣赏车前子、庞培、黑陶等的散文之后，总感到他们似乎太欣赏自己的感觉了，乃至于让人们感到他们是把自己封闭在自我的象牙塔里，有一点玩感觉的味道。他们对自己的感觉的过分迷恋，实质有些伤散文。读他们一本两本散文集尚可，多了，就有一种美丽的单调。我们可以把他们的散文和西部同时由诗歌转向散文创作的周涛、刘亮程相比，完全是两种滋味。周涛、刘亮程的散文是从边缘文化中成长起来的，是诗化的西北风；而车前子、庞培、黑陶是江南的“土著”，他们的散文精致而柔美。周涛、刘亮程时时脚踩在大地上，他们傲视一切，有君临天下的气概，充满了活力。而江南的新生代才子们似乎还坐在飞机里，显得有些缥缈，少了一点人间烟火味。 在评述车前子、庞培、黑陶等时，千万不要忘了费振钟。评论费振钟有些困难，许多评论家视他为文化散文作家，因为他的文化散文集《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堕落时代》影响很大。《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从江南士风的独特角度出发，撷取江苏文学中带有倾向的一些特色，如“闲适”、“女性意识”、“形式句子化”等，大胆地把“苏南”、“苏北”贯通，在“苏南文学”、“苏北文学”中求“同”。《堕落时代》的目光始终聚焦在一些历史的文化名人，尤其是江南的文人身上，如王世贞、董其昌和李三才等。费振钟凭借着他犀利的目光，撩起披在他们身上的华丽外衣，对他们的心灵深处进行严格透视，把他们真实的面目一一曝光。我最推崇的是他的散文集《黑白江南》，费振钟是苏北人，但是《黑白江南》笔下的江南是真正的江南，美得那样纯净，比桃花源还桃花源，应该说，费振钟比江南“土著”还要“土著”，他就是“苏南文学”“苏北文学”中“同”的代表。此外，《黑白江南》也完全颠覆了原有的抒情不是他强项的看法。 和费振钟的《黑白江南》并肩媲美的是苏州的杜国玲的《吴山点点悠》。《吴山点点悠》是靠杜国玲的脚走出来的，或者是爬出来的，与其他的游记散文不同，这本游记格调纯粹、干净，没有半点污染。 风土人情散文胜在见“人” 在写地域的风俗人情中，叶兆言写南京是独占鳌头的。他的散文大致有两类，一类是文史小品，对长期以来被体制文化诠释的历史文化事件和人物，进行解构和重新解读。在解读中带有一点“玩”的味道，不过玩得文化，有一点痞性，又有一点轻松，还有一点幽默，甚至还有点虚无。另一类是写南京的风土散文。他写南京的姿态有些另类，他说：“南京许多著名的风景，所以能传唱千古，破坏起到了重要作用。”“历史是创造出来的，并不是保护下产生的。”“一个靠怀古而存在的城市是没有前途的。”他写南京的姿态不是怀古，是因为他对当今的南京，乃至中国的现实有好多话要说，所以在他的笔下的南京中，站着一个叶兆言在指点江山，南京因他也就无比生动起来。 此外，擅长写风土人情散文的，还有写苏北的刘春龙，写苏州的陶文瑜。其中，徐风的紫砂散文一枝独秀。徐风的散文很难定位，是行业散文？风土散文？艺术品味散文？似乎都不恰当。我倾向把它定位紫砂散文较为准确。 徐风是紫砂壶的产地——宜兴人，从小泡在紫砂壶中长大的。如果用文体来比喻紫砂壶，紫砂壶是散文，不是小说。紫砂，神器也，喜欢者众，收藏者众，泛泛论者众，但识者知者寡。因为壶的气韵里深藏的艺术密码，鲜有人研究，也鲜有人破解。徐风站出来了，他的紫砂散文从写壶到写人，《一壶乾坤》《读壶记》和《花非花》，写尽了壶的风流。 徐风左手写小说，右手写散文，和那些诗人写的散文完全是两种味道、两种风景。我在研究中外散文时，发现诗人写散文重“境”，小说家写散文重“人”。徐风的紫砂散文重人，这是他为行业散文创作提供的一条宝贵经验。行业中常常要写“器”，器是人创造的。而许多写“器”的散文，是只见“器”，不见人的说明书。徐风的紫砂散文以“人”为本，他的兴奋点在“人”，更进一步说，是塑造“器”的人的艺术世界。所以在他的笔下，壶中见人，人千变万化，他的散文也多姿多彩。 徐风的散文气韵生动。壶以气生韵，而气韵又是不能言传，只能意会。许多紫砂艺术大师，聚天地正气制成一个又一个的艺术经典之壶，徐风耳濡目染，在他的紫砂散文中以显示壶的“气韵”作为终极理想。这是一个艰难的艺术工程。这不仅需要知壶，更重要的是要有美的文字来展现，这些徐风都具备了，他知壶，文字又很美。所以他的紫砂散文和紫砂壶是天生的一对。 原载：《文艺报》2012年12月1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