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闻一多“本是个诗人，从诗到诗是很近便的路”。他由创作新诗转入研究古诗，后来又“从唐诗扩展到《诗经》《楚辞》”[1]（第12卷，p445），一直追到古诗的源头。“关于秦以前的东西除掉一部分的神话传说的再建之外，他对于《周易》《诗经》《庄子》《楚辞》这四种古籍，实实在在下了惊人的很大的工夫”。“他那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 [1]（第12卷，p432）不过，闻一多能从一位著名诗人转变成为一位很有成就的古籍整理学者，主要原因不是他走了从诗到诗、就诗论诗的捷径，而是尊重国学本身的学术规律，提出了个新的文献整理观。 闻一多在《楚辞校补·引言》中说:较古的文学作品所以难读，大概不出三种原因。第一，先作品而存在的时代背景与作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因年代久远，史料不足，难于了解;第二，作品所用的语言文字，尤其那些“约定俗成”的白字(训诂家所谓假借字)，最易陷读者于多歧亡羊的苦境;第三，后作品而产生的传本的讹误，往往也误人不浅。针对这些问题，他为自己定下“三项课题”:第一，说明背景;第一，诠释词义;第三，校正文字。[1]（第5卷，p113）郭沫若认为此三项课题是研究古文献的“共通课题”[1]（第5卷，p434）。在《匡斋尺犊》中，闻一多还承认，研究《诗经》同样存在这“三桩困难”或“三重魔障”[1]（第3卷，p200）而且，它们“是互相关连的，尤其一与二、二与三之间常常没有明确的界限。”[1]（第5卷，p113）,接着，他强调，第一项课题属于文化史的范围，是“最高的阶段”，能统领全局[1]（第12卷，p434）, .第二、三两项只是研究的“基本层面”[2]。三项工作各有其不同的性质和要求。这是指导闻一多整理古籍的总原则。 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闻一多觉得第三项课题是“最下层、最基本的工作”，时间不宜过长。例如，他在《楚辞》上花了10年左右的光阴后，因怕“教人腻味”，毅然将《楚辞校补》截稿，先行结束第三项工作，并尽量将第一项课题的部分内容也容纳在第三项里一柄提出。[1]（第5卷，p113）在《怎样读九歌》一文中，他又说“钻求文义以打通困难，是欣赏文艺必需的过程。但既是过程，便不可停留得过久，更不用提把它权当了归宿。”所以，他把《诗经新义》等在文字训诂上极有价值的文章都视为整理工作第二、第三阶段的成果，当作是开展第一项课题的准备。可惜的是，由于历史原因，他没有全部完成此三项课题和顺利结束整个系统工程。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