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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馆和刻本汉籍书目》(下简称《书目》)历时三年，1995年2月由杭州大学出版社付梓问世。《书目》由顾廷龙、户川芳郎两先生为顾问。王宝平任主编、韩锡铎为副主编，按经史子集丛五部分类，收录北京图书馆等大陆68家公共、大学图书馆庋藏的日本1912年以前刻印、抄写和注校的中国古籍3000余种。《书目》是国家教委人文、社科“八五”规划研究项目、我国第一部此类专题书目。正文前有我撰写的二万字的序言，论述了和刻本的定义、分类，中国馆和刻本的特点与分布，各个时代日籍西传中土的特点以及展望等。本文拟从其他方面谈几点认识。 一 1990年，我在撰写《<助语辞>及其在江户时代的流传与影响》时，为了究明《助语辞》的版本，遍访中日图书馆，考查明代胡文焕刊刻的《格致丛书》。在国内查阅时，发现各馆程度不等地庋藏有日本版古籍。我校日本文化研究所自1989年成立伊始，就一直将研究的重点放在“汉籍在汉字文化圈内的相互流播与影响”上， 因此，遂萌发了系统调查与研究汉籍的想法。1991年10月，我所举办了“汉籍与中外文化交流”国际研讨会，浙江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天津图书馆等均应邀参加。在会上，我提出了“中国馆藏日本版古籍之调查与研究”的构想；陆忠海同志的《三百种日版汉籍管窥》，对南京图书馆藏和刻本汉籍作了考察；李国庆同志披露了1905年日本在华最早设立的图书馆——天津日本图书馆遗留在天津图书馆数十万册图书这一鲜为人知的信息；吴启寿同志告诉与会代表，浙江图书馆珍藏数百种珍贵的外国版古籍，其中日本版古籍占近半数。这些发言和介绍，引起了与会者、尤其是日本学者的极大的兴趣，他们望能早日开垦这片处女地。虽然当时对中国馆藏日本版古籍之调查还处于设想阶段，很不完善，但大家感到这是一个蕴藏着丰富文献资源的宝藏地，值得发掘、整理。于是，会后由日本文化研究所牵头，开始对全国图书馆进行了系统的调查与编目工作。 二 本《书目》在编纂上，至少开创了二个先例。 迄今编纂的全国性的联合目录，即使是专题目录，也系“官方”项目，均由国家拨款并组织班子，而本项目从筹集经费到组织实施乃至出版刊行，自始至终由研究所自行解决，纯属“民间项目”。“民办”的最大优势是机制灵活、效率高，不会打“持久战”。《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从发起到正式出版只用了短短三年的时间，而且她的姐妹篇《中国馆藏日人汉文书目》也预定于今年底问世。三年出二本专题联合目录，如此高的效率恐怕与民办有很大关系。 第二，它是日本文化研究者和图书馆界精诚合作的产物。以往编纂全国性联合书目，多系图书馆界专家独立进行，由于本《书目》的待殊性，研究日本文化的学者亦参与其间，联袂编目。和刻本汉籍虽系日本刻印的中国著者之书，是中国版刻在日本流播的一个分支，但它既有因袭中国的一面，也有日本独特的风格，其复杂性较之中国古籍有过之而无不及。参加此项目的图书馆同仁虽精于中国古籍，但不少人对日本版刻比较生疏，缺乏对日本出版史等方面的知识，加上缺少有关工具书，因此，上报的书目质量参差不齐。尤其是日本人名、地名舛误较多，出版商和发行店常常混为一谈等等。我研究所虽在古籍编目上缺乏经捡，但在以下几个方面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优势： 1.拥有国内较全的日本书目文献方面的资料。如：除长泽氐的《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和《补编》外，还有《图书总目录》(9册，即日本现存古籍联合目录)、《古典籍综合目录》(3册，《图书总目录》续篇)、《杏雨书屋藏书目录》(系医学藏书在日本首屈一指的杏雨书屋的藏书目录)等等。此外，还有地方出版史、古写经研究方面的资料，以及各种日本人名辞典等等。编目时，逐一对照，使它们得到了充分的利用。 2.与日本有着广泛的联系。我们与日本有关方面取得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援和帮助。该课题先后得到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课题和出版两项资助。在编纂中，《书目》后记中提到的户川芳郎、大庭修、池田温、尾上兼英、佐藤保、尾崎康、佐藤进等知名学者提供了各种形式的帮助，有的还义务审校了书目，从而使本书目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编纂上也体现出国际性，保持了较高的水准。 3.精通日语，对日本书目文献学有着较全面的知识。由于不存在语言障碍，主编能直接通过日语原文掌握日本书目文献学方面的系统知识，并将它用于书目的编纂中。1994年6月，主编又专程赴日数月，为确保《书目》的质量，查阅、研究了大量的日本有关方面的资料。 三 本《书目》参加馆达68家之多，几乎囊括了大陆主要大学及公共图书馆，使得《书目》具有广泛代表性。但如何将各家维系在一起，把主编的意图传达到各馆，这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我们通过编印《<中国馆藏日本版古籍书目>通讯》，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编目伊始，各馆提出问题较多，所以《通讯》每月一期，以答疑及交流信息为主，自第7号起，增设了一些研究性文章，使《通讯》向学术性发展，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 王宝平《中国图书馆日本版古籍调查研究之构想》(第8号，1992年6月)， 李达麟《整理日本版古籍手记》(第8号，1992年8月)， 李国庆《天津日本图书馆))(第9号，1992年9月)， 王小川等《浅谈大连市图书馆古旧籍藏书》(第10号、11号，1992年10月、11月)， 李国庆等《日本版<淮海挐音>述略》(第12号1992年12月)， 李达麟《奝然献书考》(第15号、16号，1993年3月、4月)， 王若等《大连图书馆“大谷文库”藏书初探》(第18号、20号、21号，1993年6月、12 月、1994年4月)， 韩锡铎《编目杂感》(第19号，1993年10月)。 《通讯》自1991年12月至1994年6月，共刊出22号，它及时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交流了对和刻本汉籍和日本古籍的认识，唤起了人们对各馆所藏日本图书资料的重视。它象一根强有力的纽带，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编委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四 本书的出版离不开各方面的大力协助，在此，我们尤其要感谢顾廷龙先生对本项目的热情关怀和支持。1992年，笔者承上海图书馆善本组陈先行先生引荐，在上海拜访了顾老。顾老当时已近90高龄，但非常健谈。听说我要编全国日本刻古籍联合目录，顾老很高兴，他谈到自己年轻时就注意到日本古书、尤其和刻本汉籍对鑑定、注校和研究中国古籍的重要作用，曾有志于对此进行调查与研究。顾老向我介绍了清末民初收藏日本刻本较丰的几位藏书家，鼓励我锲而不舍地完成这项有意义的工作。顾老还欣然担任了本书的顾问。本书初稿出来后，我们寄给顾老征求意见，并请求题写书名。这一请求很快便如愿以偿。由于我们工作中的疏忽，顾老题笺悉依初稿封面，用简体字横写。出版付梓之际，我们犹豫再三，恳请顾老以竖式繁体字再题一幅。因出版时间急迫，美工已据顾老首次题笺设计好封面。就在翌日送印刷厂前，天津图书馆李国庆同志及时用传真发来顾老的墨宝，编辑室里顿时欢呼声四起。当我手捧顾老的题字，崇敬、感激之情，难以言喻。 [作者简介] 玉宝平，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研究人员(邮编：310028) 原载：《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学刊》(季刊，1995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