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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焦点文献定义为：是在以它为基础而组成的类别中处于中心地位的那个文献。虽然至今尚未有人提出过焦点文献的概念，但我们坚信：焦点文献确实存在于古代书目分类者的主观心理，并相应地影响着古代书目分类形态。 《七略》“总别群书”为38种，其中的“易”、“书”、“诗”、“礼”、“春秋”、“论语”、“孝经”等8个类别直接使用了具体文献的名称。难怪早年姚名达先生说《七略》的《六艺略》是“以古书对象分”。此外，《七略·诗赋略》的“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孙卿赋之属”虽不是直接由具体文献命名，但也是和具体文献有关的。而在《四库总目》中，除保留了“易”、“书”等历代沿习的类别之外.其它如“三礼总义”、“四书”、“字书”、“纪事本未”、“史评”、“道家”、“总集”等类名，稍有古代文化常识的人都会相应地联想到郑玄的《三礼目录》、《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组成的《四书》、许慎的《说文解字》、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刘知几的《史通》、《老子》或《庄子》、萧统的《文选》等文献这些具体文献对同类的其他文献之意义和类别的理解无疑起到了可资比较、衬托、规范和定调的作用。可以说，古代书目系统的所有类别之厘定，都是和某一个或几个焦点文献相关的，只不过两者之间的关系有时并不十分明显而已。《四库总目·凡例》总结说：“文章流别，历代增新。古来有是一家，即应立是一类；作者有是一体，即应备是一格”。焦点文献始终以它所可能具有的意义特征去吸附其它相关文献以组成类列，进而形成一个以它为中心的辐射性网络。“《东都事略》之属不可以入正史而亦不可以入杂史者，从宋史例立别史一门。香谱、鹰谱之属，旧志无所附丽，强入农家。今从尤袤《遂初堂书目》例，立谱录一门”。[1]焦点文献总是代表一种意义和类例特征，限制和驾驭同类的所有其它文献的意义理解；并可以十分鲜明地将该类文献与其它类别的文献区别开来。 但是焦点文献并不是现成的和自明的，不同时代或相同时代的不同目录学家会有不同的焦点文献观，从而相应地呈现出独特的分类学样态，并进而折射出不同时代的义化价值取向。例如《总目·诗文评类》小序云：“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文论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总目》遂以刘勰的《文心雕龙》列于该类之首，成为焦点文献。其它所有“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的文献悉置该类下。而此前，《文心雕龙》等文献，“《隋志》附总集之内，《唐书》以下则并于集部之未”，《文心雕龙》乃是作为普通文献，接受其它焦点文献——如《隋志》“总集类”的虞挚《文章流别集》——的规范。方孝岳先生说：“虞挚的《流别》既然已经失传，我们就以昭明太子的《文选》为编‘总集’的正式祖师。……凡是选录诗文的人，都是批评家，何况《文选》一书在总集一类中，真是所谓‘日月丽天，江河行地’。那么，他做书的目的，去取的标准，和所有分门别类的义例，岂不是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中，应该占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么？”[2]确实，总集对收入的作品必有所选择，因而涉及文学观，对文体必有所区分，因而涉及文体分类的具体意见。总之，总集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密切相关。所以，《隋志》等将《文心雕龙》一类著作收入“总集”并非“体例不淳”，而只是理解问题的角度和分类表达方式不同而已。《文心雕龙》从普通文献上升为焦点文献的过程，也是“诗文评类”从“总集类”中独立出来的过程，同时还是“文学批评类”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现象或学科被广泛认可的过程。显然，通过对焦点文献之历史流变的揭示，可以折射出特定时代的文化取向。试再举一例，《汉志·易类》类首著录“《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颜师古注曰：“上下经及十翼，故十二篇”由此可见，汉代人心目中的《易经》是包括《十翼》的，换言之，《十翼》已经由“传”的附庸身份土升为“经”，地位与上下篇《易经》等同。同时还表明施仇、孟喜、梁丘贺三家“今文易学”的突出地位。到了《四库总目》，由于“其编次先后……以登第之年、生卒之岁为之排比”，首先著录了“旧本题卜子夏撰”、“说易之家，最古者莫若是书”的《子夏易传》，但该类真正的焦点文献是“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的《周易正义》十卷。事实上，该书从唐代开始就成了对《周易》十二篇经传作解说的统一答案，以期籍此统一思想，巩固封建专制政权。 可见，焦点文献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的，焦点文献的变更不仅导致类例的相应性变更，而且还是文化发展的一面镜子，可以折射出不同时代的文化价值取向。焦点文献确定类名和类别，它可以作为同一区别特征驾驭若干不同的文献，突出它支配其它文献义类的类别特征。但是，焦点文献和其它文献之间的这种决定关系并非单向度的。事实土，正像《文心雕龙》在《隋志》里是普通文献，而到了《四库》，由于“宋明两代，均为议论，所撰尤繁”，被称为“诗文评”的文学批评著作大增而成了焦点文献，焦点文献之产生很大程度上是同类的其它普通文献共同推动的。正是由于普通文献在数量上的增加，使得古代目录学家在编制目录时不能回避或无视它们的现实存在，从而在主观心理现实之上确立了焦点文献，进而确立了相应的分类类别。然后，再由焦点文献统摄、规范其它普通文献。再如《汉志》春秋类中有“《太史公》百三十篇”(按即司马迁所著的《史记》)，而该类的焦点文献是《春秋》。到了《隋志》，《史记》则成了整个“史部”的焦点文献。诚如阮孝绪《七录序》云：“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纪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繁芜”。 总之，众多普通文献是焦点文献的基础和前提，而后者不仅规定了分类类表的厘定，成为同类文献的代表；而且，焦点文献的变化也成了深层文化旨趣的镜像，可以让我们从分类表层样态探知深层文化意蕴。这样，焦点文献就可以成为打开古代书目分类系统建构秘密的钥匙。 [参考文献] [1]四库总目提要·凡例 [2]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上海：三联书店.1986：63 [作者简介] 潘骥翔，女，1988年江苏省电大图书馆专业毕业，现任江苏省盐城师范学院图书馆馆员，盐城 224002 原载：《图书馆杂志》2002年第9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