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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碑传文通检》指瑕

http://www.newdu.com 2017-10-30 中国文学网 江庆柏 参加讨论


     陈乃乾先生编的《清代碑传文通检》是目前查考清代传记资料出处、人物生卒年份最常用的一本工具书。该书检索方便,著录项目明晰,所以自1959年出版以来,虽然也还出版过其他一些类似的工具书,但一直未能替代此书的作用。本人也经常使用,感到确实有许多优点,但同时也发现了它的一些问题。
    “通检”存在的第一个问题是所使用的文献过少。“通检”只使用了清人文集中的碑传文,而且采用的清人文集也只有1025种,这个数字与现存清人文集的实际数量相距甚大。
    因为使用的文献局限性较大,就使清代许多重要人物未能收入。如黄彭年、黎庶昌、叶昌炽、孔尚任、孔广林、李因笃、余萧客、邵齐焘、龚自珍、阎尔梅、龚鼎孳等等。这当然不是没有他们的碑传文,而是“通检”所采用的文集中没有这些人的碑传文,遂使这些人物缺收。
    与该收的未能收入相反,“通检”又收录了相当一部分不该收入的人。他们中有的并无事迹,有的事迹不足道,如孝子、义仆、乡绅等。“通检”还收录了许多早夭者,如程梦星年仅6岁,邓沅孙年仅7岁,谭养和年仅8岁,柳祖〖F8B6〗年仅3岁(“通检”缺载其生年)。凡此等人,“通检”均据相应碑传文,一一著录,实无必要。
    除妇女外,“通检”对其采用文集中的碑传文是全部收入,但有遗漏,其中有一些还是较为重要的人物。如张云〖DA7B〗的《简松草堂文集》,漏列了卷一之《河南布政使诸公(以谦)墓志铭》、《总督衔湖北巡抚汪勤僖公(新)墓志铭》等。又如因漏列了储欣《在陆草堂文集》卷首储大文撰《在陆先生传》,还使得“通检”因此缺载了储欣这样一位重要的散文作家。
    “通检”著录项有缺。“通检”的著录项包括姓名、字号、籍贯、生卒、出处五项,其中都有一些不该有的缺项。缺籍贯,如叶燮、蔡锷、窦可权等;缺字号,如屈大均、向荣、祁宿藻、徐世昌、端方等;缺生卒,如归庄、周亮工、缪荃孙、翁同〖F24A〗、姜宸英等。有些人物还有多项缺项,如徐桐,既缺字号,又缺籍贯;袁世凯,既缺字号,又缺生卒;而如钱谦益,更是字号、籍贯、生卒均缺。造成这些缺项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使用的文献量过少,同时也因体例所限。如本书“编辑说明”所说:“字号、籍贯、生卒三类,以原文记载为限,如有遗漏,不据他书增补。”在“通检”,严格按碑传文的实际情况著录,原也不是什么错误,但如现在这种情况,总给人残缺不全的印象,实际上也降低了“通检”的使用价值。工具书的编写体例当然是要遵守的,但不应牺牲其准确性。遇到以上情况,完全可用加以变通处理,这并不影响本书体例上的严谨。
    由于“通检”例不收妇女,也使许多有一定影响的妇女未能收入。如:关〖FDA4〗,字秋芙,浙江钱塘人,著有《梦影楼稿》等。黄金台《木鸡书屋文五集》卷四有《女士关秋芙传》。左锡嘉,字韵卿,号浣芬,江苏武进人,著有《冷吟仙馆诗文稿》。缪荃孙《艺风堂文续集》卷二有《曾太夫人左氏家传》。黄、缪两家文集均为“通检”采用之书,但关、左两人未收入本书。
    “通检”在人名上有疏误者。如杨元统,字霖宰,应为杨文乾,字元统,号霖宰。又如吕岳,据本人考证,应为吕岳自。(但此人其他书也有弄错的)
    “通检”在文字上也有错误。如:刘荫枢,山东韩城人,应为陕西韩城;章思培,卒年作“光三五(1899)”,“三五”为“二五”之误(括注公元纪年“1899”不误);陈德荣,“通检”著录其生年为“康二八(1600)”,1600为1689之误;胡道南,“通检”著录其卒年为“宣一(1910)”,今核原文,应为“宣二(1910)”。
    “通检”虽然是为检索清代碑传文而编的,但由于它著录了人物的生卒年份,所以人们一般也把它作为查考清代人物生卒年的工具书,而且可能这方面的作用还更突出。然而也正是在生卒年问题上,“通检”存在的问题更多。
    生卒年有可考而未考,致使缺载生卒年者,如刘国黻,潘耒《遂初堂文集》卷一九《鸿胪寺卿刘君墓志铭》云:“君年二十五举于乡,三十登第。”又云:“以疾卒官,年四十八。”刘国黻考中进士为康熙二十一年(1682),据此,可考知其生年为顺治十年(1653),卒年为康熙三十九年(1700)。
    又如王略。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五《山阳王君墓志铭》云:“王君与余同年月生,而长余二十余日。”又云:“卒时年五十七。”顾炎武生年可知,据此,王略生卒年亦可考出。
    又如郭恂。李兆洛《养一斋文集》卷一四《郭敬斋传》称其卒于嘉庆三年(1798),年五十一。“通检”于其生卒年下仅著“乾”、“嘉”字样,未予考实。
    “通检”著录人物生卒年有疏漏者。如萧瑾,李兆洛《养一斋文集》卷十《东湖县知县萧君墓志铭》称其卒于道光九年(1829),卒年七十八。“通检”仅著录其卒年,未据得年推算其生年。
    “通检”在一些人物生卒年份的考订上较为粗疏。如阿克敦,“通检”缺载生年,卒年作乾隆二十一年(1756),见王昶撰“行状”(《春融堂集》卷六一)等。这条既有错,又有缺。“行状”云:“二十一岁,中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副榜贡生。”据此可推知其生年为康熙二十四年(1685)。“行状”又云:“(乾隆)二十一年,目疾,请假……明年正月二十三日卒。”是阿克敦卒年为乾隆二十二年(1757)。
    又如沈祖惠。生卒年作“康——乾三□”,见王元文《北溪文稿》卷下“行状”。按:行状云:“壬申春逢万寿恩科,先生始举于乡,是时年五十三矣。”壬申为乾隆十七年(1752),据此,知其生年为康熙三十九年(1700)。行状又云:“乾隆三十 年 月 日卒,年六十有八。”以其得年计算,其卒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行状因未及细考,故于年月日有空格。“通检”亦不加细考,依此照录。
    “通检”有误读原文者。如李士〖B14B〗,“通检”著录其生卒年为“道光元年——光绪九年(1821—1883)”,见黎庶昌撰“墓志铭”等。但黎庶昌在“墓志铭”后有一附记,“通检”未能注意。附记云:“光绪九年,余在日本,有传君道卒者,……逾年始闻君尚存。……君生于道光辛巳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卒于光绪乙酉年八月初七日,实年六十有五。”是其生卒年应为1822.1.14—1885。
    又如黄宗起。“通检”依据其《知止〖E036〗文集补遗·止〖E036〗老人六十岁自叙》,著录其生年为道光十六年(1836)。按:黄氏自叙作于光绪十六年(1890),时年六十。依古人年岁推算法,其生年为道光十一年(1831)。黄氏文集也可作证。“通检”之所以著录作道光十六年,在于他误读了“自叙”下黄宗起子黄世祚的一段按语。按语云:“先府君乙未五月端六日题签为‘止〖E036〗老人六十岁自叙’,今故以此标题。”这就是说,“自叙”原来并没有标题,乙未(光绪二十一年,1895)其父才有题签。故乙未年是题签之年,而非作“自叙”之年。陈乃乾未加考察,径据题签之年推算其生年,结果误算作1836年。
    “通检”未注意资料的综合运用者,如郑大纶。彭启丰《芝庭先生集》卷一四“墓志铭”称其乾隆三十一年卒于家,但未注明其生年或得年。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卷三三“传”称其“享年六十五岁”,但未著明其生年或卒年。综合两家,可知郑大纶生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卒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通检”未注意综合,故只著录了卒年,生年空缺。
    “通检”未注意利用文集中碑传文以外的资料,从而使得部分人物生卒年空缺。如李元春。“通检”所据资料为其《桐阁文钞》卷八“自传”。但“自传”未载自己生年(当然更不可能载录卒年),遂使其生卒年缺载。实际上其生卒年在其文集中即已说明。其集卷首吴大〖DA49〗所上奏摺云,“生于乾隆三十四年十一月初九日,卒于咸丰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得年八十六岁。”是公历为1769—1855.1.15。
    又如黄宗起。“通检”亦未详卒年。实际上其诗集卷首周世恒序云:“丁酉……而先生殁。”是其卒于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
    这一种情况还导致一些相关人员的生卒年无法考实。如吴名凤,其《此君园文集》三〖FCA1〗卷为“通检”采用之书。因文集未有其传记文,故“通检”亦未注出其生卒年。但文集卷一有《丙申七旬自寿序》,丙申为道光十六年(1836),据此可知其生年为乾隆三十二年(1767)。吴名凤子吴汇源亦收入“通检”,亦未注生卒年,所据为吴名凤《此君园文集》卷一七《亡男汇源传》。然传云:“余今七十有四岁矣,百一仅二十一岁耳,而〖B875〗死。”据上述吴名凤生年推算,可知汇源生于嘉庆二十年(1820),卒于道光二十年(1840)。这里如果吴名凤的生年推算不出来,其子吴汇源生卒年也就无法推算出来了。
    “通检”的生卒年都是依据所采用的清人文集中的碑传文来确定的,由于限于这一体例,没有合理采用碑传文以外的传记资料,因此即使所采用的碑传文记载有错,“通检”也照录不误。如徐桐,“通检”据赵炳麟、唐文治撰“传”,著录其生年为嘉庆二十三年(1818)。但南京图书馆藏徐桐《味道腴轩自记年谱》稿本记道:“嘉庆二十四年己卯四月初九日酉时生。”可见赵、唐二传均有误。
    “通检”在著录人物生卒时,采用了年号纪年与公元对照的做法,十分方便读者使用。但是由于农历、阳历两种历法不同会形成年代交叉问题,农历十一、十二月的日期在换算成公历时,常常要跨年份。“通检”显然忽略了这个问题,因此该跨年份的没有跨。如:吴伟业,卒于康熙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公历为1672年1月23日;戴震,生于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公历为1724年1月19日;袁枚,卒于嘉庆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公历为1798年1月3日;李联〖C540〗,生于嘉庆二十五年十二月八日,公历为1821年1月11日;俞樾,卒于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公历为1907年2月5日;周家禄,卒于宣统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公历为1910年1月7日。(余略)这些人物的生年或卒年的公元纪年在“通检”中仍分别著录作1671、1723、1797、1820、1906、1909年。这就影响到了“通检”的准确性。这些人的传记资料均见于“通检”所引用的图书,只要认真查考一下,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通检”编著者以个人的力量,在当时的条件下,编成此书,是非常不容易的。但作为检索清人传记资料、查考清代人物生卒年份的工具书,又显然是不够的。我们指出上述问题,并不是要苛求前人,而是希望类似工具书能编得更好、更实用。由于“通检”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上不够严谨,致使参考或依据此书而写作的一些论著,也产生了一些相同的错误。
    现在清代文献整理、清代历史研究越来越得到社会的关注和人们的重视,这方面需做的事情很多,而我们认为目前最需要的,还是要从基础文献做起。清代人物的通检、生卒年表等等,就是这样的基础文献之一。这样的基础文献工作做得越多,越完善,对清代文献整理、清代历史的研究,也就越有用处。
    原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2年04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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