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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有比较丰富的古籍收藏，其芜藏始于抗日战争时期的解放区。五十年代初期，又曾接受多方调拨、捐赠和大量选购，累积四十余万册。其中包括大量早期刻本、稀见本、名家递藏本和批校本。在目前中国古籍收藏最为集中的北京地区，人大图书馆也要推为主要收藏单位之一。 1979年以来，由于参加根据周恩来总理遗愿进行的《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编辑工作，人大图书馆先对馆藏善本进行整理、著录、上报，后又成立古籍整理研究所，集中专业人员编纂《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历时十年，始得完成，并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它向校内外读者提供了一份内容丰富、著录翔实、检索便利、印制精美的文献使用导引，于揭示馆藏、宣传馆藏、区别管理都有积极意义。 然而，意义和作用还不止于此。我认为，《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对善本书目编辑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的解决，取得一定成果。下面，仅就三个方面谈谈我的看法。 （一）辩证地处理善本范围，摆脱旧有的拘泥见解。 图书馆所持的“善本”概念，约萌起于明代中期，当时是指品种不多，稀见传世的宋元刻本。至明末，‘藏家降格以求，多从明弘治正德断限，以后又降至明末。近数十年，古书日稀，清代顺康雍乾刻印本也已可遇不可求。五十年代后期建立的图书馆，虽也有古籍收藏，大抵是些影印、铅印、石印或同光以后的刻本。此际虽藏品丰富、视野开阔的收藏单位，确定善本时也多下移年代。七十年代末筹划编辑《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时，首先考虑的就是这个问题，经过全国范围的协商、讨论，曾用明确的文字定下《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收录范围》。但在执行中发现失于琐细，难以在出于众手的大型目录中体现。在目前已出版的善本书目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收录范围已无所谓“三性九条”，而是单一地以清乾隆断限。这个既成事实，中国大陆、台湾以及美国图书馆界的有关人士1989年就编辑中美中文古籍善本联合目录的范围交换意见时，二致认为可以接受。在近年工作中，不少同行更意识到，清嘉庆道光间江、浙、皖、赣等人文荟萃的地区刻印了许多清代学术著作；因文网松弛，许多曾遭禁毁之书也得以刊刻。但在太平夭国期间，书、版大多毁于战火。这一部分幸存的古籍无疑也应属善本。《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的欢前言》中称，“鉴于古籍由于各种原因毁损极为严重，当今访求采购已极为困难，因而适当扩大善本收录范围”，并认为“是历史的必然和现实的要求”。这是适当的，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二）认真审辩，独立思考。 本书目《前言》中提到，“我们重视学习和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但忌简单地照抄前人的结论，即使是著名版本学家、藏书家的论断.，著名书目的著录，如发现问题，都根据具体情况在本书目中加以订正。”这绝非饰语，而是历验前人成果，综合问题，酿成自己心得后才能发出的宣告。在学术大视野中，一些“商榷”或正误，似乎是雕虫小技，然而能有所发现、对旧说有所纠正实非轻易。以本书目所载之清嘉庆间刻本《桃花扇传奇》二卷而论，第一出《听稗》首页书影，曾载录于《中国版刻图录》，定为“康熙刻本”。诸家多有藏此本者，著录因之。本书目编纂者从讳字中发现了问题。检出“弘”作“宏”，倒也一般；检出“琰”作“玉”，就不太寻常了。此本《题辞》第七页左四行镌“钱塘吴陈玉题”，“吴陈玉”应是“吴陈琰”，乃避清仁宗颙琰讳。不过从这里发现问题实非易事，要末曾用它本逐页逐字核校（但一般鉴定版本刻年很少用此法），要末知道吴陈琰其人。吴陈琰，康熙间人，著作传世者不多，后世避颙琰讳作吴陈琬，《中国人名大辞典》即如此著录。能判断吴陈玉即吴陈琰，非对康熙间学者文士十分熟悉不可。 又，明嘉靖十一年曹嘉刻三十一年朱睦?增修本《空同集》六十三卷。前此诸家于此本或作“明嘉靖间朱睦?刊本”（《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或作“明嘉靖三十一年刊本”（《普林思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而实乃嘉靖三十一年朱睦?据十一年曹嘉刻旧板补版增修。如卷七末增《孤雁篇》一首，原第九页易版，增刻一页，页码作“九一”；卷二十一第九页易版，增《题张路松鹤障子赠豫斋翁》。但书中朱睦?序称重刻，诸家之误皆由此。只有据实物审辩、对校，才能得出正确判断。 又，明天启崇祯间毛氏汲古阁刻汇印本《诗词杂爼》十二种二十五卷。前人目录极少标用“汇印本”，即或用，并无明确概念。近年查明，古籍中多种书分别于不同时期刻成，且多已各自行世，其后又汇集诸版合印，另冠总书名，或无总书名由藏家代拟之现象颇多。过去每含混著录，一书混杂多书，关系混乱，著录无法客观准确。《诗词杂爼》是其一例，十二种中《二家宫词》、《三家宫词》版心下镌“绿君亭”，各为八行十八字，白口，四周单边，不同于其它各种八行十九字，白口，左右双边，版心下镌“汲古阁”本。绿君亭所刻二种宫词曾各自单行，皆著录为“明末毛氏绿君亭刻本”，后又与其它十种汇印，冠总名为《诗词杂爼》。本书目注意到这点，用“明天启崇祯间毛氏汲古阁刻汇印本”标出，为进一步探讨如何处理这类现象提出了一种方式。 （三）提供鉴别版本的参考素材。 过去的版本目录很少有附列鉴别版本的参考素材的。《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在汇编时做过这方而的初步要求，因而发现了一系列版本同异及刻年误录等方而的问题。在大量的审校工作中，我们逐渐认识到，这种素材应尽可能反映一书的个体特征，包括版式描述，刻年依据，以及特异版本类型说明，鉴定判语等等。只有如此，才能汇集出一书一版的全貌。据以验证，才能纠正前人的种种谬误，正确而科学地编出各种联合目录或总目录。 传统著录方式的不足，可以在进展中改进充实.本目录每则条目下都缀有“附注”，详略不等，正是这代目录边编制、边完善的写实。尽管还有充实的余地，但已含蕴了丰富的版本素材，是下一代工作的宝贵基础。 从现在看，编辑《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的意义远不止于载录和报道当代大陆收藏的珍稀文献，它还诱发了对中国古籍版本目录学的检讨和建设。一门蛰伏的古老学科被激活，继续发育。版本目录学是历史文献学的基础学科之一，这个领域缺乏应有的水平，对历史文献学以及相关学科，都会产生不利影响。在这个新的发育阶段，将出现一系列代表性的成果，对过去有所总结，对未来有所开拓。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整理研究所编纂的《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就是代表性的成果之一。 原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