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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目录学源远流长，早在殷商时期，古人对甲骨文献进行管理，目录工作便开始萌芽；春秋时代，孔子整理古籍所采用的许多目录方式，成为古典目录工作的雏形；到汉代，刘向、刘歆编撰出我国第一部系统目录——（七略》，标志着古典目录学正式诞生，目录学传统开始确立；继而，历代众多著名学者涉足目录学领域，承前启后，溯源逐流，不断充实完善，到鸦片战争为止，形成了一个自我循环和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它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这一深厚的土壤，是中国传统文化系统中的子系统。同时，它又以自己独特的魅力，渗透于各个文化领域，将博大的学术文化文献化，使浩瀚的学术文献系统化，并利用系统化文献总结出文化的某些规律，引导历代读书人循流探源，进行各种学术研究和探讨，从而有力地推动着古代学术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天人合一”：古典目录学的哲学基础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中国哲学对天人的存在境域，人的物性、存在价值取向、人生境界和超越维度以及认识方式与思维方式的一个高度综合的规定。它是整个中国整合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命脉和基本的意义生长点。”[1]儒家孟子从性善论出发，认为“天合于人”；汉代“群儒魁首”董仲舒更加强调天人关系的社会政治内容及其神秘性，认为“天人相合”，他把人和自然界（包括社会）看做一个相互对应的有机整体，将阴阳引申为宇宙万物生成变化的两个基本原理，由阴阳派生出五行，并相生相克，循环往复，成为具有活力的整体关联的自然现象和生机模型。董仲舒的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理论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代备受推崇。刘向、刘歆生活在儒家已真正取得一尊地位的元帝、成帝时代，对董仲舒尤为崇拜，父子俩都通达阴阳五行说，他们的认识方式和思维方式都自觉与不自觉地被框定在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理论的模式中。“思维方式是一切文化的主体设计者和承担者。”[2]刘氏父子正是在“天人合一”的固定思维模式指导下，怀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抱负，来设计、完成《七略》这一巨大工程的。 首先，《七略》所创立的系统分类目录体系，符合“天人合一”的整体观、系统观。“天人合一”观用直觉、类推的思维方式，把万事万物都看成是与天地相对应的周而夏始的整体。凡整体都是系统，并且根据“天人一体”、“万物一理”的原则，大系统包含小系统，大小系统都“一理”。刘氏父子根据这一系统观，把全国范围内所有的文化典籍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先将全国重要文籍尽量搜求、采集一起.经过全面校定考察、清理总结、整合评判，再按其内容、形式分门别类地进行条别，以组织起一个严密而系统的分类目录。“《七略》的第三辑略是各类小序的总汇。”的总汇，”一篇即六篇之总最。实际上，他们把整个图书系统分成六大类，大类为“略”，大类以下分38小类，小类叫“种”。大类中所包含的小类最多的不超过十，最少的不少于四。从目录形式上，由小而大，均衡对称，有限中包含着无限，在内容上，首列儒家六经并以（易）为先，前三大类：六艺略、诸子略，专录意识形态方面的文籍，后三大类：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专录科学技术及其经济基础方面的文籍，而且将著录、叙录、小序等多种书目方法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以《易经》为纲、以儒家哲学思想为准绳，使纵的方面层层递进，横的方面相互关联，在“略”与“略”之间，“种”与“种”之间形成一种绳贯珠联、会通和合的结构关系，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用以全面反映出当时的学术思想流派和科学技术水平。《七略》所创立的这种系统类分图书的思维方式一直作为传统被沿袭下来。 其次，《七略》的分类体例完全是阴阳五行模式的套置。由于“天人合一”的哲学观点，把天和人看作具有统一法则和变化节奏的有机整体，因而，无论天上地下，身内身外，万事万物都在阴阳五行模式中去推论。《七略》将儒家经典及其传、注、解说之著作，置于群书之首，且是最高位置，是整体的化身，有“天地”之意。天发其阳，地发其阴，阴阳化合产生五行，由六艺而派生群籍，便在六艺略之下将图书分成五大类。在六艺略内部，六经中又以《易经》为五经的根源。《易经》是专讲乾坤、宇宙变化之道的，是儒家理论的哲学基础，因而由它派生出五经。五经代表着五常之道，即仁、义、礼、智、信，故六艺略小序说：“盖五常之道”，“与天地为终始”。“天人合一”观认为乾坤按照周而复始的循环轨道在变化，刘氏父子认为五经相对变化而起不同的作用：“世有改变，犹五行之更用事焉”。五行源于阴阳而相生相克，五经源于易经并相需而备。虽然以后的图书七分法、四部分类法没有明显地套用阴阳五行模式，但“天人合一”的意识模型，类目之间派生、演变、类推的思维方式始终是古典目录学分类目录体系的哲学思维特征。 “经世致用”：古典目录学的价值取向 “任何一部目录都是编制主体对客观对象理解认识的结果，理解、认识的过程都不能游离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学术主张种种因素的制约”[3]古典目录学是从儒学理论中孕育产生的，一开始就奠定了它“经世致用”的价值观，强调目录的社会功用，强调目录的教化作用，成为古典目录学的传统。从《七略》到《四库全书总目》，在各个古典目录著作中，所蕴藏着的深层次的精神境界则是“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密切配合当时的政治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正如魏征在《隋书·经籍志》总序中所言：“夫仁义礼智，所以治国也，方技术数，所以治身也；诸子为经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为治之具也”。 作为统治工具，首先，古典目录一直以儒家经典为独尊。在《七略》中，以纪儒家经典的六艺略为群书之首，诸子略中又以儒家为各家之先，正符合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定儒学于一尊的文化教育政策。而在后来名符其实的图书七分法中，如王俭的《七志》、阮孝绪的《七录》，儒家经典仍立于首位。唐魏征撰《隋书·经籍志》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经部的分类次序为：易、书、诗、礼、乐、春秋……，仍然祟尚六经，奉为指南。在子部中，列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儒家仍列为先。无论是六分法、七分法，还是四分法，也无论名称有怎样的变异，儒家经典始终占据首位。不仅如此，还对所谓“离经畔道，颠倒是非者，抨击必严；怀诈挟私，荧惑视听者，屏斥必力”。（《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极力排除异端思想，维护儒学的统治地位。 其次，古典目录一直以封建道德为规范。古代目录学家刘向、刘歆、班固、郑樵、纪昀等等都是“贯彻儒籍、旁通百家”的大学士，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和坚强信念，并能以自强不息的精神从事于艰巨而又复杂的校书编目工作。他们以儒家道德规范自己的行为，并将儒家“重义轻利”、“实事求是”等道德观熔铸在其目录著作中。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的“重义轻利”道德观，体现于古典目录为“重道轻器”。形而上之“道”是精神的，指目录的文化品格；形而下之“器”是物质的，指目录的著录形式。清代著名目录学家章学诚指出了道器之间的辩证关系：“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道因器而显，不因人而名”，“道离于器”。道与器是相辅相成的，但由于古典目录学把申明儒家大道看作是至高无上的理想，因而特别看重因器而显的“道”，载道的 “器”反而受到轻视；特别重视目录中的类序、叙录、解题，而“活页编次之道，检字引得之术，编号插架之方，皆素不讲究”[4]。对此，刘纪泽先生曾论述说：“则凡目录不著解题但记书名者，故薄其浑漫，视为无是重轻；即有解题者，若其识解不深，则为美犹有憾。盖王俭之志，惟详于撰人事迹，于旨归讹谬，少所发明，阮氏《七录》，或亦同之。故虽号博览之士，卒难辞浅薄之讥，观其一则曰“于作者之义，无所论辩”，再则曰“不述作者之意，未为典则”，则知凡目录之书，实则兼学术之史，帐薄式之目录，盖所不取也。[5]由于对“器”的轻视，古典目录学本身很少有所创新和发展，千百年来总脱不出旧的窠臼，古典目录学也很少有系统的理论。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古典目录学的根本宗旨 章学诚先生曾对中国古典目录学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他认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古典目录学的精华，是《七略）以来形成的优良传统。他在修改《校雠通义》卷首时，开宗明义指出：“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道术精徽，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余嘉锡先生也说：“盖吾国从来之目录学.其意义皆在‘辨章学术，考镜探流’，所由与藏书之薄藉、自名赏鉴，图书之编目仅便检查者异也。”[6]可见，中国古典目录学是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最高境界，“以能叙学术源流者为正宗。”它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著录历代典籍的存与亡，而着重于反映历代学术发展、演变的状况，叙列学术发展的脉络、源流，评价人品、学术之优劣、短长，即以目录为认识对象，以文献整理为中心来辨考学术源流。 首先，古典目录采用分类目录体系，使中国文化古籍得到比较系统的按类记录，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设置了一条清晰的线索。郑樵说：“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类例可以明书，明学术。特别是古典目录学系统分类的结构体系是在派生、演化、联系的思维方式指导下形成的，“一个由层层辐射、相互联系的类目组成的系统目录的结构体系，它本身也就在某种程度上表述了类目之间派生、演化、联系的线索，这事实上也就是对学术发展源流演变的清理与条别，通过它，人们自然也就可以概略了解学术发展的线索。”[7]章学诚先生对系统分类目录形式在讲章学术源流中所起的作旧也肯定说：“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家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8] 其次，古典目录的叙录、类序、提要等目录方式，发挥了辩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特殊功能。刘向、刘歆校书，每书都“撮其旨意编有学术之叙录，介绍作者生平及图书内容，评价学术价值及兼述学术之源流。“使百代之下，读者其书者想见其为人，高者可以闻风而起，次者神与古会，凡其人身世所接触，怀抱之所寄托，学者观叙录而已得其大概，而后还考之于其书，则其意志之所在，出于语言文字之表者，有以窥见其深斯附会之说，影响之谈，无自而生，然后可与知人论世矣。”[9]每类之下撰有小序，除叙述一类图书之大意外，还追溯各家之由来，以示其起源。如“诸子略“各类小序说：儒家出于司徒之官、道家出于史官，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法家出于理官等等；还评价学术得失利弊，如“诗类”小序评鲁、齐、燕三家诗：“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己，鲁最为近之。”《四库全书总目》则开卷有《凡例》20则，总述编纂宗旨、原则，并在经、史、子、集四部之首冠有总序，“撮述其源流正变，以挈纲领”。这些不同的书目方式，都从不同角度来描述各家学术源流演变的状况，说明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并评价各书在演变过程中的价值和位置，真正起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 再者，互著别裁法的运用，更能发挥“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的功用，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互著别裁法都是在分类著录中，遇到“理有互通，书有两用”的时候，在两个类目中“兼收并载”。互著别裁法从分析书目的内容入手，进而追溯文化的成长、演变，并多渠道地反映出来，使书目更能“穷源至委，竟其流别”。它是图书著录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在我国古典目录著作中早已运用，这一先进方法，在当代目录学中仍有很高的利用价值。 正是由于古典目录学始终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作为根本宗旨，使它与我国古代学术史、文化史融为一体，密不可分，因而具有永恒的学术价值、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 [作者简介]益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副研究馆员，湖南·益阳，413049） 原载：《益阳师专学报》1999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