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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体系基本结构本位的确定是目录学研究的重中之重。郑樵《通志·校雠略》以“类例”为目录的基本结构本位，“类例”如此重要，以致于郑樵不仅有“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的论断；他甚至将图书的亡佚也委过于“类例”。其《编次必谨类例论》指出：“书籍亡者由类例之法不分也”。章学诚目录学思想的核心命题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析言之，学术之辨章多赖类例和提要以实现；而源流之考镜则藉类例和小序而达致。古代目录正是以分类为主体，以文字性的小序和提要为两翼的。这样，章学诚是以“目录”作为目录学研究的基本结构单元的。这有点像20世纪60年代“目录学研究对象”大讨论中主张“目录学是研究目录的学科”的那一派。 一 文献是古代目录、因而也是古代目录学研究的基本结构本位 我们认为，至少就中国古代目录学而言，一本本具体的文献是目录的基本结构本位，文献的性质凝聚着目录学的基本特征。必须从古代文献的性质出发，检视中国古代目录学的相应性特征。这一命题至少有如下两条结结实实的理据。 其一，中国古代的目录都是面向具体文献的。先贤总是根据实有文献进行分类编目。即便如《隋志》著录了梁有隋亡之书；郑樵《艺文略》立志“记百代之有无”、“广古今而无遗”，那些进入著录视野的“曾有”文献和“实有”文献一样，也是具体的。它不像现代分类体系（如《中图法》）那样预先制定一个分类表，并准备面向未来可能出现的所有文献。所以，古代书目如收有宗教一类的书，则必设相关类目，而不收则不设。 其二，中国古代目录学视野下的所谓文献，其性质并不是指今天西方科学意义上学科主题内涵及其逻辑类项的划分。相反，中国古代文献更多地是一种超文本的、主观心理现实意义上的存在。它们的性质正如现代阐释学（Hermeneutics）所揭示的那样，必须经由识读主体的接受、认可以及赋予才能实现。所以，当我们着手对中国历史上的目录学家和书目著作进行研究时———这其实也是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最保险的办法就是从不同目录学家对文献的不同态度出发，才能揭示出他们深具个性特征的目录学思想。 仍以郑樵和章学诚为例。郑樵力主“实学”，其治学的基本方法是校勘，由此形成了一套旨在对所有文献抱一种实事求是态度的实学精神。简言之，即重视和强调文献所记载的实际文本内容，而不是超文本的形而上内容。他在《寄方礼部书》中说：“樵每叹天下本无事，庸人忧之而事多；载籍本无说，腐儒惑之而说众”。他认为《春秋》并没有寓意褒贬，而只是记实事，“主在法制，而不在褒贬”。他还写了《春秋传》以“削去三家褒贬说”。而他的《诗辨妄》的主要成就是否认《诗序》为子夏作，并反对以美刺说诗。他还对《诗序》作伪的方法进行了总结，并从来源、史实、语言、《诗》的命题方法等角度作了辨伪工作。对文献的这一独特理解导致其《艺文略》也呈现出独特的书目分类样态。《艺文略》“总古今有无之书，为之区别”，创立了“十二类百家四百三十二种”类例体系，分类之详明达到了前无古人的水平。而这种分类正是郑樵实学精神的必然结果。他在四分法畅行之际，独创了经、礼、乐、小学、史、诸子、天文、五行、算术、医方、类书、文等十二大类。他将礼、乐、小学从经中独立；天文、五行、艺术、医方及类书从诸子中独立，无不充分反映了他的实学精神。 郑樵立足于实学，更注重文献的、看得见的文本内涵。他讨厌“空言著书”、“虚言”作“笺注”。力主对文献抱实事求是的态度，以求“详文该事”。反映在书目分类上，则表现为企图严格按照学术来类书和类例。比如，他说：“易本一类也，以数不可同于图，图不可合于音，谶纬不可合于传注，音不可合于谱，名物不可合于训诂，故分为十二种……以此观之，《七略》所分，自为苟简，《四部》所部，无乃荒唐”。〔1〕苟简和荒唐本质上源自对文献理解的过于笼统和抽象。因为超文本的形而上之道具有概括性，使得文献的类别模糊而缺乏足够必要的专指。确实，“若无核实之法，何以得书之情”〔2〕，不对文献抱实事求是的态度，怎么能了解文献的确切内涵，又怎么能准确地分类流别？ 在实学精神指引下的文献观，导致郑樵不仅在《艺文略》中具体实践了这种实学精神和科学分类原则；而且，他的《校雠略》还从理论角度全面演绎了这种实学精神和科学修养，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类例和类书原则。如：不应“见名不见书；看前不看后”，“一类之书，当集在一处”等等。他还就每一论题予以举例说明，如在《见名不见书论》中说：“《尉缭子》兵书也，班固以为诸子类，置于杂家”，是犯了“见名不见书”的错误等等。 章学诚的目录学特色也同样首先反映在他对文献的理解上。章氏目录学思想概言之有三。其一，强调目录学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功用，以期“即类明学，由流而溯源，庶几通于大道之要”。这一观点显然和他的“盈天地之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3〕的观点有关。他说：“古无经史之分”；“六经：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4〕。“辨考”正是要从史学的角度完成文献内涵的定位，收到学术史之功。 其二，系统分类著录，互著、别裁相辅。此前元末马端临《文献通考》第一次有意识地使用了互著法；公元1620年祁承《澹生堂书目》较早地将互著、别裁兼用。而章氏《校雠通义》则第一次从理论上精到地阐述了互著、别裁的意义，并力倡普遍使用这两种著录方法。这一阐述标志着我国目录分类方法的进一步提高。如他的所谓互著是指：“理有互通，书有两用者，未尝不兼收并载”〔5〕。而这一目录学理念正是他把文献视为显道之器的必然结果。在哲学思想上，章氏具有唯物主义的自然天道观，他认为“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道因器显”。而文献作为资料本质，正是一种“显道之器”〔6〕。他说：“君子苟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7〕。 其三，编制专科目录和索引。今以《史籍考》为例。《史籍考》的编纂是本着他“盈天地之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的思想，包罗很广，“取多用宏，包经而兼采子集”〔8〕，完成了中国历史上一部深具特色的史学专科目录。 可见，正像郑樵和章学诚对文献具有不同的认识一样，他们相应的目录学思想也不尽相同。众所周知，《七略》以降的中国古代目录学实践至少有2000年的历史；《校雠略》以来的理论思考也有逾1000年的历史，但为什么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至今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我们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搞错了古代目录（因而也是古代目录学研究）的基本结构本位。 二 从古代文献的特征看古代目录学的相应性特征 西方文献以及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近现代文献，作为人类知识、经验、思想和科学实验成果的记载，是西方科学思维和逻辑信念的结晶，具有“重试验，尊辨难，界说谨严，条理缜密”（梁启超语）的特点。因而，现代文献具有明确的学术分科和逻辑类别特征，可以机械主义地适应特定的形式类别格局，并允许用形式类号加以控制———即文献和类号之间可以找出形式上的对应关系。现代分类体系如DDC、CC、《中图法》等等以及现代“字典式”的形式主义目录学，正是在现代文献的相应性特征下制定出来的。特定学科属性和逻辑类项的文献能够进入特定的形式主义类位，并进而体现整个类表结构的规律性。 中国古代文献无论是就其形式还是内容来说，都不是现成的结构单位，并不能等同于book、document和literature。我们认为，中国古代文献的一个最本质特征是它的简易性；通过具体文本内涵之“简”来表达超文本内涵之“繁”。小到《诗经》用草木鸟兽起兴说明事理，大到《易经》通过具体卦爻象和卦爻辞来征喻天地人三道，都是循着这条思路进行的。虽然每一文献在文本内涵上都有确切的论述倾向，如史书记载历史；数字阐明数理等等，但在表象的历史（事件、人物等）和具体的数字（数字、数理等）背后，还有深刻的超文本内涵存在。以数学为例。先秦数学是从属于天文学的，而天文学则尚未从自然哲学中分化独立出来。换言之，在当时，简易的数理是为论证自然哲学服务的。虽然公元前后的《周髀算经》和《九章算术》开创了数学研究的自觉时代。但是，“算术亦是六艺要事，自古儒士论天道、定律历，皆学通之，然可以兼明，不可以专业”〔9〕该数学观与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10〕的论调一脉相承，认为超文本的大道才是最关键的。数学等技艺只能游于其中（以便“论大道”），但不可以专职肆习。古人就是如此理解数学的。比如南宋数学家秦九韶认为“数与道非二本”，并欲将数术“进之于道”。〔11〕金末元初数学家李冶尝言：“小数之假所以为大道为归”〔12〕；“术数虽居六艺之末，而施之人事，则最为切务”〔13〕。明末清初学者黄宗羲主张“借数以明理”〔14〕……可见，文本之数理仅仅是论证抽象大道的手段而已。 数书的上述特征是有代表性的。古代文献并不具有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自然物理特征，而是表现出了内容上的发散性，每一文献的文本内容最终都必须归结为对超文本抽象大道的知解。数学、光学、文学等等都不再是纯粹的数学、光学和文学，最终都必须服务于最高哲学本体范畴。这种“天下殊途而同归，天下一致而百虑”的文化价值观，不是把文献内容固定在单一的、为学术而学术的样态上，而是营造了一派道术合一、天人相通的浑然一体的全息景观。这使得古代文献缺乏足够的客观形态限制，而是突出了超文本之“义”；中国古代目录学也相应地始终坚持它的表义性。 现代“类”概念由于要服从严格逻辑学的要求，接受一定关系的支配，并富于形态变化，因而在现代分类中首先注重“形”，其次才是“义”———这是和现代文献的特征相一致的。古代文献是一种超文本内涵趋前的结构单位，具有强烈的表义性。在古代分类目录中，文献构成了目录系统的中心主题，“类”则是派生的、辅助性的副题。从分类学的角度看，这是和预先制定独立的分类表，并时刻准备类分未来所有可能出现的文献之现代分类学大相径庭的。 什么是文献的“形”和“义”？今举一例。如果我们从文献主题概念的学科属性和逻辑类项（形）出发来审视古代文献，则《尚书》入K历史学类，《易》入B哲学类，《诗》入I文学类等等。以此类推，所有古籍都将获得一个形式主义的分类类位，以使文献在一个统一的自足领域中获得定位。这一办法的内在机制是学科属性和逻辑类项。但是，这种文献类分，不仅古人不能“见而解颐曰：吾意固如是”；恐怕今人自己也会因不妥而感到不安。现代分类对古籍的无能，注定了古代目录系统与现代系统分属于两套不可同日而语的机制。适合现代分类和目录的理论不一定适合古代书目分类的研究。 三 结语 正因为文献是古代目录的基本结构单元，所以，传统的目录实践都是从具体文献入手的。相应地，古代目录学研究亦必须从文献入手，否则很难得要领。古今文献之异，造就了两套并不相同的目录系统，只有以文献为本位，才能揭示中国古代目录学的生成机制以及它的一般原则和技术。 参考文献： 1.通志.校雠略.编次必谨类例论三 2.通志.图谱略序 3.4.8.章氏遗书卷九.报孙渊如书 5.校雠通义内篇一.互著第三 6.章氏遗书卷二.原道中 7.章氏遗书卷五.史释 9.颜之推.颜氏家训.杂艺 10.论语.述而 11.秦九韶.数书九章.序 12.李冶.测圆海镜卷三 13.李治.益古演段.自序 14.黄宗羲.南雷先生文集.答忍庵宗兄书 [作者简介] 徐寿芝，男，1962年生。盐城师院图书馆副馆长、副书记，副研究馆员。参编著作数部，发表论文数十篇。 傅荣贤，男，1966年7月生。盐城师院图书馆馆员。发表论文数十篇，专著《中国古代图书分类学研究》由台湾学生书局1999年8月出版。 作者工作单位：盐城师院图书馆 江苏盐城 224002 原载：《图书馆》2002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