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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怀信先生是我喜欢和崇拜的学者之一，他在近10多 年里，著有《小尔雅汇校集释》、《逸周书汇校集注》、《逸周书源流考辩》、《逸周书校补注译》、《大戴礼记汇校集注》、《鹖冠子汇校集注》、《尚书注 训》、《古文献与古史考论》、《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诗论〉解义》、《论语新校释》等，著述之丰，涉及古籍之广，都大大超出了前代甚至清代的一些大 师。可见黄先生治学是何等勤奋、 何等高产。这足以让我等懒惰之辈油然而生崇敬之情。对这样承担多项国家社科项目和完成多项国家古籍整理项目的勤奋而多产的学者，我们理所当然应该给予充分 的尊重，并应该毫无置疑地予以保护和鼓励，学术成果多，难免有些不到位的地方，我们实在应该以大局为重，以保护和鼓励这些学者的治学热情为重，不应该求全 责备，挑三捡四。 但最近《博览群书》2007年第四期上刊发了一篇任一真先生的《古籍整理，还请谨慎从事》一文，对黄先生的《论语新校释》进行批评，举证黄先生的《论语新校释》一书存在校勘和训诂方面的多种错误，尽管这些错误让人感觉似曾相识，在黄先生的其他著作中也时或有之，尽管任先生的文章摆事实，讲道理，让人感觉平实有征，但在感情上还是让人不易接受，就好象面前一座个好端端的新楼房，经质检部门检验证明是一座垃圾工程一样，给人泼了一盆清醒的冷水，把一个残酷的事实展示给人。 所以，黄怀信先生发表在“中国文学网”上的《答〈古籍整理，还请谨慎从事〉》一文，使人眼前一亮，匆匆打开拜读一过，从黄先生的回答可见，黄先生颇动感情，许多语句确实让人感觉痛快和解气，如：“读过任文的朋友肯定知道，任君喜欢以专家权威的口吻讲话，俨然是一大家。可是，毕竟基础不够，所以每每讲错，致使其尽管给拙作罗织了十项左右的罪名，却一项都不能成立。” 解气归解气，但细细一想，黄先生说“致使其尽管给拙作罗织了十项左右的罪名，却一项都不能成立”一句，未免过头了。你想，黄先生自己都承认“当然，我承认拙作之中肯定还会有不少值得商榷甚至完全讲错的地方，因为任何新事物都不可能一蹴而就。”那么再说任先生的批评“一项都不能成立”，岂不自相矛盾了？还有，从常理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看，说一本书一点错误没有，显然是不可信的；再从常理“愚者千虑，必有一得”看，说一篇文章一无是处，恐怕也是不可信的。 我从感情上倾向于黄先生，但任先生文中也决非“一项都不能成立”，就任文所说的《论语新校释》一书存在“校而更误”一类错误中“一是纯属文字歧异，不必改而改，以至使《论语》面目全非的”一条中，任先 生说的就有些道理，因为古籍的文字问题，不单单是哪个意思用哪个字的问题，还有汉字的历史层次和古人的用字习惯问题。就“汉字的历史层次”说，是指哪个时 代用什么字形，有它的时代特点，如《孔雀东南飞》“处分适兄意，那得自认专”一句中，“那”意思是“哪”，但是为什么不能改写成“哪”呢？原因很简单，因 为“哪”是20世 纪才产生的新字，如果根据意思把古籍中的一些字改成后来字体，对理解古书有利，但却回答不了“那个时候有这个字吗”和“那个时候用这个字吗”等疑问。至于 “古人的用字习惯”，是说古人用字有其特有习惯，如《史记·高祖本纪》“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一句中，“蚤”其实是“早”，但几千年来大家不改动它， 就是尊重“古人的用字习惯”，如果改了，肯定会有人说：“这不是原来的样子了。”所以我对黄先生《论语新校释》中改“弟”为“悌”、改“说”为“悦”、改“汎”为“泛”等做法并不赞同，任先生的批评还是成立的。当然，黄先生的回答中谈了他这样改动的理由：“我认为，给诸如《论语》之类中国传统经典文献作出符合时代需求，能反映时代水平的新读本，是时代赋予当代学人的责任。”看来，这是黄先生改动《论语》理由之一，是要“给诸如《论语》之类中国传统经典文献作出符合时代需求，能反映时代水平的新读本”，但是，这让人不解的是，在用字这些细枝末节方面煞费苦心，就是“反映时代水平”吗？ 还有，黄先生说“我 的基本观点是：首先，整理古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它的价值，为了让更多今天的普通读者看懂它。所以，必须以方便今人，方便普通大众阅读为宗旨和 前提。其次，一个字既然有今体，就没有必要再用古体；两个字既然是异体，就要尽量用通行体或正体，总之用字要与时俱进，体现时代精神。”这些大约也是黄先生改动《论语》原文的又一理由？既然整理古籍时“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它的价值，为了让更多今天的普通读者看懂它……用字要与时俱进，体现时代精神。”那么，我们出版甲骨文、金文资料时，比如《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等等，完全改成现代简化汉字，不是省工省料吗？ 我不想像黄先生那样，对任文一条一条地讨论。我只是想说，黄先生批评任文对《论语新校释》的批评“一项都不成立”，是愤激之词，从逻辑和实事上说，都是说不过去的。我读黄先生的回答文章，除在个别文句方面感到解气和痛快之外，还感觉到，黄先生的批评实在很苍白无力，对任一真先生关于《论语新校释》所存在的校勘、训诂方面的的种种举证，黄先生并没有驳倒多少，甚至一条都没有彻底驳倒！这是我非常痛心的，也是我感到不平的。这使我对黄先生的更加同情，也更加支持。 说到黄先生对任一真先生的举证一条都没有彻底驳倒，意思是黄先生对任一真的种种举证言辞固然激烈，如：“而对如任文这样不顾事实，甚至不惜捏造事实，蓄意误导读者，进行恶意诋毁，而作者又缺乏专业知识，如不懂古汉语语法、对校勘版本之学一知半解、全然不知古音、没有训诂学常识的专业书评，……”但“摆事实，讲道理”方面，黄先生的回答则太让人失望了。试举两例： 举例之一：任文说黄书（为行文方便,暂用简称）在校勘方面存在问题有下面一段话： 二是毫无可靠依据而改。”证据是“《论语·学而》有“贤贤易色”，历来是训诂疑点，此类问题，前人每每存疑，今天利用出土材料，可以对这些问题尝试解决，但该书在证据薄弱的情况下，改成“见贤易色”（第８页）。再如，《论语·子路》有“樊迟问仁”，《校释》改成“樊迟问行”，理由是“樊迟问行，‘行’旧讹‘仁’，形相似，今改正”（第３２１页）。还有：《论语·子罕》有“空空如也”，《校释》改成“我空空如也”，依据是“‘我’字旧在‘叩其两端’前，盖后人误移，今据义移正”（第２０７页）。以上可见，该书要么不谈依据，要么凭“盖……误”之类的猜测之词，就改动古书，未免草率了些。 任文举证黄书校勘方面存在“毫无可靠依据而改”的缺陷，论据之一是指出黄书把“贤贤易色”改成“见贤易色”，这显然是不对的，因为黄书正文中没有改，只是在校语中列出“见贤易色”，但不管改不改原文，黄先 生认为“贤贤易色”当为“见贤易色”是没有问题的，这样重大的结论，无论改不改原文，都应该举出强有力的证据，我们说的“强有力的证据”是指那些“版 本”、“异文”等等方面的让人心服口服的硬材料，只凭自己“感觉、理解”是不能算是“强有力的证据”的，因为，你凭“感觉、理解”说“贤贤易色”当为“见 贤易色”，万一别人也从“感觉、理解”出发，认为“贤贤易色”当为“看贤易色”、“显贤易色”、“念贤易色”、“想贤易色”、“思贤易色”呢？你怎么知道 “贤贤易色”的前一个“贤”非“见”不可呢？黄先生原书中的理由是： 贤贤易色：旧有数解：（1）尊重贤人，改易其平常之色；（2）以好色之心好贤；（3）改易好色之心以好贤；（4）娶妻重德不好色。今人多从后说。今按：后三说皆以“色”为女色，实不可信，后说为甚。贤贤与女色不相涉，色与学无关联，且学者未必皆能易色。释前“贤”为动词于古语法可通，“贤贤”即以贤为贤，敬贤也。然而人敬人敬贤未必就能易色，惟有当面见之，方能改易，是（1）说亦不可信。又释“易”为轻，与“贤”不对，“贤”无重义。“易”必是改易之义，故“贤贤”必当作“见贤”。贤从“臤”得声，“臤”音“坚”，亦见母字，韵相转，故误。见到贤者而改变其容色，正是见贤思齐、谦虚向善，和好学上进的表现，故曰亦谓之学矣。若言女色、妻室，则与“学”无关。 黄先生这段话，可谓揣摩文意，分析深透，但，提出“贤贤易色”当为“见贤易色”的结论来，论证方面的证据并不是铁证。回答文章中黄先生应该针对任文的说黄书“毫无可靠依据”的批评提供“强有力的证据”，从而使任文说黄书“毫无可靠依据”的结论不攻自破，但可惜的很，黄先生说： 首先，这一责难与事实不符，属于捏造。拙作于该章“贤贤”并没有直接改过（不妨查看），只是在校语中提出：“贤贤，当作‘见贤’，以音误，说详[释]。”并在[释]中用200多字作了说明。可见并非不慎。其实，这里的‘贤’字，即使直接改成‘见’，也未尝不可。因为从文意分析，这里确实应该是“见”。列位试读一下原文，即可明白。“看到贤人肃然起敬”，不正是“学矣”（受过教育）的表现吗？ 黄先生说“这一责难与事实不符，属于捏造。拙作于该章‘贤贤’并没有直接改过（不妨查看）”这是对的，但黄书认为“贤贤”应作“见贤”的结论，仍是属于“毫无可靠依据”的，任文引证不当，但对于说黄书“毫无可靠依据而改”的结论还有另外两条例证支撑着。以上这段话加着重号是想提醒读者注意，黄先生提供的证据居然是“因为从文意分析，这里确实应该是“见”。列位试读一下原文，即可明白”，稍微懂得一点古籍整理规矩的人即能看出，难道这就能证明“贤贤易色”作“见贤易色”是必然的吗？这就能否定任一真先生的“毫无可靠依据”的批评吗？ 任文批评黄书在校勘方面存在“毫无可靠依据而改”的第二条证据是：黄书把“樊迟问仁”改成“樊迟问行”属于“毫无可靠依据而改”，《论语新校释》原书拿出的理由：“樊迟问行，‘行’旧讹‘仁’，形相似，今改正。”（第３２１页）”黄先生只是指出“‘行’旧讹‘仁’，形相似，今改正”，充其量只是一条结论，并不是“樊迟问仁”作“樊迟问行”的有力证据，至于说“行”和“仁”“形相似” ，这是就现代汉字的形体说的，在隶书以前的古文字中，“行”和“仁”字形的差异很明显，而黄先生的结论又是“‘行’旧讹‘仁’”，句中“旧”是什么时代？是“行”和“仁”字形不同的古文字时代还是字形相似的今文字时代？如果是后来“行”和“仁”字形相似的时代产生的“讹误”，为什么众多的《论语》版本、它书引述中没有作“行”的？ 所以，对照黄书和任文，我的感觉是任文举黄书中把“樊迟问仁”改成“樊迟问行”属于 “毫无可靠依据而改”，可谓是“铁证如山”！就算上一条例证不实，就这第二条证据，也足以说黄书存在“毫无可靠依据而改”的缺陷 至于第三条证据：任文说黄书把《论语·子罕》“空空如也”，改成“我空空如也”，依据是“‘我’字旧在‘叩其两端’前，盖后人误移，今据义移正”（第２０７页）黄先生本书的证据就是“盖后人误移，今据义移正”，黄先生用“盖……误移”的猜测之词，证明“空空如也”前当有“我”，任文拿来证明黄先生“毫无可靠依据而改”，可谓是恰到好处。因为“盖后人误移，今据义移正”的话显然不是“可靠依据”。黄先生的回答文章中应该举出可靠依据，但是黄先生说： 任文所举的另一例证是拙作将《子路》篇“樊迟问仁”被改成了“问行”（第321页）。坦白地说，这一条确实没有版本依据。但是，没有版本依据，并不等于没有依据。比如这里我们根据其下文“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的话来看，孔子所讲的显然是行身，而与“仁”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可以肯定这里应当作“行”。那么为什么不直接改过，而在[校]中作以说明？继续让它误人有什么好？当然，这样的校勘你得先知道什么是“仁”，什么是“行”。你不知道，自然判断不了。前人之所以没有发现，主要原因就是对“仁”的概念没有搞清。而“仁”的概念没有搞清楚，与这里的“仁”误为“行”又不无关系。可见校改关系重大。 这里有这样几个概念，意义是有区别的，比如任文说黄书“毫无可靠依据而改”，并没有说黄书“没有一点依据而改”，猜测之词、主观臆断何尝不是“依据”？黄先生尽管补充了一大段话，但这段话只是反映他本人对于“樊迟问仁”的理解，而且这种理解明显不能服人，是“依据”而非“可靠依据”。如说“比如这里我们根据其下文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的话来看，孔子所讲的显然是行身，而与‘仁’没有任何关系。”对这句话的理解，我就和黄先生不同，依我看“其下文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中，说的恰恰是“仁”而不是“行”，因为，“居处…、执事…、与人…、虽之夷狄”等等“行”中，“不可弃也”的又是什么呢？那不正是“吾道一以贯之”的“仁”吗！黄先 生之所以认为这里“樊迟问仁”应该作“樊迟问行”，是因为他只看到了下文“居处…、执事…、与人…、虽之夷狄”等等说“行”的字眼，没有真正理解孔子要说 的其实是贯穿在“居处、执事、与人、虽之夷狄”等等具体活动中（即“行”）的“不可弃也”的始终如一的东西，即樊迟所的问“仁”！任文批评黄书在没有真正 理解《论语》文句基础上的理校结论属于“毫无可靠依据而改”是完全成立的。 就以上分析可见，黄先生在原书和回答中只是重复了自己改动古书时的主观理解方面的依据，并没有最终证明任一真先
生的批评结论“毫无可靠依据而改”是不成立的，尽管像“当然，这样的校勘你得先知道什么是‘仁’，什么是‘行’。你不知道，自然判断不了。前人之所以没有
发现，主要原因就是对‘仁’的概念没有搞清。而‘仁’的概念没有搞清楚，与这里的‘仁’误为‘行’又不无关系。可见校改关系重大”这样的自我标榜、自我吹
嘘的话说了好大一通，仍然没有推翻任一真先生“没有可靠依据而改”的结论啊！
举例之二：任文说黄书在训诂方面存在“增字解经”问题有下面一段话： （二）增字解经。古书中一个词的解释，解释的词语和被解释的词语意义应该是基本相等的，如果平白增加了一些，就往往是“增字解经”了，如，“有教无类”的“类”，可以解释为“种类”，但是，解释成“贵贱种类”、“贫富种类”、“善恶种类”、“阶级种类”都是“增字解经”了，因为“贵贱”、“贫富”、“善恶”等词语都是注解者个人加上去的意思。该书也有一些类似的现象：《论语·为政》有“父母唯其疾之忧”，该书解释：“‘父母’，谓使父母。”（第２７页）名词“父母”，怎么就会是动宾结构“使父母”？同篇有“人焉廋哉”，作者解释“人”：“指被察之人的本来面目”（第３０页）。“人”居然指“人的面目”。同篇有“诲女知之乎”，该书作“诲汝，知乎？”并解释：“诲，教也，此指所教，省所字”（第３６页）。《论语·子罕》有“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该书说：“‘言’，谓言己”（第２００页）。译文“先生很少谈自己的利益”（第２００页），原来“言”是“言己”，是“谈自己的”。此类例多，不赘举。这是不顾古汉语的语言习惯，任意增字解经。 这段话中，任先生解释什么是“增字解经”的话无关紧要，我们不再分析。任文举证黄书有“增字解经”弊端的第一条证据是： 该书解释：“‘父母’，谓使父母。”（第２７页）名词“父母”，怎么就会是动宾结构“使父母”？ 这条是很有理由的，把“父母唯其疾之忧”一句中“父母”解释成“使父母”很明显是“增字解经”，黄先生《论语新校释》中没有进一步的解释，黄先生的答文中说： 这一方面，任文一连举了四条证据，其一是拙作将《为政》篇“父母唯其疾之忧”中的“父母”解释成了“使父母”（第27页）。认为“父母”是名词不能动宾结构。名词做动词，是连中学生都知道的古汉语语法常识，不知任君为何不知。当然，具体这里我认为应该是省略了“使”字。 文中加粗的是黄文原样，黄先生说“名词做动词，是连中学生都知道的古汉语语法常识”接着说“不知任君为何不知”，显然黄先生暗示“任君（一真）”连中学生都不如，我读到这里的感觉吃惊的是，黄先生居然还有旁敲侧击地嘲弄一下任一真的闲情逸致！黄先生用“名词可以作动词”作为自己把“父母”解释为“使父母”的理由，黄先生大约也认识到自己的解释不力，于是又补充了“当然，具体这里我认为应该是省略了“使”字。黄先生说“名词做动词，是连中学生都知道的古汉语语法常识”，不错，名词完全可以作动词，但是，不知黄先生知不知道，名词作动词是有条件的，比如名词后有代词“之”，名词前有副词等等，也就是说，名词可以作动词，但不等于说，名词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当动词理解，一般来说，名词作动词，是在一个名词与其后的部分有动宾关系的可能的时候，在“父母唯其疾之忧”一句中，“父母”及其后面的成分并没有可能构成动宾关系，“父母”前也没有副词等等，就是说，名词可以作动词，但“父母唯其疾之忧”中的“父母”根本不具备作动词的条件。就算“父母”一词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用如动词，也多是“使……成为父母”（使动用法）和“以……为父母”（意动用法），对于“父母”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是“使父母”的意思，殊为难解，黄先生在答文中补充“当然，具体这里我认为应该是省略了“使”字。”就等于放弃了“名词用作动词”的认识，但既然是“我认为应该是省略了‘使’字”，又从“省略”的角度分辨，但仍没有驳倒甚至动摇任文所举证的“增字解经”的结论。 这段话中，任文举证黄书有“增字解经”弊端的第二条证据是： 同篇有“人焉廋哉”，作者解释“人”：“指被察之人的本来面目”（第３０页）。“人”居然指“人的面目”。 对任文举证黄文把“人”解释成“人的本来面目”属于“增字解经”。黄先生回答说： 任文所举第二条证据，是拙作将“人焉廋哉”的“人”解释成了“指被察人的本来面目”（第30页），惊诧道：“‘人’居然指‘人的面目’。”看来，任君可能是不知道词有“概括义”，也有“具体义”这一训诂学的常识。再说该章孔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难道是指人的肉体吗？ 黄先生特别涂黑“任君可能是不知道词有‘概括义’，也有‘具体义’这一训诂学的常识。”看来黄先生又认为任君不懂“训诂学常识”，按黄先生的理解，“人”应该是“概括义”，“人的面目”是具体义。我的理解和黄先
生就不同了，如果“人”是“概括义”，那么和这一概括义相对的“具体义”应该是：男人、女人、好人、坏人、大人、小人、奸人、犯人……形形色色的“人”，
而不应该是“人的面目”、“人的耳朵”、“人的眼睛”、“人的鼻子”吧？“人”和“人的面目”、“人的耳朵”等概念之间的关系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人”
和男人、女人……形形色色的“人”之间才可以有“概括义”和“具体义”的关系，就好比我们认识一个学者，原来以为是位大师，后来发现却是一位不严谨的编书
匠，“大师”也好，“编书匠”也罢，总还是在“人”这一概念所包括的范围内，不可能说我们面对一位大师，了解了半天，发现原来只是大师的一只脚指头吧？黄先生虽然振振有词地批评了“任君可能是不知道词有‘概括义’，也有‘具体义’这一训诂学的常识。”但并没有证明把“人”解释成“人的面目”不是“增字解经”。 这段话中，任文举证黄书有“增字解经”弊端的第三、四条证据是： 同篇有“诲女知之乎”，该书作“诲汝，知乎？”并解释：“诲，教也，此指所教，省所字”（第３６页）。《论语·子罕》有“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该书说：“‘言’，谓言己”（第２００页）。译文“先生很少谈自己的利益”（第２００页），原来“言”是“言己”，是“谈自己的”。此类例多，不赘举。
把《论语新校释》原书和任一真先生的《古籍整理，还请谨慎从事》以及黄怀信先生的《答〈古籍整理，还请谨慎从事〉》对照阅读是很有意思的事，任一真先生的批评虽语气谦虚平和而犀利有力，很多结论和举证平实之中一针见血，不露声色之中手起刀落，片甲不留；而黄先生的文章则让人感觉居高临下、主观蛮横，虽冷讽热潮、甚至指责别人不懂这个、不懂那个，但对于任文所列举的黄书中所存在的种种缺陷，并没有推翻，甚至连最起码的动摇都几乎没有。黄先生虽然嬉笑怒骂，调侃揶揄，其实不仅没有占了上风，反而捉襟见肘，自现其丑。这是我更加同情黄先生并决心站出来支持黄先生的原因，我以黄先生的崇拜者身份真诚希望黄先生对任一真先生的批评是有理有据、坚强有力的，我很想让黄先
生明白一个最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真正从实事和证据方面驳倒任一真的举证才是真正的胜利，仅仅喊了一番“打倒某某”、“消灭某某”的口号，加上一些嘲弄
挖苦之词，得到的仅仅是一个面子光光和看似胜利的自欺欺人的“自我感觉良好”，而任一真的文章还在网上和杂志上，人们依然会阅读、引用。因为黄先生并没有驳倒它。另外，我也想说，之所以有人天天喊“打倒某某”、“消灭某某”的口号，恰恰证明那“某某”是真实存在的，等“某某”真的被打倒和消灭后，谁还喊哪些劳什子口号？真诚地希望黄先生少一些出于意气的愤激之词，多一些理性的据理力争。 看了任一真先生的批评，感到黄先生作为一个学者被人如此有理有据地证明治学不严谨，我对黄先生的态度是“哀其不幸”；读了黄先生的反驳文章，我发现黄先生只顾热嘲冷讽、挖苦揶揄，并没有真正把任一真先生的批评驳倒，我只有对黄先生“怒其不争”了，谁让我喜欢黄先生的书并且崇拜黄先生呢！
2007年7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