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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答问》(以下简称《答问》)是一部在学术史上很有影响的著作，可是其撰者问题一直是学术史上的一桩公案，多少年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经归纳，关于《答问》的著者，主要有下面三种说法： 一、依据书坊旧本说。此说出自伦明的《答问》批校本，称依江阴某君记录旧本而成。后在所著《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亦称：“张之洞《书目答问》，乃先生(案即缪荃孙)代作，据年谱(案即《艺风老人年谱》)则作于二十四岁时也。颇疑先生早岁从宦川滇，地既偏僻，又乏师承，何能博识若此？陈慈首云：‘是书盖江阴一老贡生所作，先生得其稿，又与张之洞共参酌成者。’慈首尝令江阴，所言或有据。”从此遂成一说。 二、缪荃孙撰者说。此说肇自叶德辉。光绪十九年(公元1895年)叶德辉跋《答问》初印本云：“同年友杨叔翘锐为吾言，此目出于缪太夫子小山先生荃孙之手，实非南皮己出。”(自载《郋园读书志》)故叶氏题记，屡为是说。嗣后，一些《答问》的新版本，径将撰者标为缪荃孙，如1921年上海朝记书庄翻印本，解放前商务印书馆《国学丛书》本等，均如是。缪荃孙自订《艺风老人年谱》光绪元年条亦云：“八月，执贽张孝达(案即张之洞)先生门下受业，命撰《书目答问》四卷。”是缪氏自言此书出自其手。缪荃孙《与盛杏荪(案即盛宣怀)书》[1]云：“荃孙同治甲戌(公元1874年)为张文襄《书目答问》一手经理。近南洋、学部两图书馆均有同志帮忙，荃孙止总大纲，专注善本。现在无一书不过目，无一字不自撰，直与撰《书目答问》一样。”柳贻徵跋此信曰：“此书盖为盛氏愚斋编目时致盛书，其时张文襄虽已故，然盛与文襄甚稔，使文襄编《书目答问》有王廉生等参酌，艺风必不能直溯旧事‘一手经理’，又云‘无一书不过目，无一字不自撰，与《书目答问》一样也’。”柳贻徵还在1931年为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作的序中说：“文襄之书，故缪艺风师代撰。” 三、张之洞撰者说。《答问》于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刊刻的初印本便署名张之洞为撰者，以后大多数《答问》的翻印本皆署名张撰，当时及以后的许多学者亦这么认为。抗战前，陈垣先生在北京得到光绪二年张之洞致王懿荣的手札，更为此说提供了佐证。张札云：“弟在此刊《书目》一卷，以示生童，意在开扩见闻：一指示门径，二分别良楛，三其去取分类，及偶加注记，颇有深意，即是无数语言，非仅止开一书单也。更有深意，欲人知此所列各书精美，而重刻或访刻之。特自知谫陋，以职司所在，不敢谦避，其间舛漏必多，特寄上一本，请为补正，至感。补正后，请分条疏于别纸，速即寄川，以便改补。又一本并一函，寄缪筱珊进士，望转交，属共订正，亦即详列见覆为要。此物可作公牍观，不可作著述观，盖不得已也。或与潘少宗伯(案即潘祖荫)一观，必无暇详览，但能指摘其体例大端亦好，所以不径寄者，嫌于自□。如非同道，不必与看，免致徒招唇舌。然此举作法自弊，于买书大不便矣……”[2] “依据书坊旧本说”系伦明的臆见，从未有过任何证据。且《答问》体现出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意识，绝不可能为一介乡间儒生所具有。自从伦明提出此说，多年来，屡为学者攻驳，是非昭然，可摒而不论。 “缪荃孙撰者说”亦有相当大的漏洞。仔细研究《答问》，可以发现，《答问》所述，与张之洞生平所论，及其于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所写的《劝学篇》一样，同样讲治学方法，所反映的思想亦同出一辙，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怀疑。最早对“缪荃孙著者说”置疑的是陈垣，他认为，缪荃孙在撰著《答问》过程中“随同助理”，刻成后又“为之订正”都是事实，然而却非代撰[3]。1963年，柴德赓更是对“缪荃孙著者说“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缪荃孙在张之洞生前不提代撰，在张之洞逝后自撰的年谱中却云“命撰”，“未免有掠美之嫌”。[4] 如此结论，并不是等于说《答问》一定完全出自张之洞之手。事实上，“张之洞撰者说”亦有较大的疑问。《答问》编撰时，张之洞已贵为四川督学，正忙着为满清“中兴大业”而殚精竭虑，根本不可能有精力和时间去具体编撰一部书目。况且，从《答问》的著录风格来看，那种矻矻于细微之处，探微入细的方法亦迥异于张之洞一贯的学风。 那么，《答问》的撰者到底是谁呢？因为再无其它相关的材料可资佐证，我们不妨还是从上面的论述中去找结论，拨开历史的疑雾。 首先，从《答问》编撰所反映的政治思想主张和意识形态来看，它与张之洞的政治见解、立场颇为吻合，亦同其后作“劝学篇”等同属一个思想体系。但从他贵为四川督学，需要“日理万机”来看，他没有时间去考虑编撰《答问》过程中所遇到的细节问题。这些大致决定了张之洞不可能以《答问》具体编撰者的面目出现，他只可能在《答问》编撰中起到倡撰、组织、提出编撰原则、发凡起例及审定等作用，类似现在的主编。民国二年，缪荃孙题《边袖石诗词手稿》云：“光绪乙亥编《书目答问》，南皮师必属以《空青词》入词家……[5]”这实际上是对张之洞从事这方面工作的真实反映。 当时，已经中举的缪荃孙被张之洞招至麾下，成为幕僚，做此方面的学问。他在《艺风老人年谱》中称：“(公元1868年)始收书，为目录之学。”经过几年的钻研和经验的积累，至1875年编著《答问》时，他在目录学上肯定已有了相当的造诣。张之洞在致潘祖荫的一封信中，也曾对他的治学能力作了充分肯定：“缪筱珊孝廉前度在京曾侍谈讌，今秋晚回省城，数相过从，其人警敏非常，淹博好古，目前江东之秀，殊罕其匹，充其所造，殊未可量。[6]”此时，若让缪荃孙具体负责《答问》的撰著，在技术上应该毫无问题。事实上，也确实可以断定缪荃孙从事过《答问》的编撰工作，证据有二：其一，缪荃孙不止在一部著作中提及过“为撰”、“命撰”、“撰”、“一手经理”《答问》，若非亲为，则不会屡屡提及；其二，缪荃孙在上文所引的《与盛杏荪书》中云：“现在无一书不过目，无一字不自撰，直与撰《书目答问》一样。”若非亲为，缪氏也不可能叙述得如此详细。 但认定缪荃孙是《答问》的编撰者，尚有一个先待解决的问题，即缪氏在张之洞死后编的《艺风老人年谱》及写的《与盛杏荪书》中，或云“命撰”，或云“一手经理”，而在张之洞健在时写的《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序》中又云“随同经理”[7]，前后说法不同，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会不会如柴德赓所述的缪氏有“掠美之嫌”？ 其实，这个问题不难回答。缪荃孙以举人身份充当张之洞幕僚时，张之洞已贵为四川督学，是晚清政坛上一颗冉冉上升的明星，前途未可限量，缪荃孙投身于他，并不惜拜年长仅七岁的张之洞为师，显然是有求于他，希望得到张之洞的提携。事实上，张之洞也确实对缪荃孙尽了眷顾之责，张之洞直到1909去世前夕，还要学部奏派缪荃孙为筹建中的京师图书馆正监督[8]。在这种情况下，缪荃孙是不敢、也根本没想到直承自己是《答问》的捉刀人的。只有当张之洞死后，缪荃孙躲在上海租界里撰写年谱忆及往事时，才敢斗胆争功，稍露实情。如果再对缪荃孙的学术再作一番追踪，也不难发现，缪荃孙其后还曾从事过《常州先哲遗书》、《山右石刻丛编》、《聚学轩丛书》、《士礼居藏书题跋记》等书的辑纂校刻，出力尤勤，但仅仅因为这些书的刊刻等是由别人出资的，缪氏便未署己名。以此推论，他在《答问》甫成之时，是不会与其师在署名问题上计较短长的。况且，若再对整个清代的学术史作一番扫描，又不难发现这么一个问题：有清一代，达官贵人倚仗权势，命人撰书，然后署为己名，早成积习，虽大学者亦不可避免。如著名的《水经注》校本官司，被告竟是鼎鼎大名的戴震。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另外有一点尚可辨明的是，当时参加具体编撰的，尚不止缪氏一人。缪荃孙在《章硕卿传》(载汪兆庸编《碑传集三编》)中云：“乙亥(案即光绪元年)，余为张文襄公撰《书目答问》，引君为助，文襄知之以礼，君为座上客。”章硕卿，名寿康，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富藏书，辑刊有《式训堂丛书》，光绪初为张之洞幕宾。因此他参加《答问》编撰，亦属情理中事。 如此看来，《答问》便可说成是“张之洞主编，缪荃孙等编撰”了。 注释： [1]《缪荃孙书信选》.载《文教资料简报》，1982年2期. [2]信札原文已不可觅，转录于陈坦撰《〈艺风气谱〉与〈书目答问〉》.《图书季刊》，1936年第1、2期合刊. [3]陈垣的观点出处同上. [4]柴德赓.《重印〈书目答问补正〉序》.载范希曾编《书目答问补正》.中华书局，1963年出版. [5]转录于陈垣撰《〈艺风年谱〉与〈书目答问〉》. [6]《香涛制军手札》.藏北京图书馆. [7]原文如下：同治甲戌，南皮师相督四川学。诸生好古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者为善，随同助理，谈次偶及位西先生是书，师相推为淹雅闳通，如数家珍。 [8]汪兆镛.《碑传集三编》.史实见缪禄保《四品乡街学部候补参议翰林院编修缪府君行述》. [作者简介] 周铁强，宝钢政治学校 上海 200941 原载：《图书与情报》1998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