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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关于书估，洪亮吉《北江诗话》中有一段引人注目的论述。洪氏大意云藏书家有数等，钱大昕、戴震为考订家；卢文弨、翁方纲为校雠家；鄞县范氏天一阁、钱塘吴氏瓶花斋、昆山徐氏传是楼为收藏家；吴门黄丕烈、邬镇鲍廷博为赏鉴家；吴门书估钱景开、陶五柳，湖州书估施汉英，为掠贩家。[1]掠贩家在洪亮吉的排列中位置最后，这应是传统社会中的普遍排列，书估很少被重视，文献中有姓有名的书估寥寥无几，这一群体的绝大部分隐藏在“书估”、“客”之类的称呼之下。洪亮吉所列三名颇有声名的书估中，“吴门书估钱景开、陶五柳”，实际上是湖州的钱、陶二人寓居吴门而已，故三名书估都是“湖估”。 书估既染铜臭，也有书香，在清帝国的版图中，尤其是在东南地区，他们凭借灵敏的嗅觉，主要以舟船配置作为文化资源的书籍与字画，使这种文化资源在整体上保持一种流动状态。晚清翁心存《新乐府四章》有《书贾行(购求异书也)》一诗，写书贾的生存境况，录如下： 生不能立致秘书赐万卷，亦当坐拥异书列百城。不然远从鸡林贾，不然学作童子鸣。书香可疗饥，书味可救渴。摊书书床塞书屋，书估一生书里活。不愿借书换酒券，不愿献书拜高官。愿向嫏嬛福地住，尽发宝笈瑶编看。壁中简，帐中本，壶卢中《汉书》，宝之莫蠹损。春江三月书船开，《离骚》一篇酒一杯。旁人错把孝廉认，书台高等黄金台。书估乐复乐，书田岁播获。邢家小儿强解事，杨家老子空投阁。笑杀偷书祖孝徵，只须一部《华林略》。於嗟乎，绛云楼瓦飞云烟，汲古阁址成闲田。不如岁诵二十二万言，孝先经笥书便便，撑肠拄腹卷五千。浓香薰，微露盥，国家方开崇文馆。[2]翁心存诗中描写的书估生活，有洒脱的气息，其中“尽发宝笈瑶编看”、“春江三月书船开”则是真实写照；“国家方开崇文馆”一句，则表示朝廷重文政策对书籍流动与交易的深远影响。与书估的周旋往来，是清代文人学者生活中颇有意义的一部分，书籍的供求特点和流向于此可见，同时亦可见文人的生活情趣。赵翼《赠贩书施汉英》一诗以谐谑的笔调道出他与施汉英之间的关系： 我昔初归有余俸，欲消永日借吟诵。汝从何处闻信来，满载古书压船重。我时有钱欲得书，汝时有书欲得钱。一见那愁两乖角，乘我所急高价悬。虽然宦橐为汝罄，插架亦满一万编。孜今老懒罢书课，囊中钱亦无几个。愧汝犹认收藏家，捆载来时但空坐。[3]赵翼诗中的施汉英，嗅觉敏感，掌握各人阅读或搜求动向，网罗之力也非同一般，故有“满载古书压船重”之句；而赵、施的关系，又不能简单以买卖双方视之，其中多少有些许近似友朋的亲密意味。书估与文人之间的这种关系，从清人日记或少数诗文的记录来看，较具典型性。 二、湖贾 作为一个业书者群体而言，在琉璃厂书贾之外，最有影响、见诸文献记录最多的无疑是湖贾。湖贾出自浙江湖州，湖州的地理位置及山水等因素所起作用颇为重要。湖贾还有另外几种常见名称：因为湖州是三吴中的西吴，故有西吴书贾之称；因境内有苕溪，又被称为苕贾；因古有吴兴郡，苕溪下有吴兴县，又有吴兴书贾之名。湖贾人数众多，且在书林中有得大名者，如钱听默、陶正祥、陶蕴辉等，皆为湖贾之翘楚。张鉴《眠琴山馆藏书目序》云：“吾湖固多贾客，织里一乡，居者皆以佣书为业。上至都门，下逮海舶，苟得一善本，蛛丝马迹，缘沿而购取之。”[4]此语道出湖贾的集中地、活动范围和搜求善本能力，然犹可以缪荃孙所记充实。缪氏所记，一段出自前人文献，一段为自己见闻： “书船出织里及郑港、谈港诸村落。吾湖藏书之富，起于宋南渡后。《直斋书录解题》所蓄书至五万二千余卷，弁阳周氏书种、志雅二堂藏书，亦称极富。明中叶，如花林茅氏，晟舍凌氏、闵氏，汇沮潘氏，雉城臧氏，皆广储篇帙。旧家子弟好事，往往以秘册镂刻流传。于是织里诸村民以此网利，购书于船，南至钱唐，东抵松江，北达京口。走士大夫之门，出书目袖中，低昂其价。所至每以礼接之，号为书客。二十年来，间有奇僻之书，收藏之家往往资其搜访。今则旧本日稀，书目所列，但有传奇演义、制举时文而已。”(见郑蕊畦《湖录》)余幼时在申港，时有书客负一大包闯入书塾。包内湖笔、徽墨、纸本、四书、经书，村塾所需要无不备。议价后，问家有旧书、残破书否，见村童临帖稍旧者，均欲以新者相易。盖志在收书也。十岁时，在澄怀堂读书，书室有阁，阁上尽破碎之书。一日书估尽搜括之，顾数夫担而去，但见有钞本，有刻者，有绢面者，有小如掌者，有大盈尺者，不知何名也。易得者《道光字典》、《角山楼类腋》、《雅雨韩集》、《三国演义》、《左传》等书，皆新装订者。一村有十余塾，无处不到。乱后则无。村中亦有一二学塾，藏书亦尽毁于庚申之乱矣。[5]“书船出织里”，这在汪尚仁的《吴兴竹枝词》中被视察为一地之风尚：“制笔闻名出善琏，咿哑织里卖书船。莫嫌人物非风雅，也近斯文一脉传。”[6]湖贾在此地兴起，并向东、南、北三面拓展，以及“上至都门，下逮海舶”，皆因湖州所处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所蕴藏的丰富图书资源。湖州地理位置的优越，得益于太湖和苕溪，环太湖地区是湖州书贾活动的中心地区。他们可通过交织的水路经太湖在更大的范围交易图籍。湖贾世代业书，前引张鉴《眠琴山馆藏书目序》称织里一乡业书事业绵延四百载，在此种环境中，很可能出现贩书世家，如下文要讨论的钱听默与陶正祥两家即是。此外，文献记载湖贾中的邵姓，可能出自同一家族，或同一村落，现按邵姓书贾活动的时间顺序列举数条记录如下： 崇祯己卯清明后一日，湖贾邵姓者持来。(《贞白先生陶隐居文集》题跋)[7] 康熙己丑，吴兴鬻书人邵良臣持旧钞残书五册来售。(《后山集》何焯题跋)[8] (嘉庆戊辰)书船友姓邵名宝墉，云其书得诸江阴。(《普济方》黄丕烈跋)①[9] 咸丰五年七月，余得湖客邵姓朱笔校勘《周易集解》。(《李氏易传》韩应陛题跋)[10]世代相传的贩书技艺和经验，才有可能造就出十分在行的业书者。 从上引缪荃孙所述，可知湖贾搜求书籍已至细致深入的境地，即便江浙诸藏书家所藏之书散佚转落者，“苏湖间书贾书船，皆能知其底里”。[11]程晋芳《桂宦藏书序》指出湖贾的一种极端得书方法：“扬州马氏，余之族姻也。以数万金购得传是楼、曝书亭藏书。……然窃闻有湖州书贾设小肆于其宅旁，以利啗司书者，潜□异书去。主人年笃老，防察疏，可叹也。”[12]因为湖贾受利益驱动，不停息地搬运贩卖，藏家书籍聚散的速度亦随之加快，在一些描述性的文字，常有一种转瞬盛衰的意味： (关于常熟陈揆稽瑞楼)嘉湖书贾往往捆载而来，阅之如入龙宫宝藏，璀璨陆离，目眩五色。君与金吾各择其尤者，互相夸示，而要以书贾至其家为快。五六年中，两家所得，盖不下三四万卷。[13] (关于乌程刘桐眠琴山馆)武林、金阊诸贾与织里贸书家争先求售，溪上檥舟恒满。[14] (关于海盐马玉堂笏斋)身亡未周，尽为苕估取去，散失殆尽。[15] 书籍聚散速度的加快，传播范围的加深与拓展，为新一代藏书家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同时，因为作为学术资源的文献每隔一段时间就进入流通领域，为正在成长过程的文人学者提供了新资源。汪辉祖称自己“馆苕霅间，与书贾习者七八年，聚书数十百种”。[16]武进蒋敩淳“生平喜购书，有田十顷，半以租所入与湖州书贾易书。今映玉堂中所藏数千卷是也”。[17]黄丕烈能成为十分出色的藏书家，湖估有助推之功。在钱听默、陶蕴辉之外，黄丕烈至少在22篇题跋中记录了他与湖估围绕书籍的诸多交往。②若将黄丕烈藏书题跋与明代李日华《味水轩日记》中所记录的书贾对照，可推断以贩书为业的湖贾作为一个群体，在清代更为活跃。在李日华日记中，以可以明确的书贾籍贯信息来统计，徽州人共出现60次，自万历三十七年至四十三年都比较活跃；相比较，湖州书贾、杭州书贾则要沉寂得多，可见在李日华生活的嘉兴地区，徽州书贾活动频繁。当然，如果《味水轩日记》中“夏贾”的籍贯可以明确，自会有新的结论。而在黄丕烈的题跋中，能整理出的书坊有37家，此外书贾标明姓氏或姓名的题跋共有25则，但其中几乎不见徽州人的身影。这种比较中的差异，或许是地域文化资源制约，或是一地经商风气转变所导致。 湖贾的奔波与搜求，促使很多处于秘藏状态或被遗忘的图籍进入流动的市场中，对于读书人或藏书家而言，偶然发现珍稀书籍的几率也随之增加： ……求之三十年不得。岁在己丑七月，忽获之西吴书估舟中，文字完好，出于意表。(朱彝尊《续题溪州铜柱记后》)[18] 此亡友钱广伯处士遗书也。……予偶见苕贾携示数种，皆手泽宛然，亟以善值购而藏之。(吴骞《字鉴》题跋)[19] 此书非无足取，乃元明以来数百年收藏家号极博者，皆未见此书，子偶从吴兴书估见一秘钞本，为之喜，遽用重赀购得之。(王鸣盛《通鉴史氏释文》题跋)[20] 书贾造伪书，在交易中作弊，文献中时有记录。就吴骞而言，他既记录了湖贾的欺诈性交易，也表彰了他们的义气与信用，其所得《海宁县志》是乾隆四十七年湖贾吴良辅所赠： 蔡古亭明府《海宁县志》，在谈孺木先生辑《海昌外志》时云其板尚在藏库中，迄今百数十年，即印本且不多见。予访购有年，昨闻梅里李氏有是书，属苕上吴良辅物色之，今夏始得，卷帙完整，洵足珍也。方良辅之得也，中途有人欲邀之，良甫曰：“息壤在彼”，卒以遗予，竟不持一钱而去，是亦估而有士行者欤！[21]湖贾义举，于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亦可见之。江藩记载吴县余萧客年十五即通五经，然家贫无书。“有苕溪书棚徐姓识先生。一日诣书棚，借《左传注疏》，匝月读毕，归其书。徐姓讶其速，曰‘子读之熟矣乎？’曰：‘然’。徐手翻一帙，使先生背诵，终卷无误。徐大骇曰：‘子奇人也！’赠以《十三经注疏》、《十七史》、《说文解字》、《玉篇》、《广韵》。于是闭户肄经史，博览群书。性癖古籍，闻有异书，必徒步往借，虽仆仆五六十里，不以为劳也。”③[22]在贩书之外，湖贾亦有资助图书出版之举。《南疆绎史勘本》三十卷《摭遗》十卷为道光九年泥活字本，“道光九年秋借吴山庙开局，暨阳程文炳排版”。该书引用书目“后记”云：“苕溪坊友吴寿昌助我货泉，初事于梓者，东乡九品官周剑堂。既而我子辛生来自芜湖，命之校字。楮本不足，则罄我行装，投诸质库；又不足，则乞赀市侩，耐尽诽嘲。……是书初印凡八十部，已糜用平泉三十万有奇。”[23] 因为乾隆三十八年上谕提及钱听默等，湖州书贾遂声名远扬。德清俞樾有诗述乾隆此举影响：“山塘书贾推金(疑为钱)氏，古籍源流能偻指。吾湖书客各乘舟，一棹烟波贩图史。不知何路达宸听，都在朝廷清问中。星火文书下疆吏，江湖物色到书佣。穷陬僻壤开风气，何况之江名胜地。”[24]不但穷陬僻壤开贩书风气，湖估因为频频与文人学者交往，业书逐渐成为一种诗材。乘舟贩书似乎也成为一种诗意的生活方式。陈鳣(仲鱼)有《赠苕上书估》，其一、其三云： 万卷图书一叶舟，相逢小市且邀留。几回展卷空搔首，废我引囊典敝裘。 海内贫儒陈仲鱼，春风旅馆转愁余。卖文近日无生意，但欲从君去买书。[25] 三、书船 据傅申的研究，传统“书画船”的观念，源自“米家书画船”，主要是指宋代米芾以其书画收藏随舟旅行，不时取出鉴赏的故事；针对晚明董其昌的研究，傅申以为书画船是“指乘者携有书画作品以供旅途中鉴赏，或乘者可以在其上作书画甚至兼有书画交易性的船只”。[26]书画船在晚明具有书画交易的性质，在傅申所录董其昌文献中还不太明显，而在李日华的日记中确有记载，分别见于万历三十八年、万历四十年、万历四十二年、万历四十三年和万历四十四年，录其中五则如下： (万历四十七年七月十五日)无锡孙姓者一舫，泊余门首。余与马吃漫登其舫，客喜，出观诸种。 (万历四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吴江马玄洲、常熟叶少源移书画舫就余，出观倪云林小幅山水，楮系元时云粉笺，画笔粗辣，似学董源。 (万历四十二年十二月七日)近日苏人书画舫，满载悉伪恶物。然晴窗无事，不论真膺，一一卷舒指摘，尽可消日忘年。 (万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歙友吴心旸讳思齐者持卷轴来。 (万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余与儿子泛小舟，抵狮子汇吴心旸舫中，心旸又出观卷轴。[27] 李日华所记的书画舫(或舫)所载书画或古董数量小有可观，且能沿水路寻觅收藏之家，而且能泊舟买家门口。因为书画舫有一定空间，较之行囊所携为多，且能展观，供买家欣赏、挑选。从万历四十三年两则日记可见，如无五月二十七日日记参照，仅凭五月二十六日日记，则不知歙县书贾吴心旸是乘书画舫来，由此可推知李日华日记中大量的书画交易很可能有一部分以依靠书画舫的运载而完成的，而这两则日记，也显示了书画欣赏交易的两种方式，一是书贾持书画到买主家中，一是买主登书画舫选购。 书画舫虽是交易依赖的工具，但其形制似乎比书船讲究，可能多为文化水准较高者拥有。关于“书船出乌程织里”，前引《湖录》中的一段文字已经述及。织里在太湖边缘，书船由太湖进入其他水路网络，由东苕溪、西苕溪可入湖州府大部分地区，书船在湖州出现，自有其得天独厚的交通优势，故书船贸易，推动形成一个以江浙为中心区域的书籍交流网络。最初的“书客”，为“织里诸村民”，但后来有知书的业书者渐渐增多。同时书船在文人学者的诗文中留下的印迹，有增多的趋势，如顺治九年吕留良买旧本《朱子语类》，“为书船所欺”，所得乃不全之本；[28]宋荦康熙三十五年在姑苏书船上购得元刻本《宋史续通鉴长编》；[29]黄丕烈在其藏书题跋中有18则提及书船或书船友。以“书船友”名义多次出现的是郑辅义、邵宝墉、曹锦荣、吴步云等： (乾隆六十年)八月十日，书船友郑辅义携是本来，系太仓谢星躔钞本。(《柳待制文集》题跋)[30] (嘉庆二十年)六月六日，前月来过之书船友曹锦荣复来，盖为有别种交易介余关白也。云从吴江附夜船而来，包中携有文瑞楼墨格钞本杨铁崖文集一册。(《铁崖赋稿》题跋)[31]两则题跋，尤其是后一则中曹锦荣“附夜船”携书而行的记录，约略显现江浙纵横交错的水路上忙碌的身影，同时书船友及书船也形成了一种富有诗意的文化景观。此一景观在明代只出现少数几次，如在董说的诗集中出现过几次，而至清代则频频出现，“门前新到卖书船”渐成为描写江南水乡诗作的一个新起意象： 朱庄泾畔见人烟，近水雕胡虾菜鲜。隔岸便通汲古阁，夜来闻到卖书船。(陈瑚《湖村晚兴》十首其八)[32] 草堂地僻近湖干，南北坨连夕照寒。……卖书船到添新帙，问字人来整旧冠。如此敝庐归亦得，残年真合伴渔竿。(邵长蘅《冬日寓斋杂兴戏学放翁体十首末章专呈漫堂先生》其六)[33] 消磨长日仗丹铅，常苦巾箱少逸篇。解事童奴传好语，门前新到卖书船。(赵翼《消夏绝句》十首其四)[34] 竹床冰簟恣安眠，一雨凉生九夏天。侵晓奚童报奇事，门前新到卖书船。(孙原湘《消夏杂诗》二首其一)[35] 卖书船成为诗料、成为新颖的意象背后，自有其丰富的文化内蕴。正因为书船的贩运，使得偏僻的草堂、难以消磨的长夏不再难以忍受，反而有难得的惬意。“江南书客卖书船”，[36]书船使得江南的时间与空间有一种自足，不必在鞍马尘埃中寻求。 四、南北书籍交流的媒介(一)：五柳居陶氏 清代书贾卒后有一碑传而一生行事得以留传后世的，似乎只有陶正祥(1723—1797)，而陶正祥的传记出自一流学人孙星衍之手，自然是荣幸之事，从中也可见乾嘉时代业书者与学人之间的密切关系。孙星衍为陶正祥写的“墓碣铭”中有以下重要叙说： 陶君名正祥，字庭学，号瑞庵。祖父某，自浙之乌程县移家吴门。……少聪慧，就傅读书……家贫无以为养，遂以儥书为业，与吴中文名士交接，闻见日广。久之，于书能知何书为宋元佳本，有谁氏刊本，版贮何所，谁氏本善且备，谁氏本删除本文若注，或舛误不可从。都中巨公宿学欲购异书者皆诣君，车辙满户外。会开四库全书馆，安徽提学朱君筠言于当道，属以搜访秘书，能称事焉。子珠琳由内廷三馆供事叙用，得两浙钱清场盐课大使，貤赠君如其官。君在官署逾年，教子廉俭，旋属引退，曰：“汝多疾而素餐，不如归儥书也。”君既家吴门，侨寓都下。贤士大夫往来辐凑，广求故家书籍秘本，历数十年。……与人贸书者，不沾沾计利。所得书若值百金者，自以十金得之，止售十余金。自得之若十金者，售亦取余。……以是售书甚获利。朝之公卿、四方好学之士无不知有五柳居主人者。……故君子珠琳独能承父业，与当代士夫产我，不复出奉檄矣。君年高，坐市肆，傲倪俗人。来售书者问欲得何书，言不当则令他人应接，曰：“是欲为科举业，若新入词馆，欲得学堂书耳。”……予官都门，退食游书肆，与君日相见。君见予藏《孙子魏武注》，以为世无此本，刊入《汉魏丛书》中。……今君子以予侨居金陵，寄《至元金陵志》为润笔，属作君墓碣。予念世之称事者少，虽书贾无复如君之知书也，为文且铭日……[37]从“墓碣铭”中可以读出以下重要信息： 其一，陶正祥原籍浙江乌程，属湖州府。陶氏与另一有名书贾钱景开(听默)皆为湖贾。黄丕烈在《韩山人诗集》题跋中指出：“吾吴中之鬻书者，皆由湖州而业于苏州，后遂占籍为苏人，其间最著者两家，曰钱，曰陶。”[38]钱、陶两家应是湖贾中的代表，关于他们的记载也较为丰富。 其二，四库开馆对清代书业有极大地推进，书贾更为活跃。翁方纲《翁氏家事略记》云：“自癸巳(乾三十八年)春入院修书，时于翰林院署开《四库全书》馆，以内府所藏书发出到院，及各省所进民间藏书……合三处书籍，分员校勘。……对案详举所知，各开应考证之书目，是午携至琉璃厂各书肆访查之。是时江浙书贾，亦皆踊跃，遍征善本资考订者，悉聚于五柳居、文粹堂诸坊舍，每日检有应用者，辄载满车以归。”[39]陶氏五柳居在苏州郡庙前有总店，在胥门开设分店，以此语推之，则陶氏五柳居至少在乾隆三十八年开设琉璃厂店。在黄丕烈的藏书题跋中，到嘉庆二十五年还有五柳居书坊的记录；又顾广圻《道藏目录》题跋云：“道光丁亥(七年)闰月，同吴有堂游城隍庙，至陶五柳家见架上有钞本。”[40]故确切可靠的五柳居业书史有55年的历史。倘从孙星衍撰写的传记推测陶正祥20岁从业，则五柳居或许有七十余年的历史。几十年的经营，“贤士大夫往来辐凑”，可见五柳居的影响。 其三，陶氏父子对业书的认可态度。墓碣铭述及陶正祥在官署逾年，以“汝多疾而素餐，不如归儥书也”之语属子引退，应可视为当时士人对业书者态度的一种普遍表现。如黄丕烈是乾隆五十三年举人，在藏书之外，亦售书。道光五年在玄妙观前开设滂喜书铺，目的是为长孙黄美鎏习业；而黄丕烈在《近事会元》题跋中又记录了一去官业书事：“萧山李柯溪侨居吴市，颇收古书，余友吴枚庵与之往还。……柯溪去官业贾，人本粗豪。余虽于枚庵座中一识其面，未敢与订交矣。”[41] 其四，五柳居陶正祥将所售书分为科举书与入词馆后的“学堂书”，自是其具有指向性经营意识的表现，此语可与五柳居在胥门设分店并观，黄丕烈称此“店中皆时书，以供马头生意者”(《避暑录话》题跋)。[42]五柳居在琉璃厂开店经营，以及其在苏州的图书经营，主要是面向学人和文人，但也以“时书”建立与一般读者的联系。 陶正祥嘉庆二年卒，享年六十六，其声名虽大，然留在文献中的记载，除孙星衍碑传及翁方纲的杂记外，似乎远不能与其子陶珠琳相比。陶珠琳，字蕴辉，生卒年未详。就贩书而言，陶蕴辉实能传其父业，黄丕烈对陶氏称赏有加： 钱景开、陶廷学皆能识古书，余皆及与之交。景开之后虽业书而毫无所知；廷学之后，则不专于业书，而书中之门径视廷学有过之无不及焉。此吾所以比诸道人也。岁甲子春，余友陶君蕴辉以父忧服阕，将就官赴都铨选，而廷学旧业有肆在琉璃厂，仍至彼做买卖，遇书时邮寄我。我之嗜好，有佞宋癖，蕴辉颇知之。然吾不奇其遇宋刻而寄我，奇其非宋刻而亦寄我也。即如此《韩山人诗集》四册，无识者视之直平平无奇耳，惟蕴辉以为去年所寄陶情集及此韩集两人皆是乡人，尤可宝重，不远三千里而寄我，是其学识不可以书估视之矣。否则公望姓名，虽我家乡读书人亦问诸页不知者，何论书估耶？至于此书之善，尤余所独知，向藏钞本出于钱景开手，已为甚秘，今复得此旧刻，且多续集与词，真明初人集之至善者也。(《韩山人诗集》题跋)[43]从黄丕烈的藏书题跋中可考出黄氏与陶蕴辉的交往，始乾隆五十六年，至嘉庆二十五年。关于陶氏五柳居的记载，此外还有上文引述的道光七年顾广圻在五柳居购书事，以及浙江海盐张氏涉园藏书，“当嘉庆时为苏州书估陶氏五柳居捆载而去”的记载，[44]但比较而言，皆不如黄丕烈题跋所记录的陶氏五柳居完整。因为有黄跋，故而可以约略重构陶氏五柳居30年的历史。笔者尝编“黄丕烈藏书题跋中所见陶氏五柳居事迹辑录”，共得六十余条黄、陶交往史实。在这段历史中，活动的主角是陶蕴辉，甚至从乾隆五十六年至嘉庆二年间，也见不到陶正祥的身影。所辑录的史实，虽多围绕购书一事，但诸事展开的方式又各有不同。展开方式的多样化，正是五柳居主人在书业界活跃程度的表现。陶蕴辉与黄丕烈的关系，在所列文献中，或直接买卖，或提供书籍信息，或促成交易，或共同商榷。在《王右丞集》题跋中，陶、黄之间的紧密联系表现得最为充分： 此宋刻《王右丞文集》十卷二册，顷余友陶蕴辉从都中寄来而得之者也。先是，蕴辉在苏时，余与商榷古书，谓《读书敏求记》中物，须为我购之。今兹八月中旬有人自北来者，寄我三种书，此本而外，尚有元刻《许丁卯集》及宋刻小字本《说文》。来札云：《右丞文集》即所谓山中一半雨本，《许丁卯集》即所谓校宋板，多诗几大半。可见留心搜访，竟熟读也。是翁书以为左券，而不负余托。昔以物主居奇，必与《说文》并售，索值白金百二而余。又以《说文》已置一部，不复重出，作书复之，许以二十六金得此两书。往返再三，竟能如愿。不特幸余得书之福，亦重感余友购书之力也。[45]陶蕴辉知书，亦知黄丕烈所求，故黄氏云：“余友陶君雅善识古，并稔知余之所好在古刻，昔余所收者，大半出其手。”(《参寥子诗集》题跋)[46]黄丕烈对业书者有一种难得一见的友好感情，如他多以“书友”称呼这些人物，即使是面对书贾的某些谋利，也有一种特别的宽容与理解。他与陶的关系，在书籍买卖之外，还融注了一种温暖的情谊。另外，陶蕴辉为黄丕烈在京城觅《王右丞集》、《许丁卯集》，不但表现陶氏用心细密，还呈现了书籍流动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前文提及四库开馆，钱氏萃古斋、陶氏五柳居运载江浙图书北上，而从陶、黄交往中，还可见京城书流向江南的轨迹。在六十余则史实中，有八则是陶蕴辉从京城携带或寄送珍本秘籍给黄丕烈，还有一则是向黄氏提供在京城所见钞本《历代纪年》的信息。在北上南回的旅途中，陶蕴辉已经成为南北书籍交流的媒介人物。 五、南北书籍交流的媒介(二)：白堤钱氏 钱时霁，字景凯，一作景开，号听默，乾隆间最著名的书贾之一。叶昌炽《藏书纪事诗附补正》写钱听默云：“不须刮目用金鎞，根脚题签望不迷。此调书林今绝响，空烦重访白公隄。”[47]叶昌炽写这首诗的依据，当是从顾广圻《清河书画舫》题跋中来。顾跋云：“乾隆年间滋兰堂主人朱文游三丈、白堤老贾钱听默皆甚重熟派，能视装订签题根脚上字，便晓属某家某人之物矣。”[48]此语指出乾隆年间藏书风气以及一种发端于常熟的藏书流派，钱听默便是常熟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版本目录之学方面如此精通，自是其多年业书经验的累积，亦有家学的传承。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钱氏家学源流云： 钱苍佩，湖州乌程人，精别宋椠元板，寄业书贾，丛书楼中人也。子时霁，字景开，一字听默，世其业，工诗。诏开四库馆，采访江南遗书，皆赖其选择。[49]乾隆三十八年高宗谕示可由苏湖间书贾物色书籍，两江总督高晋闰三月二十日奏折云：“并查山塘书贾钱姓名金开，又城内书贾陶廷学，均系世业收买旧书。臣萨载传唤到署，率同两司面询。据称铺内现有之书，俱属通行书籍，其向曾板行而流传已少及无板行之钞本，从前间有收得，随时卖去。”[50]乾隆三十八年既有此声响，可推钱听默在此前已露出头角，而其父钱苍佩在乾隆初年应是书贾中的知名人物。据蒋重光宋本《续资治通鉴长编》跋：“甲寅(雍正四年)又于虎丘萃古斋购得廿册，为玉峰徐司寇藏本。”[51]则萃古斋至少在雍正四年已经营业，其主人很可能就是钱苍佩。与陶正祥相比，钱听默的名声更为显著，然惜无传记文字，无从详考其生平行事，卒年亦只能据黄丕烈题跋中的记录作推断： 白隄钱听默，今之陈思也，年七十，犹讲求古籍不辍，往年游金陵，为余购宋本《颜氏家训》以归。顷往禾中得明刻黑口本书数百种，内有钞本《括异志》一册，识是曹倦圃藏书，听翁告余曰：此册颇旧，故以示君。乌程刘疏雨思得之，未许也。然欲传录一本以广流传，缓日仍当归君。余取对正德元年江表黄氏钞本，间有异同，未可定谁优劣，当并储之。奈听翁欲取归传录，任其携去，议价而未及予银。岂知不及一月，听翁竟作古人，余一闻信，即从伊族侄探听此书，惧其家之抛掷也。九月十有四日，余赴洞庭，钮匪石招观剧《旗亭路》，出金阊，过萃古斋，适听翁子在，问其书，依然无恙，急携以归，仍许给前索二两银以践宿诺云尔。(《括异志》题跋)[52] 嘉庆癸亥九月七日，友人招饮旗亭，至晚始归。大儿玉堂以书友所携书二种首册呈览，曰：此山塘萃古斋之夥送来者。余问之，一为《吴志》，一为《史记》，皆宋椠本。……犹忆白堤钱听默开萃古斋，此老素称识古，所见书多异本，故数年前常一再访之。今老且死矣，书肆又不在山塘，余足迹亦弗之及。乃其子因此旧业，未可废。此地又无他书肆，于春间始设此小摊，主人既未识书，夥伴亦属盲目，而异书之得，仍由萃古斋来，余故特著之，以纪其事。(《吴志》题跋)[53]钱听默卒年，当在嘉庆八年(癸亥)之前，黄丕烈在题跋中最后一次提及钱听默的活动在嘉庆六年，[54]故钱氏之卒年应在嘉庆六年至八年之间。就目前所能见到的已刊黄丕烈题跋，关于著名书估钱听默的卒年只能如此考定。近得新材料，即黄丕烈壬戌(嘉庆七年)十月十日撰写的《虎丘山志》题跋，钱氏之卒年可以完全确定： 今秋以老病终，其子乞余又祭之。余与听默交最善，故不敢以不文辞。念听默交游最广，近如兰陵孙伯渊，其一也。因借名于孙公，其中有云“岿然灵光，摧颓何速。衰飒白堤，萧疏黄菊”，不胜室迩人遐之感。今日为其吊奠之期，怆然于怀，复检箧中所藏是书，聊志数语，以存梗概。④ 黄丕烈在嘉庆九年撰写的《韩山人诗集》题跋中谈及钱听默、陶正祥之后皆承家业，其中有一句“景开之后，虽业书而毫无所知”。[55]其意殆自钱听默之外，他与钱氏后人少有交往，但仍有在萃古斋购书的记载。萃古斋的生意尽管声光不再，但文献中仍有钱听默孙子业书的记录，胡尔荥《破铁网》云： 吴门书估钱姓者来，云是听默老人之孙。携示旧刻《白虎通德记》一匣，宋板《文苑英华辨证》八册、元刻《方舆胜览》残本(内缺者三册)，皆妙品也。闻近皆归浙中。[56]《破铁网》成书年代不可考，书末第一跋为管庭芬道光元年作，暂以此作为界限，则可知包括钱苍佩在内乌程钱氏四代于乾嘉年间皆以贩书为业。将文献中所见钱氏萃古斋贩书活动作一辑录，从乾隆五十五年至嘉庆十年，可辑编年性史实10条。就书籍的流通交易或书林掌故而言，黄丕烈在《陈众仲文集》、《夷坚志》、《刘子新论》、《宝晋英光集》、《括异志》、《玉峰志》、《陶渊明文集》、《韩山人诗集》、《周职方诗文集》诸书题跋中提到钱听默或萃古斋，只是具体活动时间不能断定。 这些记载中，有多条显示钱听默对古书或相关人事的独到见解，正是因为这些看家本领，与其交往的文人学者也常获益。黄丕烈称“白堤钱听默，书友中巨擘也，其遗闻逸事，有关于书籍者所得最多”。(《渭南文集》题跋)[57]此外，如顾广圻，亦“喜从两人(朱文游、钱听默)问各家遗事颇悉”。(《清河书画舫》题跋)[58]吴骞云：“余至吴门，恒与书林钱景开相周旋。景开往来维扬，游于玲珑山馆马氏，多识古今书籍，余尝拟之宋之陈起。”[59]类似钱听默、陶正祥、陶蕴辉等业书者的出现，应当作一种文化群体来考察。这一群体出现在江南地区，是因为此地有极为丰富的处于流动状态的古书和字画资源，更是因为此地有一批有眼光的藏书家，有众多需要古书和画的文人学者。专业化或高水准的需求造就了非同一般的业书者。《天一阁书目》卷首载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初七日上谕：“又闻苏州有一种贾客，惟事修卖旧书，如山塘开铺之金姓者，乃专门世业，于古书存佚原委，颇能谙悉。”[60]据王欣夫考证，“金”疑“钱”之讹传。乾隆谕示中“有一种贾客”用语较为特别，其意应是指这些业书者的非同寻常、非同往昔。乾隆三十八年，大约是清代考据之学新时代的开始，而此前钱、陶这些人已经营了多年，“专门世业”意味江南地区已经有相当成熟的交易市场。钱、陶北上，谙悉“古书存佚原委”的书业风气亦随之入京城，并因为四库修书事业得到强化和扩散，造就一种与江南地区相呼应的京师书籍流动中心。如同陶正祥五柳居是南方书籍流入京城的中转站一样，钱听默似乎也是这样的媒介人物。黄丕烈在《虎丘山志》题跋中指出：“四库搜访遗书时，(钱氏)曾为巨公某延入书局，故《天禄琳琅》中亦载其姓字，亦可为荣矣。”⑤此“书局”不能考其性质，难断是官办，还是私营，但钱氏进入京城，可推知或者任书籍鉴别之职，或从江南搜购书籍。总之，在当时藏书家或读书人中，当是一件显眼之事。 六、结语 从群体来看，清代的书估具有地域特征，譬如在京城的书估，先是以江西金溪人为主，后被附近的衡水人取代。贩书不是一项简单的手艺，它要求从业者要具备一定的书籍知识，把握文化教育的动向，还要耳目灵通，捕捉藏书家兴衰信息。贩书自有其传统，书估在清帝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有推波助澜之功。这一文化贡献，对于活跃在环太湖地区的湖贾而言，似乎更为明显。他们促使东南地区的书籍充分流动，同时将南方的图书资源转运北方，促使文化资源的均衡配置，从而在京城形成一个书籍交流中心，为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的形成注入丰富的内涵。 注释： ①此外，《咸淳重修毘陵县志》、《豫章黄先生外集》二书题跋所及“书船友邵姓”，很可能是邵宝墉。 ②见于《黄丕烈书目题跋》中《咸淳重修毘陵县志》、《草莽私乘》、《新定续志》、《得月楼书目》、《何博士备论》、《刑统赋解》、《齐民要术》、《普济方》、《书苑菁华》、《西溪丛语》、《陆延枝说听》、《江淮异人录》、《碧云集》、《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豫章黄先生外集》、《侍郎葛公归愚集》、《湖山类稿》、《知非堂稿》、《张光弼诗集》、《韩山人诗集》、《美合集》、《优古堂诗话》诸书题跋。 ③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七还记载了汪中在书贾处借书故事：“君生七岁而孤，家夙贫……及长鬻书于市，与书贾处，得借阅经史百家。于是博览典籍，谙究儒墨，经耳无遗，触目成诵，遂为通人焉。”见《汉学师承记笺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11页。 ④黄丕烈《虎丘山志》题跋，南京图书馆沈燮元先生2012年8月2日提供。 ⑤黄丕烈《虎丘山志》题跋，南京图书馆沈燮元先生2012年8月2日提供。 原载：《学术研究》2017年第7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