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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开科传》本事、成书时间及版本考

http://www.newdu.com 2017-10-30 中国文学网 文革红 参加讨论

     《女开科传》不分卷十二回,又名《虎丘花案逸史》,题“岐山左臣编次,蠡庵居士批评”,是清初一部较有特色的才子佳人小说。本文拟就《女开科传》本事、成书时间、各版本的刊刻年代和地点等问题进行考证,力图揭示《女开科传》写作与刊行的真实面貌,使《女开科传》的研究得到进一步的深化。
     一、《女开科传》本事考
     《女开科传》主要描写了清初南直隶苏州府秀才余丽卿名士风流,与青楼女子倚妆相交,并招集众妓女模仿科举,进行考试,以定高下,结果被告发,逃逸,后发愤读书,终于中举做官,与所选青楼女子团圆的故事。小说所写女子开科考试之事,是古往今来闻所未闻的一件新奇事,但作者却是以当时发生的实事为蓝本进行加工和创作的。
     女开科事件确有其事其人。孟森《心史丛刊·王紫稼考》对女开科事件作了详细的考证,事件发生在苏州,时为顺治十三年。褚人获《坚瓠集》云:
     “顺治丙申(十三年)秋,云间沈某来吴,欲定花案,与下堡金又文重华,致两郡名姝五十余人,选虎丘梅花楼为花场,品定高下。以来云为状元,钱端为榜眼,余华为探花,某某等为二十八宿。彩旗锦幡,自胥门迎至虎丘,画舫兰桡,倾城游宴。直指李公森先闻而究治,沈某责放,又文枷责,游示六门,示许被害告理。下堡有严五,于鼎革时取又文饷,已而又文告官,置严五于狱。严妻顾氏,因赴诉,刎于直指前。李公杖毙又文于狱而释严。”[1]96-97
     又据孟森考证,娄东无名氏《研堂见闻杂记》亦记载此事,云:“又有一金姓者,为宰相金之俊宗人,恃势横甚,而家亦豪贵,为暴甚多。前有杀人事,未白。李公既来,复聚全吴名妓,考定上下,为胪传体,约于某日,亲赐出身,自一甲至三甲,诸名妓将次第受赏。虎阜,其唱名处也,将倾城聚观。公廉得之,急收捕,并讯杀人事,决数十,不即死,再鞠,毙之。欢声如雷。”[1]99-100
     《女开科传》所记“虎丘花案奇闻”无疑指的就是这件事。云间沈某即沈睿,金又文为明宰相金之俊之宗人,江南巡按李公森字琳枝,或作琳芝。山东掖县籍,平度人。崇祯庚辰进士,曾投降逆闯,任过伪职,入清以后,担任江南御史。此人素有铁面之称。《湛瑶述闻录》记载:“李森先,平度州人。顺治中,巡按江南,置奸胥之十一人于法,民大悦。”[3]98召集妓女开科考试、品定花案一事,本为金又文等文人的游戏行为,于装点太平未必无益,却因此而招来杀身大祸。李森先之所以将金又文等人重处,其性质实际是对苏州地区豪强势力的打击。孟森认为“据褚氏所记,森先之摧折豪士,可谓酷矣。”并认为“从杀风景而论,森先实有此嫌。”[1]99《研堂见闻杂记》则谓此事大快人心,可见,当时人对此事的看法并不一致。此事发生在顺治十三年,褚人获为苏州人,且记录于康熙间,于顺治丙申耳目相接,所记当确实无疑。
     《女开科传》将“虎丘花案”写入小说中,将故事悲剧的结局改成了喜剧。主角余丽卿为苏州人,似影射金又文;被巡按杖毙者改成焦姓,其妻子后来前来寻仇,似影射严五。小说中花案的主角逃脱,后还中举做官,与所选青楼女子团圆,和金又文被杖毙狱中的结局大不相同。小说第十二回蠡庵评曰:“生者可死,死者可生,真者可假,假者可真。而奸尻节烈、风流苦恼、奇怪百出,人鬼集投,盖无一不于是说见之。”[2]8即指明了小说内容生死转移、真假颠倒的虚构性质,而作者进行虚构之目的不过是借小说寄予身世之感,反映社会人生,穷尽世态百相。小说认为李森先对花案一事的处理颇为得体,第十回《凭好梦鬼窟全生》云:“一日,偶凑一位过往大官府回京,路从江南苏州府经过。听得父老,歌颂前任巡方德政,遐迩合一,即汉之张炯、唐之李佑、宋之唐介,亦不过是,口碑载道,与论检同。诚当今圣朝之真御史也。这过往官府已是击节称叹,又闻拷问花案一宗,杖死首犯一名,其余都置不问,说道:只这一宗,可谓宽严得体,情法兼尽。雅不欲以书生妓女游戏之事,株累无辜。即此便已见铁面所为,不恶而严之妙政。”[2]8将李公比作清官一类,对森先颇有偏袒之意。作者谅也是一位官场中人物,自称“左臣”足以说明是已经去官的官僚。作者最后将团圆中举的希望寄予处理花案的御史,颇有为此事翻案的意思,只不过这是不切实际的空想罢了,反映了其世界观的局限性。
     小说第五、六两回还提到和尚三茁和王子弥被杀始末,事发于顺治十二年,在当时是轰动一时的新闻,王子弥即王紫稼,或作王子嘉,明末清初昆曲名角,与之相交的文人有吴伟业、尤侗、徐轨等。三茁即三折,或作三遮。褚人获《坚瓠集》记载:“顺治甲午(十二年),巡按李森先访拿三拙和尚及优人王子嘉,立枷于阊门,三日而死。”[1]98顾公燮《丹午日记·哭庙异闻》记载:“国初有三妖:金圣叹儒妖,三茁和尚僧妖,王子嘉戏妖,三人俱不得其死。”[3]王紫稼因为与胥吏勾结,参与不法勾当,所以招来杀身大祸。这件事实际上也是李森先对苏州地区胥吏豪强势力的一种打击。杀死王郎,实在也是一件“煞风景”的事情。丙申(顺治十三年)之后,与王紫稼交好的龚芝麓有挽诗,因此,王紫稼死于顺治十二年的记载是可靠的。
     小说对三茁、王子弥之死,似无微词,正如孟森所云:“森先之杀王郎,吴人似无冤词。”[1]99反映了当时一般人的观点,不过,作者对王子弥之死还是有些惋惜之意,对三茁之死则认为罪有应得,并借此对佛教之虚伪、骗人的本质进行了描写和批判。
     《女开科传》记载的这两件事,均为实事,然而作者却充分发挥其丰富的想象力和洞察力,围绕“花案”一事,将各种人物串连起来,展示出广阔的社会场景,塑造出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使事件的意义得到大大的深化。
     二、《女开科传》成书时间考
     《女开科》成书时间究竟是在哪一年,由于书中没有明确的年月记载,所以给我们的判断造成了一定的难度。汪孝海《〈女开科传〉成书时间及版本梓行考略》(载《明清小说研究》1991年第3期)认为作于康熙四十四年到四十五年间。这一判断似有滞后的情况。汪氏因书中第四回有“犹忆二十年前,盛作迎神赛会,必要争相搜索,妆扮一个绝奇绝幻的故事,出类拔萃,以惊耳目”之语,而迎神赛会在康熙二十四年汤斌颁布《禁赛会演戏告示》之后,就在江苏一带销声匿迹,遂谓书作于康熙四十四年左右。我认为仅凭这条资料,还不足以证明作品的刊刻究竟是在哪一年。迎神赛会的全盛时期在万历庚寅(三十八年)以后,截止到康熙二十四年为止,万历以降、康熙二十四年前的任何一年都可能有迎神赛会,作者所回忆的究竟是哪一年的迎神赛会,我们无法断定。他之所以描写二十年前的迎神赛会,是因为那时的迎神赛会较为盛行,而现在较为稀少,故有回忆一说。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三种:1.他本来是居住于苏州的,但后来迁移到别的地方去了,而其他地区迎神赛会较为稀少,所以,他只记得苏州地区二十年前的迎神赛会。2.作者没有外迁,但苏州地区清初由于受到战火的影响,二十年间迎神赛会很少举行。所以,作者所回忆的二十年前的迎神赛会有可能是在清初回忆明末的情况。3.迎神赛会在康熙二十四年之后被汤斌禁止之后消失了。究竟是哪种情况我们无法断定,所以,我们无法凭这一段记录来断定小说的刊刻年代。再者,从避讳情况看,小说中“玄”字皆不缺笔,说明小说不可能晚至康熙中期,更不可能晚至康熙四十四年之后。汪孝海在古本小说集成本《女开科传》的前言中修正了这一观点,认为书之出现在康熙中叶以前,这一判断大致接近实际的写作年代。
     本人认为,《女开科传》成书时间约在顺治末至康熙初年,考证如下:
     第一,森先之杀王郎、三茁在顺治十二年,杀金又文在顺治十三年,则小说之作最早不应早于顺治十三年。
     第二,小说第五回云:“近又看《无声戏》中,有一秀才,以千金聘娶一个娈童,花烛合卺,俨然夫妇。后因此童,年纪渐大,欲窦盛开,恐怕相聚不久,又虑红颜衰落,日夜抱持涕泣,此童亦深体他怜爱,已到极处,无可表着自己的贞节,忽然想出一个妙计来,暗地里自加宫刑……”[2]这是李渔《无声戏小说》第六回《男孟母教合三迁》的故事,此处对小说内容叙述颇详细,显然是在看过小说后不久即写作的,所云“近看”也表明了这一点。那么,作者是什么时候看到《无声戏小说》的呢?《无声戏小说》由张缙彦在浙江任浙布时为李渔刊刻,张系顺治十一年始任浙布,十五年二月迁工部右侍郎,此书当刻于离任之前。小说于顺治十七年被禁,作者看到《无声戏小说》必然在被禁之前。作者如此大胆、详细叙述《无声戏小说》的故事内容,如果此时《无声戏小说》已被禁,作者势必不可能在书中大书特书小说的内容。
     第三,小说第十回提到袁于令《西楼记》、卢次楩《想当然》:“不料满城尽数晓得花案奇闻,无不盛传新异,既奇其事,又奇其人,殊不知袁令昭之《西楼记》中有品曲,卢次楩之《想当然》内有评花,何往非才人美女之佳致。”[2]《西楼记》流行于崇祯、顺治间,顺治二年袁于令还在家中演出《西楼湖》。《想当然》为周亮工门人王光鲁托名卢次楩作。卢次楩为嘉靖时人,《想当然》为明末作品,因书中卷首有谭元春《批点想当然序》,则此剧当成于天启崇祯间。周亮工《因树屋书影》云:“予门人邗江王汉恭,名光鲁,所作《想当然》……托名卢次楩之名以行,实出汉恭手。”[4]小说将《想当然》仍看作是卢次楩的作品,显然是在周亮工《因树屋书影》出版之前,也即康熙三年之前,否则,对戏曲颇为熟悉的作者不会犯这样贻笑大方的错误。因此,《女开科传》的写作时间应在顺治末至康熙间,且不会晚于康熙三年。
     第四,名山聚刊本《女开科传》“玄”字不避讳,如第二回:“强对管弦收涕泪。”第四回:“管弦中夜几家炉”、第十回“二人听了,泫然不止。”“弘”字亦不避讳,如第九回“公孙弘”,此为书刊刻于顺治、康熙初年之明证。
     第五,从刻工来看,此本刻工题“黄顺吉刻”,黄顺吉顺治十七年刻《续金瓶梅》插图,康熙元年刻《赛花铃》插图,康熙十九年刻《后三国石珠演义》插图,明末清初人。因此,其生活年代主要是在顺治末、康熙初年。此书的刊刻时间大致也应在这一时期内。
     所以,综合各方面情况看,《女开科传》之成书不应早于顺治十三年,不晚于康熙中期以后,大约成书于顺治末、康熙初年。
     三、《女开科传》版本梓行考略
     《女开科传》现存版本三个:哈佛本、名山聚刊本和何必居梓行本,分别介绍如下。
     1.《新采奇文小说全编万斛泉》,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藏,封面佚,缺第5、6回,评语亦残缺。“晓铃谨按:撰者佚名,署:岐山左臣编次,蠡庵居士批评。序文末署:江表蠡庵,下钤朱文椭圆印章‘章矦’……单叶图六幅,末叶署:古越马云生写。”[5]300齐如山考证:“《万斛泉逸史》考系唐寅托名作此,概在弱冠前后所出,可谓一部烟粉的自述。”[5]299-300唐寅于顺治十三年早已作古,所以,唐寅托名作之说当然是不正确的。刊本内容与名山聚刊本同,实为一书。
     2.《女开科传》,名山聚刊本,大连市图书馆藏。半叶八行,行十八字,写刻,图6叶,末叶署:“古越马云生写”。目录题:“岐山左臣编次,蠡庵居士批评”。首《引》,题:“江表蠡庵”,下刻椭圆印章“章矦”。此本版式、序、题署、插图、内容均同于哈佛本,但评语有所不同,书名也不同,可见并非同版。
     3.何必居梓行本,日本宝历甲戌(乾隆十九年)《舶载书目》著录,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藏,与名山聚刊本应同属一源,残缺改纂不少,当系晚出。
     这三个版本刊刻时间之先后,学界看法颇不一致。辜美高先生认为“应以哈佛本为最早,大连本次之,庆大本最晚。”[6]而汪孝海则认为:“大连本印于前,当在康熙年间;哈佛本印于后,时为雍正年间;庆大本则可能是据大连本梓行,又在哈佛本之后。”[7]
     本人趋向于辜美高先生的意见,以哈佛本为最早。哈佛本为原刻本我们可以从小说中找到内证。大连本末回蠡庵跋曰:“读《万斛泉》竟,不觉拍案大叫曰:‘游戏三昧,已成劝惩全书,愤世绝俗,半多诙谐笑话。’”[1]可见,此书原名《万斛泉》,名山聚刊本将书名改换成《女开科》,正文及目录都改了名,跋中则忘记改正,从而留下了书的原名的痕迹。哈佛本序后的图章为朱红色,当即首刊时所钤,亦可以说明哈佛本为原刻本,名山聚刊本有可能是哈佛本的翻刻本。由此可知,《女开科传》原名《万斛泉》,现存三个刊本中,最早的刊本为哈佛本,其次是大连本,最晚是庆应本。哈佛本与大连本“玄”字不避讳,当是在康熙中期之前所刊。何必居刊本则在康熙初期以后了。
     至于《女开科传》的刊刻地点,我们从作者可以大致推定哈佛本《万斛泉》刊刻于苏州地区。作者“岐山左臣”,又名“逸史”,苏州人。
     首先,小说第十一回《陡题名喜联待诏》中店主人打着苏州乡谈说了一大段的苏州话,这段说话非苏人莫办,说明作者习用苏州方言。
     其次,作者“逸史”和评者“江表蠡庵”又分别见于清初刊本《金粉惜》,题“梵香阁逸史搜辑、湖上客蠡庵评润”,《金粉惜》扉页题:“古吴梵香阁”,可见,这位“梵香阁逸史”当是苏州人,“湖上客蠡庵”则是寓居杭州者。《金粉惜》与《女开科传》同时而稍前,同样由“逸史”搜辑、蠡庵评论当不是巧合,显然这两人分别就是作《女开科传》的“岐山左臣”和“蠡庵居士”。因此,“岐山左臣”就是古吴梵香阁逸史,苏州人。也有人认为两人实际上可能就是同一个人,姑置不论。《金粉惜》刊刻于苏州地区,《女开科传》的初刊本哈佛本也有可能是在苏州刊刻的。
     《女开科传》第二个刊本为名山聚刊本,名山聚书坊在绍兴地区。名山聚康熙十三年刊《梁昭明文选越裁》,[清]洪若皋辑评,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87册收,首作者自序,末署:“康熙岁次甲寅(十三年)腊月天台洪若皋虞邻氏题于会稽旅舍”,序云:“今岁罹闽寇之变,避地越城,家园邱墟,室庐倾荡……书成,汇为十有一卷,命之曰《梁昭明文选越裁》,裁者何?志删也。越者何?志地也,亦志僭也。”序写于绍兴,序中交代此书是作者在绍兴避兵灾时写作与刊刻的,书名“越裁”,正点明了刊刻地。所以,名山聚显系绍兴书坊,活动于清初。则名山聚刊本《女开科传》当刊刻于绍兴地区,此本最后一叶插图记绘工曰:“古越马云生写”,“古越”指绍兴地区,则马云生为绍兴人,从画工可进一步证明名山聚是绍兴地区书坊。
     何必居刊本,现藏日本,究竟为何地书坊,由于缺乏可靠证据,有待于考证。
     四、关于“章矦”印章
     大连本和哈佛本都有《引》,末署:“江表蠡庵”,下钤椭圆形“章矦”印。章矦即陈洪绶。此印章是陈洪绶的,还是伪作的,有必要进行一番考证。
     陈洪绶,字章矦,幼名莲子,一名胥岸,号老莲、小净名。明末清初著名书画家,与崔子忠齐名,世称“南陈北崔”。生于明万历二十六年,清顺治九年病逝。从《引》的字体来看,书法风格与陈洪绶书法《行草手札》颇为一致,使人对《引》出自陈洪绶之手深信不疑。但从《女开科》刊刻时间来看,陈洪绶又不大可能为《女开科》写序和作评。陈洪绶卒于顺治九年,《女开科》之作至少在顺治十三年以后,所以,此印章显然是假冒的,冒用者不仅用了陈洪绶“章矦”印,而且连《引》的字体、版画风格也极为接近陈洪绶,可谓用心良苦。陈洪绶在清初版画界名气颇著,绘有《西厢记》、《娇红记》等戏曲名著版刻插图,醉耕堂刊本《王望如评论水浒传》四十叶插图也由他捉笔,十分生动传神,风靡一时。江表蠡庵冒名陈洪绶,可能是借以促销吧,这对于书坊来说,是惯用的伎俩,不足为奇。在清初找到一位书法风格类似于陈洪绶的书画家还是颇容易的,因为模仿、师法他的人不在少数。据《陈洪绶年谱》等资料可知其妾胡净缦、女陈道韫、子陈字,均善书画,其子之画绰有父风。其他如来吕禧、陆曾熙、罗坤、弟子严湛、陆薪、司马集、魏湘、沈五集均师法陈洪绶。既然印章是假冒的,那么,为《女开科》作评和写序的江表蠡庵自也不是陈洪绶,而是另有其人。
    【参考文献】
     [1] 孟森.心史丛刊(外一种)[M].长沙:岳麓书社,1986.
     [2] 古本小说集成委员会.女开科传[M].古本小说集成[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本书据大连图书馆藏名山聚刊本影印.
     [3] 丹午笔记、吴城日记、五石脂[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163.
     [4] 周亮工.因树屋书影[M].康熙三年刊本,上海图书馆藏.
     [5] 齐如山撰,吴晓铃辑.哈佛大学所藏高阳齐氏百舍斋善本小说跋尾[A].《明清小说论丛》第一辑[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300.
     [6] 辜美高著.明清小说研究集丛[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9.
     [7] 汪孝海.《女开科传》成书时间及版本梓行考略[J].明清小说研究,1991,(3).
    原载:《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65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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