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稗(Bài)是一种类似于谷秧的野草，果实非常细小，古人取其卑微之意，有时称小官为稗官。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所以后世称野史小说为稗官，而古小说亦有古稗之称。中国是诗的国度，在古时候，小说是难登大雅之堂的。因此，中国小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没有专门历史的描述。1923年，鲁迅先生发表了著名的《中国小说史略》，结束了中国小说自来无史的局面。后来他又出版了《古小说钩沉》，对我国中古时期的多种古稗文献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学术是不断演进、不断发展的，回顾现当代古稗整理与研究的历史，李剑国教授绝对是一位重要的学者。他的《唐前志怪小说史》和《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以下简称“《叙录》”)，早已成为驰誉学林的学术专著，无须笔者赘言；在这里，笔者拟略作评介的是他的新著《新辑搜神记·新辑搜神后记》(中华书局版，以下简称“《新辑》”)。这部书无疑是李先生对二十一世纪中国学术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新辑》的首要特点在于义例谨严，方法得当。古人著述皆有义例，如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刘孝标《世说注》和李善《文选注》，莫不如此。所以李先生对《搜神》二记的整理，也是首先明其义例，定其方法，如本书《前言》所云:“诸书所引《搜神》二记佚文，书名还常常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同一条故事往往此作《搜神记》而彼作《续搜神记》。甚至同书所引也常常自相矛盾，这主要是因为《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类书大抵取材前代类书，材料来源出自多处的缘故。今本辑录者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极为粗率，或者归属失当，或者二书并辑。笔者的处理原则是，凡遇到这种情况，首先要确定故事发生的时代，凡在干宝之后者自然属于陶书。……如果从以上几方面都无法判定的话，笔者确定了三条原则，就是从早原则、从众原则和干书优先原则。……所谓从早原则，就是以早出书为准。……所谓从众原则，是说诸书或不同版本所引有歧，以多者为准。……所谓干书优先原则，是说在出处两歧的情况下，凡时代早于干宝的，一般辑入《搜神记》。”此外，作者拟定的《辑校凡例》，也贯穿于全书。其原则与方法，严密而科学，成为全书的灵魂。而取材广泛，长于甄别，也是《新辑》的突出特点。《搜神》二记作为我国中古时期的志怪小说，举凡天地、山川、草木、鸟兽、虫鱼乃至神仙、鬼怪等等无不涉及，然而时代湮远，文献既多阙失，而又歧出互见，错综复杂。《新辑》参酌唐宋元明时期的各大类书、释典、道藏以及经、史、子、集乃至笔记、稗编等等(详见于书后所附长达31页之《引用书目》)，可谓渊综广博；不仅如此，作者尤长于甄别判解，因而能够寻其枝叶，究其所穷，犹如江海之浸，膏泽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作者在丰富的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得出自己的判断，非常令人信服。就辑佚、校勘之学而言，今必胜于古，后必胜于先，而后人之工作又必须以前人之工作为基础。经李剑国教授考定，干宝《搜神记》和陶渊明《搜神后记》在宋代即已亡佚，至明代著名学者胡应麟始辑录之。“胡应麟在辑录《搜神记》时同时也辑录了《后记》”，此本在刊刻时又经胡震亨、姚士粦等人修订(见《新辑·前言》，下引此文不注)，故胡辑本为最早之辑本，筚路蓝缕，值得重视。而汪绍楹校注的《搜神记》和《搜神后记》即以清张海鹏所刊《学津讨源》本为底本，为近二十年古稗研究者必读之书。《新辑》既明了前人之失误，又能充分汲取前人之成果，故能为之重新辑佚校理，成其古今兼赅、超古越今之学，作者的勇气和造诣，令人叹服。如《新辑搜神记》，较旧本新增四十七条，《新辑搜神后记》较旧本新增八条。书前的长篇《前言》具重要之学术价值，书后的五种附录则为全书之根基所在，亦足资研究者参考。 总之，《新辑》作为古稗整理方面的新成果，取得了超古越今的重大成就，具有典范的意义。此书的面世，必将嘉惠学林，泽被后世。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8-06-0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