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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古籍学的释义以及现今的体系概况 1 中国古籍学的释义 我想探讨这个问题是出于两个原因：其一，就是在国学论坛大家对于古典文献学内容和学科界定的小讨论，包括我在给其他人介绍我的专业时遇到的一些困难：开始我也尝试使用现在普遍采用的"文献六艺及其他"的学科内容介绍，也就是说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以及辩伪、辑佚等等，但是究竟和中国古代文史研究又有什么区别，因为其他专业学科也做这方面研究。进一步遇到第二个困难，也就是第二个原因：既然称为古典文献学，称谓"学"可能有两种含义，一种学问，比如"红学"，另外就是一个学科，显然作为一个专业的古典文献学应该是学科的意思，但是问题随之而来，既然是一个现代学科，那么首先需要具有一个学科系统。可是现今古典文献学这个学科体系只是处于初步阶段，并没有建立。所以带着这两个问题，我想做一些自己的初步思考。 中国古典文献学在现有的学科体制中属于二级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称作"古典文献学"，而在历史学一级学科下被称作"历史文献学"。有学者认为从专业称谓上的差异说明两者侧重点有所不同，前者侧重于文学文献，后者侧重于历史文献。关于这两个二级学科的区别侧重，除了所属一级学科不同，还有历史原因：古典文献学专业是1958年在北京大学创立的，参与提议的有文史哲各系诸先生，最后鉴于小学基础的重要，所以挂靠在中文系下，同时又很特殊，可以想见古典文献学专业的创立远非囿于文学文献一隅，而立足于古代文史研究，从北大古典文献学专业后来的发展来看也是如此。当时没有成为一级学科独立出来是一遗憾，又因为有很多学校没有成立古典文献学专业，所以就有了后来历史文献学专业的创立，这主要由历史研究学者提议创立的。从研究内容和方法上来看两个学科差别不大，只是历史文献学专业从研究历史出发，重点在史料文献的研究，当然文献相对的概念比较广，包括有文字的历史资料。而古典文献学专业则侧重于古籍的研究尤其是传世古籍的研究，比如文书档案对于历史文献学专业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而古典文献学专业则一般不深入涉及。但是由于中国古籍包括出土古籍数量巨大，所以两个专业研究内容基本重合，研究方法理论更是相同。所以长远来看没有成立两个二级学科的必要，如能成立古典文献学一级学科，联合壮大，必将促进古典文献学更好的发展。更有趣的是在学者们关于文献学的学科现状和"大文献学"的讨论中，希望把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图书馆情报档案学统一整合起来，成立新的文献学一级学科。 文献是一个太复杂太广的概念，从现代文献学的观点，可以是记录的有用的信息，即使退到古代和一般的概念也包括文字记录的资料，甲骨刻辞、金鼎铭文、玺印陶文、竹简文书、历史档案等等都属于古典文献范畴。如果以这个复杂的体系入手建立古典文献学体系，将面临太多的复杂情况。因此我想以古籍也就是古书的研究对象，把古典文献中最庞大的一部分拿出来，对古典文献学的系统化做初步思考。所以称之为中国古籍学的系统化思考，还要说明一点，古籍包括传世和出土古籍，但是不包括文书档案铭刻等文字资料。另，下文中国古籍学简称为古籍学。 2 中国古籍学现今的体系概况 虽然没有学者使用"中国古籍学"这个概念，而是使用"古典文献学"或者"历史文献学"，但是概念范围基本是一致的。 文献学在中国由郑鹤声、郑鹤春兄弟在1928年合著的《中国文献学概要》一书最早使用，该书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开山之作。 但真正的文献学研究的繁荣则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据不完全统计，将研究古文献学或古籍整理为名的专著列表于下： 出版年份 书名 编著者 1930 《中国文献学概要》 郑鹤声、郑鹤春 1982 《中国古典文献学》 吴枫 1982 《中国文献学》 张舜徽 1985 《古籍整理概论》 黄永年 1986 《文献学讲义》 王欣夫 1988 《中国历史文献学》 王余光 1988-1998 《校雠广义》 程千帆、徐有富 1989 《古典文献学》 罗孟祯 1989 《中国历史文献学》 杨燕起、高国抗 1989 《中国历史文献学》 张家璠、黄宝权 1991 《中国历史文献学》 张大可 1994 《中国文献学新编》 洪湛侯 1994 《中国古文献学史》 孙钦善 1997 《中国文献学综说》 王燕玉 1999 《中国历史文献学》 谢玉杰、王继光 2000 《中国古典文献学》 熊笃、许廷桂 2000 《文献学纲要》 潘树广、黄镇伟、 涂小马 2001 《中国历史文献学》 曾贻芬、崔文印 2001 《文献学概要》 杜泽逊 2002 《中国古典文献学概要》 刘青松 2003 《中国古典文献学》 张三夕等 2003 《古籍整理学》 刘琳、吴洪泽 王欣夫讲稿《文献学讲义》经徐鹏整理，于1986年公开出版，讲课内容围绕目录、版本、校雠三方面展开。这部著作，大体反映了上个世纪60年代前后我国学者对古典文献学学科体系的认识。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文献学著作一方面仍以目录、版本、校雠为重点，另一方面又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古典文献学的学科内涵。如张舜徽《中国文献学》，不仅论述了古籍编撰的三种方式：著作、编述、抄纂，还介绍了前人整理文献的具体工作：注释、翻译、考证、辨伪、辑佚等，以及文献的散亡。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论述了文献的聚散、文献的类别体式、文献的辑佚和辨伪、典藏与阅读。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分版本编、校勘编、目录编、典藏编四编，对古文献的典藏做了详尽的论述。王余光《中国历史文献学》指出前人整理历史文献的方法，主要有辩伪、版本、校勘、辑佚、标点、注释、翻译、书目、索引等。这些方法主要是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历史文献的"言"与"义"的关系问题，一是历史文献的"无序"与"有序"的关系问题。从阐释学和现代文献学角度对古典文献学理论提供了有益的思考，极富创见。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除了系统的论述了我国古文献学发展历史和代表人物，绪论中对古典文献学科的界定和特点的描述也很系统全面。绪论指出古文献学就是有关古代文献典籍搜集、整理、研究和利用的学问。古文献学是以古代文献典籍的形式内容和整理的各个环节为骨架，构筑了所需要的古代语言文字、古籍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辨伪、古代历史文化等有关知识，以及运用这些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古典文献学是一门综合性的边缘学科，如上所述与很多学科都有关联；同时也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学科；又是一门基础性学科，对于古代学科的研究者是需要掌握的，因为它关系到对史料的搜集、驾驭、精通和考辨。洪湛侯《中国文献学新编》，分为形体编、方法编、历史编、理论编，努力建构古典文献学的完整体系，其形体编分文献的载体、体裁，体例、体式，方法编分为目录、版本、校勘，辩伪、辑佚，编纂。到这里已经基本形成了简练概括的古典文献学体系，只是对于形体编个人认为没有独立的必要，其中文献的载体和体式部分完全可以归入方法编中的版本，文献的体裁和体例完全可以归入方法编的编纂。潘树广等《文献学纲要》提出应用研究、理论研究、历史研究的三分体系，已经非常合理和清晰。但是《文献学纲要》力图构建古典文献学和现代文献学融合的大文献学，这的确是我们的最终目标，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古典文献学的体系和各领域的理论探讨还不够深入，没有达成共同和全面认识，时机还不够成熟。个人认为这个问题可以分三步来进行，首先，古典文献学和现代文献学分别完善自己的体系，并且同时关注对方体系的成熟，其中古典文献学还需要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在我们熟悉的古籍学的领域深入研究，建立体系，第二部在把古籍的概念扩展到文献，完成古典文献学的体系建立，最后完成现代文献学和古典文献学的体系融合，建立现代化的文献学新体系。 另外，除了以上专著，还发表很多有关构建古典文献学体系和探讨文献学的有关论文，根据个人搜集，列于下表： 发表期刊 期号 文章题目 作者 图书情报工作 1987（2） 古典文献学的重要课题——兼论文献学的完整体系 洪湛侯 武汉大学学报 1988 (6) 论文献学 王余光 河南图书馆学刊 1990 (4) 文献学研究状况综述 李景文 中国图书馆学报 1993 (3) 中国文献学研究发展述略 谢灼华、石宝军 中国图书馆学报 1994 (1) 文献学新论 周文骏、杨晓骏 河南图书馆学刊 1995（1） 关于文献学体系的来源 柯平 图书与情报 1995（2） 我国文献学的发展轨迹初探 杨晓骏 中国图书馆学报 1996（2） 论文献发展的基本规律 杨晓骏 河南图书馆学刊 1996（3） 关于文献学体系的研究法 柯平 图书情报知识 1997（1） 再论文献学 王余光 河南图书馆学刊 1997（3） 科学体系中的文献学 柯平 图书情报工作 1997（10） 文献学学科体系论略 田方斌、李惠明 图书与情报 1999（3） 中国文献学理论研究百年概述 王余光、汪 涛、陈幼华 晋图学刊 1999（3） 20 年来我国文献学理论研究综述(1978～1998) 谢灼华、朱宁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2000（1） 试论大文献学 于鸣镝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2000（3） 大文献学散论 潘树广 苏州大学学报 2000（4） 论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的交融 潘树广 学术界 2000（4） 我国文献学的现状及历史文献学的定位 冯浩菲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2000（6） 再论大文献学 于鸣镝 文史哲 2002（1） 试论文献学学科体系的改革 冯浩菲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 2002（3） 论文献信息吸收的若干形式 柳申林 情报资料工作 2002（5） 20世纪中国文献学回顾 李伟超 图书情报工作 2002（11） 20世纪中国文献学研究综论 王余光 图书馆 2003（3） 文献学在分类中的位置 梁树柏 现代情报 2003（5） 20 世纪90 年代的中国文献学研究 明海、罗德勇 图书馆论坛 2003（12） 文献学综论 骆伟 图书馆建设 2004（3） 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述论 王余光 以上所列论文多是论述建立现代文献学和大文献学学科体系的文章，但是仍然很有参考价值，应该看到现代文献学的长处在于理论和系统体系，而古典文献学优点在于应用，互相正应该取长补短。从上述所列如《论文献信息吸收的若干形式》一文中即可看到现代文献学的理论特长，信息吸收方式的分析对于古籍的编撰方式的研究就很有启迪意义。现在的情况是古典文献学的应用研究都非常发达，这是千余年来积累的结果，我国古典文献学有自己优良的传统，在整理和阐释古籍方面经验丰富，比如版本、校勘方面，现代文献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初步，应该从古典文献学中吸取经验，比如现当代文学版本问题，电子文献的版本校勘问题；另一方面，古文献学的理论体系不发达，有的只是单科的理论，如版本学理论，校勘学理论，甚至只是实践性很强的规律总结，这当然与古典文献学的实践性和工具性有关，由于是基础工具学科，所以理论研究和探讨的人也比较少。恰好，现代文献学有自己的理论优势，所以古典文献学的体系建立和理论讨论，可以从现代文献学吸取经验。互相学习的结果，正是会不断走向融合，形成完整独特的文献学体系。 二、中国古籍学的外部关系 学术史 思想史 文化史 中国古籍学 语言文字学(传统小学) 古代历史文化知识(可拟称为博物学) 古籍学与外部的关系如上图所示，即古籍学以语言文字学和古代历史文化知识为基础，而对古籍研究的结果是为了从中得到学术、思想、文化方面的收获，也就是古籍学目的所在。应该了解它们之间不是简单的层次的关系，是互相彼此渗透的，文献语言学和历史文化知识大部分来自于古籍，我们今天能够有理解的基础，是因为传承所致。另外，有时候对古籍的研究和阐释前提就需要学术、思想、文化方面的知识背景。 三、中国古籍学的系统化结构和内容范围 1 应用研究和内容范围 产生 流布 整理 阐释 载体 版本学 年代学 文字 校勘学 内容 目录学 阐释学 记录 编撰学 (编撰学) 古籍学应用研究门目繁多，关系复杂，如上文各种专著所述，计有：目录、版本、校勘、典藏、编撰、翻译、辩伪、辑佚、形体、整序等等。分析和整合构建体系非常困难，甚至好像无从着手，我们可以从纵横两个方向来分析古籍学的各个应用研究领域，纵的方向是按照古籍产生、流布、整理和阐释的过程，横的方向是按照古籍本身的载体、记录符号即文字、内容和记录方式的层次。把各个应用研究领域放到过程和层次的矩阵中，考察所在的位置和互相的联系，综合考虑，所以就形成了如图的体系结构，通过图表各领域的关系也可以表现出来。包括六个应用研究领域：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编撰学、年代学、阐释学。其中版本学、目录学、编撰学集中研究古籍的产生和流布，校勘学、年代学、阐释学集中研究古籍整理和阐释。其中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沿用了传统名称，但是和其它应用研究一样，都赋予了更大的视角，和相关内容进行了新的组合。下面分别介绍一下六个应用研究领域的内容范围： A 版本学 版本学主要包括古籍的载体、体式、印刷和出版发行方面的研究，这和传统的版本学范围大致相同。其中载体主要指古书的材质，体式就是各种材质构成的书籍形制。随着古籍的的电子化，相关内容也该被研究和纳入。 B目录学 目录学则比传统意义上的范围要广，包括古籍的分类，目录的编撰，流传存佚和典藏，另外，由于古籍的分类和目录的编撰是属于对古籍的整序的范畴，那么索引的编撰具有同目录一样的整序的性质，所以也归到目录学当中，电子数据库和检索也因此放到这里。 C 校勘学 校勘学和传统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随着古籍的电子化，相关内容也该被研究和纳入。倪其心《校勘学大纲》对校勘学的内容和任务有非常精辟的论述：一种古籍问世以后，在流传过程中不免发生文字语句的错误和不同理解的分歧。经过若干年后，由于时代的隔阂，便需要进行注解，进行校勘，这样就必然会产生不同的解释和订正。经过漫长历史的反复解释和来回校勘，最后形成多层次的重叠构成。因而从一种古籍的校勘而言，认真的要求存真复原，就是把每一层次独立出来，整理成若干种独立成家的古籍。这样，校勘学的实质是对于古籍文本包括阐释的历史层次分析，最终力图复原每一个层次的原貌。 D 编撰学 编撰学有四个层次：古籍的编撰方式，古书的体例，古书的体裁，编撰背景过程诸问题。古籍的编撰方式包括著，述，编，译四种：著指原创性质的著作，述的主要内容记录和注释，编就是编纂、编辑，译就是指翻译。其中辑佚当作一种编纂应归入编撰学，因为辑佚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编撰，性质无异。关于古书的体例，余嘉锡《古书通例》是一部极具妙旨的著作，书中总结古书单篇流传，成于众手，不断附益等等种种规律都被简帛古书的陆续大量发现所证实。古书的体裁包括古书的内容体裁和编著体例，如词曲、诗文评两类古书的分别，可以认为是内容的体裁不同；另外，如类书、笔记、经注的不同则是编书的体例不同。编撰背景过程诸问题包括编撰意图、背景，过程等等问题，这些对于我们理解古籍的内容也有很大帮助。 E 年代学 关于辩伪学，李学勤在《对古书的反思》中的指出：研究新发现的大量简帛书籍，与现存古籍相比，不难看到，在古书的产生和传流过程中，有下列十种值得注意的情况：一、佚失无存，二、名存实亡，三、为今本一部，四、后人增广，五、后人修改，六、经过重编，七、合编成卷，八、篇章单行，九、异本并行，十、改换文字。总的来说，除了少数经籍早已立于学官，或有官本，古籍一般都要经过较大的改动和变化，才能定型，那些仅在民间流传的，变动自然更甚。如果以静止的眼光看古书，不免有很大的误会。对古书形成和传流的新认识，使我们知道，大多数我国古代典籍是很难用"真"、"伪"二字来判断的。在"辩伪"方面清代学者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也有不足之处，其一些局限性延续到现在还有影响。今天要进一步探究中国古代文化，应当从这些局限中超脱出来。从这个角度看，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在学术史研究上也有方法论的意义。 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198页角注中提出其一向主张古书年代学代替辩伪之学，因为前者可以涵盖后者，后者不能涵盖前者。(《〈孙子〉古本研究》)致力于辩伪研究多年，著有《续伪书通考》的郑良树先生也提出类似看法，在所著《诸子著作年代考》代序：《论古籍辩伪的名称及其意义》中。古籍的内容，尤其是先秦古籍，很多内容是分层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附益的，或者直接将不同年代的资料进行合编。几乎每种古籍都经过不断的编辑整理，校勘注释，本身就是历史层累构成的产物。 另一方面，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中指出真伪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订材料的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也就是辨别真伪，把值得怀疑的书束之高阁不是我们的目的，调查清楚确认可信资料然后利用才是我们的目的。所以需要将古籍还原历史层次，进行古籍内容年代学的分析。但是年代学研究的主要指内容上的层次年代分析，文字上的属于校勘学范畴。 F 阐释学 受西方阐释学理论启发，重新审视我国古籍的阐释，董洪利《古籍的阐释》给出了古籍阐释理论构架，论述详见后文。 2 历史研究 历史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古籍学历史的研究，有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当然古籍学的各个领域的专史也同样重要，很多研究还很缺乏，目录学史、版本学史，校勘学史、编撰学史等等。 3 理论研究 这里的理论研究主要是指古籍学的一般理论，当然理论研究还应包括各个领域的应用理论，有些比较成熟的应用领域如版本学、校勘学，其中版本鉴定方法、校勘方法等比较完善，需要的是进一步完善，使其理论性思维概括更强，系统更完备，层次更精密。但是这些主要属于各应用领域研究的范畴，与应用密不可分。我们这里主要想探讨一下古籍学的一般理论。根据个人现在的思考，谈三个问题，当然远远不止这些，谈的也只是一点思考，很初步。在古籍学的三种研究中，理论研究最是缺乏。 1） 历史分析观念 古籍是在历史发展中形成和发展的，所以看待和研究古籍要有历史的观点，其实古代文史研究也是一样。 首先，要有历史层累构成的概念，这是贯穿古籍形成和发展的构成方式，在层次上是分层的，在时间上是一个过程。古籍的形成中就有层累构成的问题，也就是说编撰的过程就是有年代层次的，编撰形成定本是经过一个过程的。即使形成固定的本子，流传过程中文本转抄、印刷、校勘，也同样是层累构成的，结合编撰的分层次，形成了版本源流。经典著作同时不断的被阐释，又形成了上文校勘学中讨论的重叠构成。同样历史的层次也存在于目录学、阐释学和年代学中。 其次，要用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和研究古籍。就是不能以静止不变的观点，犯刻舟求剑的错误。以今律古常常要犯错误，因为事物是发展变化的。举个例子，余嘉锡《古书通例》指出先秦古书单篇流传，不著姓名，不皆手著。可见那时的编撰习惯和汉魏以后到现在有很大的不同，不了解这些，就无法理解先秦诸子的形成。 第三，看起来和第二点互相矛盾，就是要"以今律古"。但这么说的意思是一方面，事物的发展有变化也有继承，对于继承古代的部分，我们可以通过现今去理解古代。其实"以今律古"正是人类学运用的方法，只是要运用恰当。比如，通过清朝的皇史宬、孔庙、国子监去了解古代的相关方面的礼制；通过唐宋的封禅记载去了解秦皇汉武的封禅内容。当然要慎重，不可能百分百的继承，这种理解主要在感性认识和建立框架认识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历史的比较，余嘉锡《古书通例》指出先秦诸子类似后世之文集，这种历史的比较使我们对两个方面都加深理解，并且还可以略微看出其发展的脉络。 2） 考证理论 考证的方法是古籍学中最普遍应用的方法，也是古代文史研究最普遍的方法。在古籍学领域作用更是特殊，可以说离开考证，寸步难行。这就需要我们思考考证的理论问题。我们把考证方法定义为提出证据，然后通过逻辑分析和推理得出事实判断的学术研究方法。请注意这里得到的结论只是事实判断，而不包括规律性结论，因为得出规律性结论在人文领域需要归纳法，而不是考证法。那么我们讨论一下考证的一般原则，我想最先要提出一条最基本判断原则就是可能性足够大原则。人文学科的考证和自然科学的证实或者证伪不同，自然科学可以通过有限的公理，然后通过严密的逻辑得出需要证明的结论，或者通过实验验证结论的正确性。但是在人文学科，很难进行公理推理的模式考证，更难用做实验的方法论证。那么如何公认一个结论真实，或者用更准确的一个词可信，那就是在种种可能的情况中结论的可能性足够大，也就是其他情况的可能足够小，不能和结论的可能性相比。但如果有两个以上的情况可能性足够大的情况下，就很难得出一致的结论，在没有新证据改变这种可能性分布的情况下，此争论将维持下去。在此判断原则下，第一就是要求证据真实可靠，第二就是要求论证的过程中可能性推断不发生逻辑错误。 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指出："为什么在中国的历史学和语言学开了一个好的端绪以后，不能随时发展，到了现在这样落后呢？这原故本来显然，我们可以把一句很平实的话作一个很概括的标准：（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地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地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它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它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傅氏所说即学术的进步来自于材料的丰富和方法的创新，正可以对应于我们对考证理论的分析。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说："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然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猃狁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此三类之著作，其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会，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着以轨则。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经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 首先，需要得到更多的证据材料。这就涉及到如何取得更丰富的材料。陈氏一二所论可以看出王氏扩展研究材料的方法，王氏写过《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可见王氏非常重视新发现的材料，这是扩展材料的第一途径，也就是出土材料。第二途径就是应用前人没有用过的新材料，比如取其他民族或者外国的材料，在古籍学中即可以取周边国家对我国古籍的研究和整理，翻译等等资料。再比如，研究古代神话可以运用民俗学材料，研究古代文史运用大量早先不被重视的地方志、族谱等的资料。第三途径，原有资料经过整理组合，也能成为新的研究资料。比如《清代传记资料丛刊》把清代传记资料搜齐汇编，并且附有完善的所引，一样可以推动学术研究发展。 然后，丰富考证的方法。考证的方法一般可分为本证、理证、互证三种：本证即通过材料自身一致性的分析得出结论；理证即通过常识和其他可信结论得出结论；互证是通过多种材料的随机一致性分析得出结论。本证的方法相对使用较少，一般应用最多的是理证，如我们用认为可信的材料去考察另一材料，就是理证；一个事实的叙述，不符合生活常理的我们一般认为其不可信。但是应用前景最广的是互证法，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取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相互印证正是互证的方法，传世文献无法自身证实其可信，出土文献可信，却难以解读或者不完整无系统，这样通过两者的联系分析，取得相当大的一致性，那么对出土文献的解读和传世文献的可信论证就同时得到证明，即所谓互证。互证的双方都不能单独论证为可信，为什么可以互证，关键就在于两者之间的关系的随机性，也就是无相互直接关系，但是分析却得出很高的一致性，因为对于无关的两个事物存在高一致的概率很小，除非都是来自于同一真实情况的描述。要注意的就是互证的对象的外在无关性，如果是存在相互影响，那么即不可做互证研究。其实互证方法除了王氏的"二重证据法"，还有很多，如传世文献学与出土文献学的互证，还可以有很多领域，互证方法的应用需要大力开拓：比如古史、考古、民俗学的互证，文学和历史的互证，考古实物与传世文献的互证等等。 最后附带谈一下归纳方法得出规律性的结论，原则有二，第一，所得规律性结论，在其生效范围内，所有已知材料不能有例外情况；第二，如果有例外情况，需要给出例外的理由。 3） 阐释学理论 阐释学的理论是我们应该重视和思考的，因为这对我们理解和阐释古籍，利用它研究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等等是基础的理论，是重要的方法论。 董洪利《古籍的阐释》对古籍的阐释的论述概述如下： 首先，从作者、解释者和作品语言的关系的角度分析了追求原意说在理论和时间上的缺陷。作者需要表达的意图要受到语言的局限，作者意图所规定的作品语言和意象只能决定解释的大致范围和走向。同时随着作品的完成和作者语境的消失，一些作者认为十分确定的意义失去了其确定的情境，出现多义状态。作品脱离作者的语境后成为自主性的客体，向此后的解释者开放。解释者无论受到作品语言和意象多么大的引导和启示，也无法具有和作者一样的背景，并且每个解释者也都不同，所以解释也不可能完全相同。 进一步提出用以意逆志或视界融合的方法看待古籍的阐释。以意逆志即解释者以自己的理解方式在作品语言的限定下，去理解阐释作品欲表达的内容。视界融合是西方学者加达默尔提出的理论，他认为在历届过程中总是存在两个视界，作品的内容是作品的视界，解释者的背景等称之为前理解的解释者的视界。理解和解释的过程正是二者超越各自的独立状态相互间的距离，形成新的意义，融合为新的视界。 理解古籍阐释的这一规律，对于研究古籍的解释分歧，我们可以正确看待，对于古籍阐释的前提是作品的语言，在这个框架的限制内的解释出现多义状态是很正常的，无谓在这方面的争讼是不必要的，大可互相参考。通过对于作者视界背景不断了解，那么我们这种解释的范围将会缩小，但是对于作者视界背景了解的确定程度在理论上很难和可信的作品本身达到同一层次，只能让我们觉得那种理解可能性更大，而很难存在肯定的结论。关于古籍的阐释理论框架业已存在，只是需要精密化，细化，在古籍的研究中不断完善古籍阐释学的理论。 参考书目： 余嘉锡，《古书通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写于20世纪20年代）。 李学勤，《对古书的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倪其心，《校勘学大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李零，《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香港《九州学刊》3卷1期，1988年。 倪波，《文献学概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0年。 董洪利，《古籍的阐释》，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3年。 李零，《<孙子>古本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