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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最后说自己发愤著书：“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在《报任少卿书》中也明言：“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可见司马迁生前已经完成了《史记》一书，且为130篇。后来班固的《汉书·司马迁传》也采纳了司马迁的这些话，但又说“十篇缺，有录无书”；《汉书·艺文志》著录“太史公百三十篇”，班固本注云：“十篇有录无书。”但没有明确指出是哪十篇。《后汉书·班彪传》亦云：“司马迁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此后，关于《史记》的缺补问题引起无数争论。《史记》的缺补，是与《史记》断限问题紧密相联的。由于《史记》断限(尤其是下限)的许多争议，也造成了缺补问题的许多疑点。 《史记》缺补疑案总的看有两大关键问题，一是《史记》的亡缺问题；二是《史记》的补窜问题。 第一，亡缺问题。 关于《史记》的亡缺，古今以来的学者有多种说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1 亡《景帝本纪》、《武帝本纪》。东汉卫宏提出此说：“司马迁作《景帝本记》，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此说提出后，魏王肃、晋葛洪，相沿其说。古今以来的学者，梁玉绳、范文澜、余嘉锡等皆予以驳斥。由于此说缺乏证据，故信从者少。 2 十篇全亡说。班固提出“十篇缺”，魏人张晏提出十篇亡书的具体篇目，即《景帝纪》、《武帝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裴驷《史记集解》、司马贞《史记索隐》皆赞成此说。今人余嘉锡《太史公书亡篇考》，以丰富的资料进行详密的考辨，证明张晏之说不误，几乎成为定论。赵生群则以这十篇的“太史公日”以及版本、体例、内容等作为判断亡书的标准，详细论证十篇亡佚，认为今本十篇乃后人所为。。从目前研究来看，这一说法影响较大，但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3力十篇草创未成。唐代刘知几提出此说，他在《史通·古今正史篇》云：“至宣帝时，迁外孙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而十篇未成，有录而已。”其自注云：“张晏《汉书注》云十篇迁殁后亡失，此说非也。”《四库全书总目》卷45《史记提要》基本赞同刘知几的看法。但此说也有疑点：杨恽“宣布”《史记》时，未说“十篇未成”；此说虽以《日者》、《龟策》等传“太史公曰”与“褚少孙曰”并存为例证，但不能解释《史记》的全部情况，也没有足够的证据驳倒张晏之说。因此，此说受到余嘉锡等人的反驳。 4 十篇佚而复出、仅亡《武纪》。南宋吕祖谦《大事记解题》卷10提出此说，一是依据卫宏之说(见前)，认为“景纪所以复出者，武帝特能毁其副在京师者耳。藏之名山，固自有它本也。武纪终不见者，岂非指切尤其，民间亦畏祸而不敢藏乎?”二是依古文尚书的复出为例，认为《史记》亦有可能佚而复出。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1：“汉书所谓十篇有录无书者，今惟武纪灼然全亡，《三王世家》、《日者》、《龟策》传为未成之笔，但可云阙不可云亡。其余皆不见所亡何文。”此说的问题在于，一是立论的依据不牢靠，如前所说，卫宏的说法本身就有疑点，而将观点建立在此基础之上，显然不能说服人；二是以古文尚书的复出与《史记》十篇佚而复出相类比，本身就不科学，因为两者没有必然联系，也没有可比性；三是没有足够的证据驳倒张晏之说。 5 亡书为七篇。清人梁玉绳《史记志疑》卷7提出，《景纪》、《将相名臣表》、《律书》、《傅靳传》皆太史公手笔，张晏所说十篇只剩六篇，梁氏又加上《历书》，共七篇。梁氏主要从文字误写方面入手，认为古书中“十”与“七”书写容易混淆。梁氏此说，余嘉锡认为“其谬有七”，予以反驳。但作为一家之言，可备一说。 6 十篇未亡说。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认为：“《史记》有零星的补缀，却无整篇的散亡。《史记》每一篇中都不免有点假，但每一篇也都有一部分真。”此说立足于十篇本身的考释，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认为《武帝纪》是司马迁自己重抄《封禅书》，以此加重对武帝迷信鬼神的讽刺，则使人难以信服。 7 亡四存六(亡一残三存六)。 张大可立足于《史记》本证，解剖《史记》总篇数、总字数、断限三者的联系，全面统计《史记》各种断限字数，以表的形式对各种资料进行对照分析，参照前人研究成就得出了新的结论。张晏所云《史记》十篇亡书，今本有目有书，明显可考残缺者，《武纪》截自《封禅书》，《礼书》、《乐书》除篇前序文“太史公日”外，《礼书》系取荀子《礼论》及《议兵》篇补，《乐书》取《礼记·乐记》补，《律书》篇前亦存序文，后半截《律历书》补。此外各篇皆司马迁原书，非后世好事者所能补。例如《景纪》，尽管写得平淡，但并非《汉书》之旧，即使疑古过勇之崔适，也说《景纪》不亡。《日者》、《龟策》，皆为简而有法的议论之文，《三王世家》，《太史公自序》及“赞”文都有明确交代，不得云亡。《将相表》更是司马迁的奇特创造，以无字之序衬托倒书，表现无声的讽喻。《傅靳传》也是一篇寓有深意的传文，涉及现实，司马迁行文隐约而婉，遂至误认为芜陋而妄测为后人所补。因此，张晏所列十篇亡书目录，实为亡四存六，亦可云亡一残三存六。。张氏立论，综合前代各说的长处(尤其是李长之)，立足于《史记》本身的内证资料，有较强的说服力 对此问题，还有一些看法，如吴汝煜《关于史记的著述目的、断限及其他》一文，经过仔细分析，认为“张晏所列亡佚的十篇，并未全亡。《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礼书》、《傅靳蒯成列传》在未获明确证据以前，仍应视为司马迁原作。。《三王世家》中的‘太史公日’亦应视为司马迁手笔。其余则大概是后人续补的了”。近年来许多学者对此问题发表看法。目前，学术界对此问题的探讨仍在继续，可望有新的突破。 第二，《史记》的补窜问题。 所谓“补”，是指对《史记》缺亡的部分进行补写，附骥《史记》而行；“续”是指对《史记》以后的事件进行续写；“窜”是指其他文字窜入《史记》文本之中。这些情况的出现都与上述缺亡问题有密切关系。今本《史记》中有些篇章或者有些段落不是司马迁所撰写，明显有补窜痕迹，如《司马相如传赞》有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之语，《公孙弘传》中有平帝元始中诏赐弘子孙爵语，《贾谊传》中有贾嘉最好学、至孝昭时列为九卿语，等等，这些内容都是后人补窜。而对于《史记》缺篇的补写，裴驷在《太史公自序》末注文中引三国时张晏的话，说《史记》亡十篇，“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续，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列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认为褚少孙补了亡佚十篇中的四篇。张守节《龟策列传·正义》则认为褚少孙补十篇，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也认为褚少孙补十篇。但是，据《汉书·艺文志》、《论衡·须颂篇》、《后汉书·班彪传》注及《史通·古今正史篇》等，西汉后期补续《史记》的多达17家。张大可认为真正补续的只有褚少孙一人，其余均为续写西汉史，大都单独别行，与褚少孙续补附骥《史记》而行不同。赵生群则根据有关资料，认为真正补续《史记》的除褚少孙之外，还有冯商，《汉书·艺文志》对冯商所续《太史公》保留七篇，当是补亡之作；删除四篇，应是续《史记》之文。。这一观点，对于认识《史记》的补亡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史记》在流传过程中，也窜入了其他文字，失去原貌。至于《史记》中哪些属于窜入文字，古今以来的学者也有许多看法。最有代表性的是崔适，他在《史记探源》中认为， 《史记》属于今文学，由于刘歆的窜乱，乃杂有古文说。刘歆伪造《左传》，凡《史记》中出于《左传》的内容，皆为刘歆所窜入。而且，崔适列举八条理由证明《史记》断限止于“麟止”(元狩元年)，所以，“麟止”(元狩元年)后的记载皆为窜入。他认为，《史记》中有29篇为后人所补和妄人所续，它们是：《文帝纪》、《武帝纪》、《年表》第五至第十(6篇)、八书(8篇)、《三王世家》、《张苍传》、《南越传》、《东越传》、《朝鲜传》、《西南夷传》、《循吏传》、《汲郑传》、《酷吏传》、《大宛传》、《佞幸传》、《日者传》、《龟策传》。崔适还认为《年表》五至九为褚少孙所补，其余妄人所续。。崔适的一些观点颇有偏激之处。朱东润《史记考索》附《史记百三十篇伪窜考》一文，对“十篇亡佚”和崔适提出的29篇补续及其他说法涉及到的篇目共48篇进行辨析，有肯定前人者，也有反驳前人者，但有些问题也没有彻底解决。 据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史记总论》“史记附益条”，涉及《史记》补窜的篇目有34篇，它们是： 本纪2篇：《秦始皇本纪》、《今上本纪》。 表6篇：《三代世表》、《汉兴诸侯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间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年表》、 《建元以来侯者年表》。 书6篇：《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 世家7篇：《陈涉世家》、《外戚世家》、《楚元王世家》、《齐悼惠王世家》、《曹相国世家》、《梁孝王世家》、《三王世家》。 列传13篇：《贾生列传》、《郦商列传》、《张丞相列传》、 《郦生陆贾列传》、《田叔列传》、《李将军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 《平津侯主父偃列传》、《司马相如列传》、《酷吏列传》、《滑稽列传》、《日者列传》、《龟策列传》。。 这些篇目中，有些是褚少孙所补，，有些则是后人补窜。今人张大可经过详细考释，认为窜补篇目除以上34篇外，还有《孔子世家》、《韩信卢绾列传》、《匈奴列传》、《大宛列传》，并将所有补窜篇目内容分为四类：褚少孙等续史篇目内容、好事者补亡篇目内容、读史者增窜篇目内容、司马迁附记太初以后事篇目内容。共有16篇涉及太初以后记事，凡22人，是司马迁对历史变迁“综其终始”的简略附记，总计154l字，这些人和事集中在两件大事上，一为巫蛊案，一为李陵案。赵生群则认为，《史记》记事迄于太初，太初以后所记载的事件，是后人补窜。 补窜问题涉及到《史记》中的许多篇目。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应确定《史记》的下限，而下限问题历来有多种说法，有麟止说、太初说、天汉说、迄武帝末说等，这就给补窜问题的解决带来困难。而且，亡缺问题也还有多种分歧意见，也给补窜问题的解决增加了难度。因此，要解决补窜问题，还需要下大功夫解决与此相关的许多问题，为彻底解决问题扫清道路。 总之，《史记》的亡缺补窜问题一直是《史记》学史上的一桩疑案，它与《史记》的断限等问题纠缠在一起，给研究者带来许多困难。但这些问题又是重大问题，如果能彻底解决这些老大难问题，那么，对于搞清《史记》文本的本来面目、还其历史的原貌具有重要意义。也可以说，随着这些问题的逐步解决，新的校点本《史记》就要问世了。 原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年0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