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林藏”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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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林，即今日杭州。“武林藏”的资料，最早出现在《嘉兴藏?刻藏缘起》道开所撰《募刻大藏文》中。北京图书馆藏明万历本《募刻五台山大藏经会约》收录了道开这篇文章。道开说：“……太祖高皇帝既刻全藏于金陵，太宗文皇帝复镂善梓于北平，盖圣人弘法之愿惟期于普。故大藏行世之刻，不厌于再也。后浙之武林仰承风德，更造方册。历岁即久，其刻遂湮。”这是关于“武林藏”最早最原始的论述，也是传统判断“武林藏”的基本依据。
但是，道开的论述太过简略，有点语焉未详。同时由于长时间以来缺乏实物证据，致使“武林藏”的研究难以深入，并产生了一些误解，比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中“武林藏”条。前不久笔者在调查整理北京图书馆藏《碛砂藏》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了一些新资料，也许有助于对“武林藏”问题的探讨。
北京图书馆这部《碛砂藏》，原藏柏林寺。1966年红卫兵打破柏林寺大殿佛像，在其中发现许多佛经。当时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工作人员丁瑜、王玉良等先生怀疑是《碛砂藏》，便装了十几个木箱，抢救保护了起来。此后，这批佛经一直存放在北图善本库中。1992年方广锠先生组织人员，依《磧砂藏》目录对其进行了初步整理，清理出两千数百册。1994一一1995年间，笔者在对其进行了初步整理后，发现这批佛经藏本属于《磧砂藏》。尽管不完整，但其基本框架结构还是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
我们知道，《碛砂藏》是南宋间在平江府碛砂延圣院刊雕的一部藏经。到宝祐六年，碛砂延圣院发生大火，雕刻经版的事业被迫暂停。咸淳初，寺院刚刚稍有恢复，又遇元灭南宋。朝代更替，刊经之事停顿。大德元年以后，在松江府僧录管主八的主持下，继续雕造《碛砂藏》未及刊完的部分，并续补秘密经入藏。《碛砂藏》及碛砂延圣院的情况，叶恭绰在其《碛砂延圣院小志》中已有详细记载。经过有元一代数十年使用和刷印，至明代初年，《碛砂藏》版片多有损坏与残缺，请印者不堪其用，往往以其它藏本配补人藏以求其完整，如陕西图书馆藏原开元寺卧龙寺本、普林斯教藏原北京大悲寺本，都有用其他版本补配入藏的现象。
北京图书馆藏这部《碛砂藏》是明代永乐年间补刊本。补刊者为杭州西湖南山系高丽惠因讲寺僧人鲍善恢。
如补刊本《大般若经》卷第五百二十八卷有题记：
“……善恢宿生庆幸，忝遇佛乘司殿职于万善戒坛，惟渐惟愧；募正知于一真实地，诚恐诚惶。尝睹本寺藏经函内少欠数多，遂往碛砂、妙严二刹补印藏典，全其品章。因见彼寺经版年深岁久，朽烂缺欠者多，发心备版，化慕众缘，命工刊补完就，使大教流通，令正法而久住。……永乐九年辛卯孟春吉日杭州仙林万善戒坛知殿净人鲍善恢谨识……”
《佛说法乘义决定经》卷中题记：
“杭州府西湖南山高丽惠因华严讲寺沙弥善恢、致圆，尝往苏州府城东碛砂延圣寺印补大藏尊经，遇见经板中间多有损坏缺少，印去者不能全藏。发心化募十方施主，命工刊补完成。……大明永乐十年岁在壬辰菊月重九日住山比丘真境谨题。”
有关的题记还有多条，在此不一一列举。这两条题记已经清楚地说明了鲍善恢补刊《碛砂藏》的缘起及其经过。
杭州西湖南山惠因讲寺的历史，据明吴之鲸撰《武林梵志》卷二记载，“后唐天成二年吴越王建，宋元丰八年高丽国王子僧统义天入贡，因请净源法师学贤首教。元祐二年，以金书晋译《华严经》三百部入寺，施金建华严大阁藏塔以崇之。”……“元祐四年，高丽沈王奉诏进香，幡经于此。至正末毁，国初重葺，俗称高丽寺，中有转轮藏。”元末明初，杭州一带寺院庙产受到很大破坏，寺中所藏藏经多有不全。宗教事业需要重振，而寺院和百姓的生活还不够富裕，以民间之力重修大藏，几乎没有可能。这种情况之下，修配补刊宋元已有的佛教大藏经以充急需，是最简便可行的方法。正是这种局面，才促使鲍善恢刷印并补刊了《碛砂藏》。鲍善恢补刊的经版，一般字体较软，字型与《碛砂藏》的略显竖方形者不同，呈微微扁阔形。
这部补刊的《碳砂藏》有这祥几个特点：(1)、除去管主八续补的秘密经，其余部分，基本每册卷首都有扉画。扉画的种类及风格，与《影印宋碛砂藏经》内所收者完全相同。（2)、卷尾的牌记与韦陀像有两种形式。每种牌记与韦陀像，都是相互对应的：第一种，韦陀像略小，风格清秀，脚踏云气；与之对应的是碑座式牌记。另一种韦陀形象略大，风格粗旷，版框左边下角刊有“永乐二十年六月”字样；与之对应的牌记，为莲化座荷叶顶，牌框外又有一长方形条牌，亦下托莲花，上覆荷叶，书“杭州在城大街众安桥北杨家印行。”
这就是明代永乐年间鲍善恢补刊的《碛砂藏》，补刊的地点在杭州。自元代以来就在众安桥北开设印经坊的杨家，在鲍善恢补刊这部藏经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比如，在这部明补《碛砂藏》中，除了有我们常见的署名“杨德春”、“杭州众安桥北杨家印行”的扉画以外，还有署名“杨信真施财重刊”、“杨茂芳刊”的仿“杨德春”所刊的明代补刊版扉画。
笔者在整理过程中还发现，在这部明代补刊版《大般若经》卷第四百六十中的一条愿文，与“武林藏”辞条的叙述相同。该册《大般若经》的装祯形式，与《碛砂藏》其余各册的形式完全相同，为经折装。卷首经题下刊千字文“出十”，第三版、第四版、第十一版为明代补版，字体略为宽大而软；在这三版的第一至第二半叶版缝中刊有“姚仁三喜施刊此版”、“姚彦实喜施刊此版”等助刊经记。第一版的第一至第二个半叶间，雕“德荣刊”。本卷除补刊的三版外，其余之处与《影印宋碛砂藏经》的《大般若经》本卷相同，是同一个版本。卷尾有牌记和韦陀像。施经愿文就印在卷尾牌记内，文字是后戳上去的。全文如下：
“佛道以慈悲为本，利济为心，凡有皈依，无不如意。／大明国北京在城居住奉佛信士王真同室周氏／妙圆家眷等，印造大藏尊经一藏，奉福安寺永远／传供。仰惟天地盖载、父母恩深，无由达报。愿慈／父王道真、毋杨氏妙娟超升善果，小报四恩，下资／三有，家门清净，吉详如意。宣德乙酉岁吉月日／。”
图版二十七 北京居民王真施舍《碛砂藏》牌记
这条愿文也是6行112字，发愿施印人也是北京居民王真一家，施经请供的时间也同样是宣德乙酉岁，即1429年。这些特点与“武林藏”辞条中所介绍的情况完全一致。
那么，这位北京居民王真施印的这部“大藏尊经”是何种版本呢？判断版本的一个重要办法是看它的刻工，北京图书馆这一卷《大般若经》的刻工是“德荣”。德荣，姓叶，在其他一些经卷中有时就直接刊为“叶德荣”。他的名字在《影印宋碛砂藏经》中的《大般若经》本卷首题下同样可以看到。叶恭绰《碛砂延圣院小志》的刻工表中载有其名。可见，北图这一册的版本，与影印《碛砂藏》本是相同的，我们现在只要确定影印本该册的版本，那么北图这一册的版本也就可以确定了，同时也就可以判定这部经是否为“武林藏”了。
图版二十八 叶德荣刊碛砂藏版《大般若经》
这个间题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证实：第一，通过影印本限定北图本这一册大致的版本范围；第二，进一步明确其藏经版本。
关于第一点，首先需要明确影印本中没有其他藏经版本窜入。我们知道，《影印宋碛砂藏经》的底本是由陕西西安开元寺、卧龙寺原藏《碛砂藏》（以下简称“陕本”。）本拼合起来的，其余残缺部分由《普宁藏》、《永乐南藏》、《资福藏》、《建阳报恩寺万寿堂本》等版本配补。补配的情况，见于《影印宋碛砂藏经补页表》。在《补页表》中，没有《大般若经》卷四百六十的补刊记录，也就是说，影印本中叶德荣所刊《大般若经》卷四百六十是“陕本”原来就有的，不是影印时补入的配补本。这就排除了由其他藏经本窜入的可能，排除了《补页表》因错漏而至误的可能。其次，本册《大般若经》卷四百六十的版式风格与其他各册相同，由此也就证实此册并非他本窜入。《碛砂藏》虽然与《崇宁藏》、《毗卢藏》、《思溪藏》等同属于南方系统大藏，与其他大藏比较虽有相同的版式，但其刊雕风格比较鲜明，一眼即可区分开来。将“叶德荣”所刊经版的风格与《碛砂藏》其他卷册，尤其是《大般若经》的多数相比勘，其风格非常相近。通过这两条，可以证明北图本与影印本版本相同，即北图本是宋元版。
这样，实际上大体已经可以证明叶德荣是宋元时代的刻工。既然如此，叶德荣就不可能是所谓明代“武林藏”的刻工，他所刊雕的藏本，也就不是武林藏。也就是说，宣德乙酉年北京居民王真一家印造的“大藏尊经”，不是明刊本“武林藏”。
那么，王真请供的是什么藏本呢？这需要从另一方面看，即需要进一步明确叶德荣刊雕的藏经是什么版本。“陕本”《碛砂藏》是由开元寺、卧龙寺本组成的。这部《碛砂藏》经首之《大般若经》的主体不是宋刻《碛砂藏》版，而是元代妙严寺版。现存整套的宋刊原版《碛砂藏》的《大般若经》极为罕见，据笔者掌握的资料，仅知有两套：一套在日本奈良西大寺，保存基本完整；一套在北京图书馆，配补在《资福藏》中。杨守敬自日本购回的《资福藏》，其中《大般若经》部分，除有一部分残缺和抄配以外，其余部分几平全部是宋刻《碛砂藏经》原版。这两套《大般若经》的卷第四百六十，风格完全一致，是相同版本。可惜北图本卷尾为补抄。奈良西大寺本与北图本在卷端都刊有刻工名：“傅方”，而非叶德荣。也就是说，叶德荣非宋代刻工，而是元代刻工。他刊雕的藏经是著名的元代妙严寺本藏经。
那么，王真施印的是妙严寺本藏经吗？不是。妙严寺本藏经属于小部藏，与《碛砂藏》同刊于苏州，《碛砂藏》又是其校本之一，二者有很深的关系。妙严寺本单行的情况尚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但在发现《碛砂藏》时它已经就配在其中了。妙严寺本是何时补配进《碛砂藏》的，学术界尚不清楚，但至晚在明代，它已经作为《碛砂藏》的一部分，用于配补《碛砂藏》，被人们请印供奉，如类似上面引用的鲍善恢题记和王真的供奉题记。因此，它与《碛砂藏》的这种特殊的关系，请印者是将其与《碛砂藏》作为一部藏经请印的。这一点从“陕本”、北图本及普林斯敦本中都不难得到证实。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北京居民王真一家在明代宣德乙酉年（宣德四年，1429年）施印的这部“大藏尊经”，就是著名的《碛砂藏》。“武林藏”辞条的结论有误。
最后，顺便说一下“武林藏”辞条内所提到的补刊本《大宝积经》卷一百一的问题。
关于《大宝积经》卷一百一牌记问题，如上说。在此谨就补刊版中缝施经人题记问题略加阐述。笔者认为应该区分两层意思、或者说区分两个关系来谈：其一，本卷系补刊本，原版本为何？其二，众多“杭州施主”补刊的是什么藏经？如果说这些“杭州施主”与上述“杭州在城杨家”同时，都是明代杭州府人氏，又都共同施助了同一部藏经，那末，岂不就意味着“武林藏”是补刊本？而我们都知道，道开所说的“武林藏”是“造方册”藏，突出的是一个“造”之意，而非补刊。这里，二者差距之大，完全没有等同的可能。
笔者发现，北图本的《大宝积经》卷一百一，与“武林藏”辞条中的描述颇为相似，也是补刊本，在补刊版的中缝间有施主题记，绝大部分题为“杭州施主”。补版的字体也“较为潦草”，与原版有明显的差异。该卷首有《碛砂藏》扉画，尾题下刊有千字文号“文”，并刊刻工名“项文”。“项文”，叶恭绰《碛砂延圣院小志》的刻工表中有记录。可知此本的原版本为《碛砂藏》。唯有不同者是，北图本在全卷十八版中，有十二处补版，而“武林藏”辞条的描述是八个补版。这或许是原本残破严重而至误？也未可否。不过，这并不影响有关所谓“武林藏”其实就是《碛砂藏》的结论。
图版二十九 国图收藏碛砂藏《大宝积经》卷一百一卷首
图版三十 国图收藏碛砂藏《大宝积经》卷一百一卷尾
“武林藏”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应该回到道开所说的“定义”上，即首先是方册本，其次是在杭州雕造。这两个基本特点恐怕还不能否定。
就大藏经的问题，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课题，特别是涉及到《碛砂藏》，问题尤其复杂。如吕澂先生所说：“在宋元各种大藏经刻版中再没有象碛砂藏版这样关系复杂的了。”这是因为它与多种藏经有着复杂的关系。另外，大藏经这个课题，往往不仅需要以实物资料来印证，还需要用多种版本比勘。有时因为受到条件的限制，受到资料的限制，出现一些错误，这是允许的，不应苛求。上述有关间题，正是很好的例子。由此也说明，有关大藏经的深人研究，有赖于更多材料的发现和补充。
注释
①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第154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
②有关这部《碛砂藏》的详细情况，在此不做细谈，详见另文。
③见《影印宋碛砂藏经》首册之二。
④北京图书馆藏《资福藏》中有宋刻《碛砂藏》一事，胡适先生曾注意到，但他有些误解。他在论及《影印宋碛砂藏经》补页的错误时说：“但当年工作的人不多，时间也很匆迫，所以版别一栏颇有因依原记录而至误的。例如松坡图书馆所借思溪各卷，原是杨守敬在日本收买来的书，日本人在那时代并没有注意碛砂藏经，所以杨先生也不知道有碛砂藏，故他认作思溪藏。其实松坡图书馆所藏的杨惺吾之思溪差不多全是碛砂藏的零本。”（胡适，《记美国普林斯敦大学的葛思德东方书库藏的碛砂藏经原本》)；见张曼涛主编《大藏经研究汇编》（上），第283页，台北，1978年6月初版。按北京图书馆藏《思溪藏》中，并非“差不多全是碛砂藏的零本”，只有（大般若经》是碛砂宋版。
⑤吕澂，《碛砂版藏经》，《吕澂佛学论著选集》（三），第1469页，齐鲁书社出版，1991年7月第1版。
原载《佛学研究》第四期，1995年，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佛学研究》年刊编辑部主办。本次出版，个别文字和标点符号有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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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华夏记忆网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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