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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禄琳琅书目》是我国首部规范的官方善本书目，在版本学、目录学、藏书史研究的诸多方面，都有发韧之功。它丰富的藏书、刻书、抄书史料，大大提升了其文献学价值。本文仅以藏书史料为例，从文献学的角度，对《天禄琳琅书目》加以评价，以期进一步确立其在目录学史上的地位。 一 著录印章 首开其例 藏书印章是书籍流传的重要依据之一，它勾勒了一部书的流传轨迹，是鉴定一书的价值，特别是其文物价值的绝好参照。在《天禄琳琅书目》之前，无论是公藏目录，还是私家目录，藏书源流主要靠题识等形式来体现，如钱曾的《读书敏求记》就以自由的文体，于书林中前言往行、遗闻轶事，信手拈出，娓娓叙来，可谓藏书“史话”。谢国桢在《明清时代版本目录学概述》中说：“清初有名的藏书，如徐乾学所编《传是楼书目》、季振宜编《季沧苇书目》、郑性编《二老阁书目》，其中藏了颇多珍本，不看这些书目和这些藏书家的印章，就不知道这些书籍的流传之所由来和书籍版刻的真伪了。”虽然清初各书目对藏印多所关照，但都没有形成定式，“天禄琳琅”所藏版本极精善，书品上乘，可谓中国古籍中的奇珍，特别是宋元版书，印章累累，为考证其数百年的辗转际遇提供了充足的线索。《天禄琳琅书目》在其“凡例”中规定：“于每书首举篇目，次详考证，次订鉴藏，次胪阙补。”于“鉴藏”一项中的“印记”：“则仿《清河书画舫》之例，皆用真书摹入，以资考据。”可见，《天禄琳琅书目》之印章著录不仅是著录项目中不可或缺的一项，而且摹旧有之形制款式，除将印文楷化外，基本保留原印特征。如毛晋、季振宜之椭圆印“宋本”，项元汴之葫芦状“子京”、圆形“法荫”，皆依样摹刻。对于印文相同、朱白文不同、大小不同的印章，如宋本《九家集注杜诗》有三方不同的“刘炳图印”，皆如实照录，于细微处见差别。另外，《天禄琳琅书目》还以印章为单位，在每一印章下记录“朱文”或“白文”或“朱白相间”，并详记出现位置，这些都不是简单的“有某某印”所能概括的，它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详细的资料。况且，《天禄琳琅书目》前后编涉及的藏书家非常多，但考证出来的仅有二百多人，所以，大量的藏书史料还要靠这些印章来补充。然而，其后的各家书目却罕有继承者。《爱日精庐藏书志》、清末四大家藏书目录皆录印章，但也只云有某某印记，或只提供印章内容，而没有显示其特征。160年后，张元济先生为潘宗周撰《宝礼堂宋本书录》，独采《天禄琳琅书目》之法，详细罗列各家印章，略存原印款式及大小，但没有在印文之外勾摹原印形状，实为憾事。可以说，《天禄琳琅书目》的摹刻印章，既是空前，也是绝后，因而具有较高的文献学价值。 二 纵向梳理 辨别源流 谭卓垣在《清代藏书楼发展史》中说：“在考察清代的主要藏书楼时，我们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三百多年间的五百多个藏书家承继着藏书的事实，私人藏书的链条一环紧扣一环的，往往彼时彼地的藏书散开了，而到此时此地又被重新聚集了起来。”这种“藏书链”的特殊现象反映在目录上，就是藏书源流。因而，考订藏书源流，不仅是清代公藏私藏目录的一大特色，也是今天目录编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单部书的流传 《天禄琳琅书目》利用一部书中相对集中的印章，纵向梳理，使书籍流传过程一目了然，以《前编》为例： (1)宋版《前汉书》：赵孟頫一陆完一王世贞一黄正宾一钱谦益一谢象山一坦公司马。 (2)元版《玉篇》：赵孟頫一鲜于枢一宋克一邵宝一米万钟一王铎一吴宽一钱谦益。 (3)明版《五伦书》：正统刻本，据《天禄琳琅书目》，明内府曾藏五部，其中一部“书中虽铃内府之宝，而亦有收藏家私印者，未必非因纸墨稍差散入民间也。”勾勒了“内府一民间一内府”的流传过程。 (4)元版《东坡集》、《栾城集》：据“(《栾城集》)书中有文徵明‘梅溪精舍’、‘玉兰堂印，前《东坡集》中亦有之，而元邵氏收藏印记则为此本所无。此本之任氏、王氏、季氏诸印文不见于《东坡集》中”，由此得出“此二书惟归文氏时曾经合璧，其前乎此后乎此者，皆各自流传”的结论。 2.多部书的流传 依据《天禄琳琅书目》对一部书流传线索的纵向归纳，我们还可以从多部书的梳理中，一窥藏书家之间的关系，了解其藏书活动，佐证其他藏书史料，甚至补其不足。以《前编》宋版书为例： (l)《唐宋名贤历代确记》：文徵明一项氏一季振宜 (2)《楚辞》：文徵明一文彭一项氏一季振宜 (3)《容斋随笔》：文徵明一项氏一季振宜一徐乾学 (4)《毛诗》：季振宜一徐乾学 可以看出，徐乾学的书多来自季振宜，季氏多来自项氏，而项氏又来自文氏，这是一条比较清晰、明确的“藏书链”。鉴于时代相对久远，有些“藏书链”难免有时“断节”，但还是大体描述了书籍的流传过程。 3.多种书目的联合比对 在考察书籍特别是宋元版书的流传过程时，往往需要多种书目加以比对，“天禄琳琅”汇集了清代宋元版精华，《天禄琳琅书目》是对清中期以前珍本的总结，顺此线索，我们可以进一步考察某书在流传过程中的损益情况。还是以《前编》宋版书为例： (1)《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点校毛诗》：季振宜《延令宋板书目》(以下简称《季目》)为6册，徐乾学《传是楼宋元板书目》(以下简称《徐目》)为10册，《天禄琳琅书目》(以下简称《天目》)也为10册； (2)《唐书》：《季目》为80册，《徐目》为100册，《天目》同为100册； (3)《新刊诂训唐柳先生文集》：《季目》为16册，《徐目》也为16册，而《天目》则为66册； (4)《新唐书纠谬》：《徐目》为3册，《天目》则为6册； (5)《新刊诂训唐昌黎先生文集》：《徐目》为30册，《天目》为32册。 以上册数的变化基本是由少至多，可以反映书籍的聚集情况。还有一部分书，在《天禄琳琅书目》中著录有某些藏书家的印章，但细查这些藏书家的书目，却没有著录此部书，如《天禄琳琅书目·前编》宋版书中的《南轩先生张侍讲孟子详说》、《容斋三笔》、《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兰亭考》，《后编》宋版书中的《易传》、《童溪王先生易传》、《论语》、《孝经》、《孟子》、《公是先生七经小传》、《韵补》、《汉官仪》、《横浦先生文集》等，均有徐乾学印章，但在《传是楼宋元板书目》中却无著录，只有《春秋繁露》、《资治通鉴》、《十一家注孙子》三种书有著录，与《天禄琳琅书目》所著正符，不知是否为徐乾学书目编成之后而收。这些材料均为藏书史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三 横向排比 特色鲜明 《天禄琳琅书目》的藏书史料不仅纵向梳理了书籍的流传情况，而且提供了横向排比的可能。如果将每个藏者所藏书提取出来加以排比，则可考察个人的藏书特色。《天禄琳琅书目》共收图书千余部，皆内府藏书，祕籍珍函，远非一般善本可比。所以，这些原在个人手中珍藏的绝世珍品，多多少少可以体现出其爱好与志趣。对于某些大藏书家而言，这种排比可以看出他们对宋元版书的不同旨趣，与其家藏书目相补充，对于那些没有私家藏书目录的藏书家来说，这种排比就更有必要了。如《天禄琳琅书目·前编》收徐乾学藏书十种，其中宋版九种，金版一种，可以与其家藏善本书目《传是楼宋元本书目》相互印证；季振宜藏书二十八种，其中，元版《资治通鉴纲目》两部，宋版《栾城集》一部，元版又一部，可证其兼收并蓄同书异本，而尤重集部(十种)；毛晋藏书十九种，其中影宋抄本九种，大多出自其家影抄，从中不难看出“毛抄”之精。其他如，文徵明藏书十四种，经史子集无所不包，稍重集部；项氏(项元汴、项笃寿)藏书十七种，四部不拘；明内府藏书二十八种，重在经史，但多为明版(二十三种)。 通过横向排比，还可以考察藏书世家的善本收藏之富。以《前编》为例： (1)文氏：文徵明、文彭、文嘉、文伯仁。共十七种； (2)莫氏：莫如忠、莫云卿。共四种； (3)王氏：王世贞、王世懋、王世祺。共五种； (4)项氏：项元汴、项笃寿。共十七种； (5)顾氏：顾从礼、顾从德。共五种； (6)毛氏：毛晋、毛表、毛扆。共十九种； (7)钱氏：钱谦益、钱曾。共七种； 当然，《天禄琳琅书目》所涉及的大藏书家、藏书世家毕竟很少，《前编》四百部书仅考证出不足百人，绝大多数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珍藏祕籍也可能是非常偶然的事情，根本谈不上什么特色，然而，就是这一点“蛛丝马迹”，却给我们留下了许多不易得的史料，藉此，我们可以不断积累这此藏者资料，深入研究这些珍籍的流传与散佚，进一步分析明清两代的藏书分布情况及其分布特点。 四 叙私家故事 述官方藏书 《天禄琳琅书目》不仅对藏书史上的奇闻轶事多有叙述，对于各时代的官方藏书及其特点也加以概括，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叙私家故事者，约举两例 1、季振宜借书不还。《前编》影宋抄《六经图》，有“钱遵王述古堂藏书”识语。《天禄琳琅书目》曰：“按曾撰《读书敏求志》载此书，称‘北宋镂版，予得之梁溪顾修远，询缥囊中异物。后为季沧苇借去，屡索不还，耿耿挂胸臆者数年。沧苇殁，此书归之徐健庵，予复从健庵借来，躬自摹写，其图象命良工绘画，不失毫发，楮墨更精于椠本，阅之沾沾自喜’云云。据此，则是书正为曾所手抄，宜其精妙绝伦矣。”季振宜借书不还，钱遵王影摹愈真，传达出两位大藏书家的嗜书癖好。 2、严嵩窃取官书。《前编》元刻《续文章正宗》条：“今观书中有‘礼部官书’朱文长印，俱为嵩‘铃山堂’诸印所掩。考明礼部尚书郑赐奉诏访购遗书，系永乐四年之事，徐达以洪武十八年先卒，则知此书乃为达所藏，而后入于礼部者，至嵩以私印铃盖官印之上，明是嵩入直文渊阁仍掌礼部事时，攘取官书以为己有，小人贪邪，无所不至，即一书可见矣。” 至于官府藏书，从宫廷到郡县，从购书到藏书制度，《天禄琳琅书目》多有介绍，今区为四段： 1、宋、明宫廷藏书：《前编》宋版《六经图》中有宋内府印三方，明内府印一方，无名氏藏印一方。《天禄琳琅书目》所记如下：“按《玉海》：‘绍定六年六月甲午缉熙殿成，御书二字牓之。’《宋史·理宗本纪》：‘六年秋九月，以缉熙殿榜记，宣付史馆。’书中有‘缉熙殿’及‘内殿文玺’、‘御府图书’三，则宋时已为善本，登之中祕矣。又有明‘文渊阁印’，更徵累代宝藏。于慎行《笔麈》载，明中叶，文渊阁书散佚殆尽，盖已流布人间。或吾氏所购得，即此本尔。” 2、元宫廷藏书：《后编》宋版《大易粹言》：“每册前后有蒙古篆文官印，册末纸背印记云：‘国子监崇文阁书籍，借读者必须爱护，损坏缺污，典掌者不许收受。’按《元史·仁宗纪》，皇庆元年二月朔，徙大都，学所置周宣王石鼓于国子监。二年六月，建崇文阁于国子监。明《太学志》‘崇文阁，元藏书所。’今东讲堂有碑存。然则宋籍元藏，庋置可云古矣。”不仅叙元代国子监藏书原委，还兼及借书制度，这种史料及为难得。 3、明礼部收书史实：《前编》宋版《通鉴纪事本末》：“每卷首有‘礼部官书’朱文长印。考《明史·艺文志》，永乐四年，命礼部尚书郑赐访购遗书。又朱彝尊《经义考》载，明永乐间，敕翰林院，凡南内所储书，各取一部，于是修撰陈循督舟十艘，载书百犊，送北京。又尝命礼部尚书郑赐，择知典籍者，四出购求遗书，不特合宋金元之所遗汇于一，且奉使者复命，必纳书于库。缥缃之富，古未有也。郑赐当时官礼部，董其事。或所采之书，铃以礼部官印。是书似亦曾为所采也” 4、州郡藏书：《前编》宋版《春秋公羊经传解诂》：“书中每间数纸，辄有真书木印，曰‘鄂州州学官书’，曰‘鄂泮官书，带去准盗’。考王应麟《玉海》，咸平四年六月，诏郡县有学校聚徒讲诵之所，赐九经书一部。大观二年六月，州学藏书阁赐名稽古，则州郡诸学置官书，自宋初已行之。李心传《朝野杂志》载，王瞻叔为学官，常请摹印诸经疏及《经典释文》，贮郡县以瞻学，或省系钱，各市一本置之于学。是南渡后犹重此举，且有准盗之条，官守为綦严矣。” 值得一提的是，《天禄琳琅书目》在叙述这些故事、史实的过程中，大量引用了前人成果，对这些史料来源的著录，也是《天禄琳琅书目》对藏书史的一大贡献。 五 藏书题跋 再现原貌 除了印章，题跋也是藏书史的重要体现。《天禄琳琅书目》之前的私家藏书目录，偶有著录题跋者，但都不及《天禄琳琅书目》详细，藏书史上公认的一些珍贵史料，许多都来自《天禄琳琅书目》的初次著录。如屡被藏书史提及的王世贞失一庄而得之的宋版《汉书》，就收在《天禄琳琅书目》中，内有王世贞跋曰：“桑皮纸，白洁如玉，四旁宽广，字大者如钱，绝有欧柳笔法，细书丝发，肤緻墨色精纯，溪潘流瀋。盖自真宗朝刻之秘阁，特赐两府，而其人亦自宝惜，四百年而手若未触者。前有赵吴兴小像，当是吴兴家人吾乡陆太宰，又转入顾光禄，失一庄而得之，噫！”不仅对此书进行了描述，还叙述了流传。又有钱谦益三跋，其一曰：“余以千金从徽人赎出，藏弆二十余年，今年鬻之四明谢象三。床头黄金尽，生平第一杀风景事也。此书去我之日，殊难为怀，李后主去国，听教坊杂曲，挥泪别宫娥一段，凄凉景色，约略相似。”可谓一句三叹，得书之喜，失书之悔，跃然纸上，描绘出一幅藏书者爱书惜书、患得患失的画面。乾隆题曰：“览前人跋语，知为吴兴赵孟頫家物，展转流传，一归之王世贞，再归之钱谦益。”跋语之作用于此可见。 《天禄琳琅书目》不仅详录题跋，还对书之形态详细著录，如“牒文前有赵孟頫像，右方上书‘赵文敏公小像’，下书‘长洲陆师道题于顾汝修芸阁’。”《天禄琳琅书目》是目录学史上第一次详细进行版本描述的目录，目录的作用主要是比对，虽然《天禄琳琅书目》大部分书已不存，但如果没有它的著录，我们就无法想见书的形貌，更无从得知这些题跋的内容，中国藏书史也就永远失去了宝贵而精彩的一页。从此意义上说，《天禄琳琅书目》隐含的文献学价值更大。 当然，任何一种书目都不可能做到至善至美，不留一点纸漏，《天禄琳琅书目》在藏书史上的最大缺点，就是对藏者的考证有遗漏、考证不当、前后不一，或由于编排原因，互见不明；或引用资料来源不同，人物介绍有差异；或由于见闻所限，重要人物考证不出。但它如此详赡的藏书史料，使得后世的善本书目如《百宋一廛书录》、《楹书隅录》等都详叙藏弆源流，直接开启了藏书志的目录形式。至于叶昌炽《藏书纪事诗》等藏书史著作，从中刺取资料，就更比比皆是了。所以，窥斑见豹，仅从藏书史料上，我们足以看出《天禄琳琅书目》在文献学上的价值。 参考文献： [1].叶昌炽：《藏书纪事诗附补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9月。 [2].严佐之：《近三百年古籍目录举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9月。 [3].杜泽逊：《张元济与<宝礼堂宋本书录>》，《文献》1995年第3期。 原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2期》总第130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