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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大刚的办公室书柜里，摆放着几套大部头书籍。"这都是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的成果"，他不无得意地向记者介绍《全宋文》等丛书和他的《儒藏》编纂团队。的确，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宗旨，四川大学古籍所在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方面积淀深厚，成果享誉国内外。 自古巴蜀因"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复杂地形，将思想和高人隔绝在世俗之外，成就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也熏陶了专心术业、谨慎谦虚的文人气质和性格。当学术大工程——《儒藏》编纂饱受争议之时，舒大刚这一"最早提出编纂《儒藏》构想的学者"，正带领团队耕耘着这块由他们率先开垦的"处女地"，对于他人抢占风头似乎并不在意。 学人圆梦 薪火相承 记者：编纂《儒藏》，弘扬儒家思想在当代中国乃至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这项工程被誉为"中国学人的圆梦工程"。请您简要介绍一下川大《儒藏》工程的基本情况。目前出版的《儒藏》有哪些？ 舒大刚：早在明代万历年间，也就是公元16世纪末17世纪初，孙羽侯、曹学佺就深感于"儒学无藏"的不足，先后积极呼吁并具体从事《儒藏》编纂，可惜都未成功。从那时到川大1997年重新启动《儒藏》编纂将近400年的时间里，不断有人重提《儒藏》，编《儒藏》确实成了古今学人的一个梦想。清乾隆年间，周永年重提《儒藏》编纂设想，得到许多人响应，但只促成了《四库全书》的"出世"，《儒藏》的事却被撂置。所以20世纪末启动《儒藏》编纂被学术界认为是"圆梦"工程。 四川大学的《儒藏》就是要将2500年来儒学的丰硕成果和历史资料汇集起来，加以系统整理和研究，编成一套大型丛书予以出版。我们这套《儒藏》计划收集儒学文献5000余种，精选比较优秀的版本，在原件上进行圈点和校勘，每种书都加写一篇提要，帮助学人阅读和理解。考虑到目前研究儒学史的史料还很分散，我们首先对儒学史料进行了收集和整理，分成各种专题出版，目前已经整理出《儒藏》"史部"约2500余种图书，分成"孔孟"、"碑传"、"学案"、"年谱"、"史传"、"学校"、"礼乐"、"杂史"8个专题，前边的6个专题已出版，分装248大册，"史部"及《儒藏》另外两个大部"论部"和"经部"约于明年全部完成。 记者：近年来，国内几所高校都启动了《儒藏》编纂工程，相比之下，您认为川大有何优势？ 舒大刚：川大地处西南，比较偏僻，当然比不得处于京华之地的高校那样繁华和尊荣。但相比之下，我们拥有一支功底扎实、学风淳厚的专业队伍。经学教育以及《儒藏》编纂讲求功夫，川大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当下，都十分重视文献学建设。晚清张之洞在四川开办尊经书院，撰《书目答问》、《輶轩语》，提倡"纪阮两文达之学"，纪文达就是纪昀，担任《四库全书》总纂官，著有《总目提要》；阮文达就是阮元，编刻《皇清经解》和《经籍纂诂》。 受此学风影响，四川的目录学、文字学、训诂学、校勘学一直很发达。迄至当下，四川大学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双双位列全国重点学科之林。这两个学科的学人，学术功底好，治学态度严谨，大多数人淡泊名利，具有合作精神。我们的《儒藏》编纂，基本力量是四川大学的，当然也得到全国乃至港台学人的帮助。我们依靠川大现有的从事传统文化研究的力量编纂《儒藏》，同时也通过《儒藏》编纂培养新的儒学研究人才，形成新老互递、薪火传承的良性互动。 浩瀚之《儒藏》 要与佛、道二"藏"媲美 记者：您是现代最早提出编撰《儒藏》构想的学者，也是《儒藏》的首席专家和主编，请谈谈您当时的想法？ 舒大刚：编纂《儒藏》主要从历史、现实、学术、文化四个方面来考虑。一是历史需要。中国历史上有"诸子百家"、"三教九流"的称法，前人已编有《诸子集成》、《百子全书》等；佛教和道教的著作，从唐宋开始就编成了各种类型和规模的《大藏经》和《道藏》，近年又编有《中华大藏经》和《中华大道藏》，唯独儒家著作没有自己的"藏"。当然儒学丛书也不是绝对没有，《通志堂经解》、《皇清经解》正、续编就是儒家的经学丛书，《四库全书》等综合丛书的"经部"也是。但是却没有一部包括儒家全面成果、各类史料，堪与佛、道二"藏"媲美的系统性"儒藏"。我们是搞历史文献整理和研究的，对传统文献了解较多，觉得儒家文献无论从数量上、质量上，抑或历史影响上，都是古代中国各种学术中首屈一指的，确实有必要将儒学著作编成一部卷帙浩瀚的《儒藏》。 二是现实需要。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中国学术界也是如此。当时的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全宋文》编纂接近尾声，下一步工作如何安排，如何将这批从事古籍整理研究的专业队伍保护好，继续发挥作用，就成了必须思考的问题。 三是学术研究需要。搞《儒藏》前，我们还编了套"中华诸子宝藏"丛书，这套书是当时最大的子学丛书，包含"诸子集成新编"10册、"诸子集成补编"10册及"诸子集成续编"20册，收书580种。书编成后，觉得查阅诸子资料方便多了。后来准备搞"历代学案"，也就是补续黄宗羲等人的"学案"，构成中国历代儒学的流派史和传授史，却发现儒学史料非常分散，不易查阅。因此计划将儒学资料汇录起来。 四是从文化建设的角度考虑。从事历史研究的人都知道，中国有自己的一套文化体系，可自从20世纪全面学习西方文化之后，我们的文化被丢掉了，变得没有特色了。中国文化应以什么为标志或代表？无疑是儒学。将《儒藏》编纂出来，既收集和保存了儒学成果以便利用和弘扬，也成为当代中国学人从事传统文化研究的标志性成果推向世界，帮助中国文化尽快地走向世界。 记者：在编纂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 舒大刚：众所周知，儒学文献有许多单刻本收藏于各大图书馆，甚至私家、海外，要将这些版本收集起来，并非易事。如果遇到保守一点的人，将文献秘不示人，更不许复制，那就很痛苦！好在北京的图书馆、成都地区的图书馆，甚至中国港台地区的图书馆（如傅斯年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等）、日韩等国图书馆，对我们都很支持，也很友好。 儒学情结源自 《七经》教育和"蜀学"传统 记者：有学者指出，四川大学能够完成《儒藏》这项标志性的事业，是"蜀学"传统的再次弘扬。您怎么看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舒大刚：历史倒回2100年前，西汉景帝时蜀守文翁，在成都开办石室学宫，传授儒家《七经》，于是风俗丕变，民智大开，涌现出司马相如、洛下闳、严君平、王褒、扬雄等大家，当时就有"蜀学比于齐鲁"之说。这个"蜀学"传统一直延续到明朝，出现陈寿、常璩、陈子昂、赵蕤、李白等名家，辉映古今学术的盛景。明末，由于战乱，文翁石室被毁，但是清康熙年间在石室原址上重建的锦江书院，又继承了经学教育的传统，产生出彭端淑、张船山、李调元等著名人物。20世纪初，锦江书院与尊经书院、中西学堂合并，形成了今天四川大学的雏形。也就是说，今天四川大学，其直接前身是尊经书院和锦江书院，而其远源却是西汉时期的文翁石室。当代川大学人的儒学研究甚至儒学情结，无疑与历史上的《七经》教育和"蜀学"传统有直接联系。 川大学人在编《儒藏》前，曾经对廖季平、蒙文通等人的著作进行过整理和研究，觉得他们实乃中国儒学或经学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人物，他们的成就代表了中国儒学发展的重要阶段。我们编《儒藏》，既是对川大儒学传统的继承，也是对历代"蜀学"创新精神和担待精神的发扬。 时代造就儒学兴盛 记者：近几年，我们也听到一些对《儒藏》编纂的质疑之声，有人认为重复进行《儒藏》编纂工作劳民耗财，是许多高校争相垂涎的"肥肉"，对此您如何看？ 舒大刚：从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儒学成果保护与传承上讲，编纂《儒藏》无疑是必要的。《道藏》曾经数修，有正、续、辑要、大道藏等版别；《大藏经》曾经数十修，而且还有巴利文、汉文、藏文、满文、蒙文、日文等不同版本。儒学文献现存者不下七八万种，《儒藏》也应该有多种版本，有全本，有精华本，有海外本，我看可以，而且彼此可以互补。 当然，如果一窝蜂来搞《儒藏》，甚至不避重复，常见书反复收，稀见书却不予理会，其价值就要大打折扣，当然就有些劳民伤财。更有甚者，如果个别人树党营私，排斥异己；甚至自己不干，层层转包，这既不能保证质量，也不能锻炼队伍，这就不是正常的学术研究，当然也不利于儒家"博学、慎思、审问、明辨、笃行"精神的继承和弘扬。 至于说编《儒藏》成了高校垂涎的"肥肉"，我倒没有感觉出来。因为目前国家对《儒藏》的投入并不多，这个工程耗资、耗力、耗人必将不少，承担的各校（至少川大如此）都将自己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编《儒藏》还是个"赔本"生意，何来"肥肉"可争呢？ 记者：和山东等地相比，儒家思想在四川的文化底蕴浸润似乎要浅一些，通过《儒藏》工程，对西南的学术研究，尤其社会科学研究会有怎样的影响？ 舒大刚：山东是儒学的发源地，四川当然比之要晚一步。但是在儒学的传播上，巴蜀重儒的传统一直在历史上延续着，只因历史的演进和社会的变迁，巴蜀儒学呈现时起时伏的状态，如两汉是一个高潮，六朝比较沉寂；唐宋是一个高潮，元明及清初比较低沉；晚清民初是又一个高潮，而20世纪中期后又比较低落。 历代巴蜀学人都比较自觉地体会和继承"蜀学"的精神和传统，力图推进蜀学的复兴和进步。光绪初张之洞创办尊经书院，首揭办院宗旨为"绍先哲，起蜀学"，这个目标基本达到了，近代四川涌现出一批经学家、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学家。我们现在提倡儒学，当然没有张之洞的个人气魄和重大影响，但是我们却拥有张之洞所没有的优越时代！ 记者：您对出版后的《儒藏》这个自己的"孩子"有何期待？ 舒大刚：首先当然是将《儒藏》编好编完，决不能半途而废。同时也希望这些宝贵的资料，尽早得到完整出版，以便学人研究利用。还希望《儒藏》能够得到普及，希望它们能入藏到更多的图书馆，也希望《儒藏》代表儒学，甚至代表中国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让更多的世界人士了解儒学，了解中国文化，为促进世界和平贡献出古老的思想智慧。 "学术乃天下公器"，要完成《儒藏》编纂、出版和推广这么庞大的构想，显然不是一己之力所能承受，甚至也不是川大一校之力所能完成的。编纂《儒藏》，推广儒学，继承传统，重建文明，既是川大学人的职责，也是社会公众、全体学人，甚至爱好和平的国际友人共同的也是神圣的使命。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1月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