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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毕晓普是美国文学院和艺术学院的院士，桂冠诗人。布鲁姆曾这样评论过：“在美国诗歌中，狄金森、莫尔、毕晓普与爱默生、弗罗斯特、斯蒂文斯十分相似，他们之间的区别不是由单纯的资质或意识形态所造成，而应归因于不同风格的一流的艺术。”（蔡天新2007：14）洛厄尔也把毕晓普列为有史以来英语界最杰出的四大女诗人之一，并称赞其为“诗人中的诗人”（Anne Colwell 1997：12）。希尼称她是“最缄默和文雅的诗人”。（丁丽英2002：序）但是，由于毕晓普的诗作为数不多，处事低调，她在中国学术界一直没有受到重视。动物诗是毕肖普创作的一个亮点。本文所指的动物诗是以动物为载体或主角的诗歌，在其所有诗作中，动物诗占了总数的百分之十五，诗人的思想情感深深隐藏于动物诗中。本文从其两首有代表性的动物诗中挖掘女性主义思想。 一、《公鸡》中的“母鸡”的愤怒 《公鸡》揭示了女性在男权社会的战争中所受到的双重伤害。有史以来，战争是“雄性的”，是属于男人们的。无论是“战争英雄”还是“战争罪犯”，男人都是战争的主角。男人在战争中获得了财富，荣誉等，而女人因为是“弱者”，被剥夺了“战争权”，甚至是公民身份。（Jill Steans 1998：82）毕晓普借《公鸡》批评在战争中逐渐建立起来的父权制度，并强烈表达了对战争、对父权制的不满和愤怒以及对女人的同情。 《公鸡》共有44节，每节3行，诗人通过视角的转换来表达对“母鸡”的同情以及对“公鸡”的愤懑。第1—9节，诗人以旁观者的身份描述了“两军”战前的情景，特别描述公鸡好斗和对妻子残忍的特点。“第一只公鸡的/第一声打鸣，远处/立即传来回声，//接着消失了/从后院的篱笆那里又传来一声，/然后又是一声，持续的叫声令人害怕……”公鸡此起彼伏的打鸣声像是两军对垒的叫阵，然后是“花椰菜地传来的摩擦声”，公鸡们兴奋异常，准备大展拳脚。而反观母鸡，她们“瑟瑟发抖”。关于妻子对战争的恐惧，公鸡们不但没有安慰，反而“在那沮丧的污泥里/公鸡们欣赏着他们瑟瑟发抖的妻子/撑着冷酷的脚并瞪着”。“麻木的眼/...挂着金绿色的奖章/在突起的胸脯深处/策划着对别人//对众多过着母鸡生活/被追求、受轻视的/妻子们的恐吓和命令//”。公鸡们的冷酷、不可一世跃然纸上，与母鸡对战争的恐惧和受支配地位形成鲜明对比。第10—21节，诗人转换了视角，成为“母鸡”中的一员，从最初冷眼看公鸡们的洋洋自得、“幸灾乐祸”到后来的质问“公鸡们，你们在谋划什么？”以及最后的控诉“你们有什么权利发布命令/教我们如何生活”，甚至讽刺象征荣耀的红鸡冠是“瘤子”。第22—26节，作者从母鸡的角色抽离出来，再次以旁观者的姿态客观看待战争的罪恶。公鸡们“英勇斗争”的结果是两败俱伤，“一只在飞/带有英雄主义的愤怒的挑战/甚至是垂死的情感//另一只已倒下/但他撕毁的、血迹斑斑的羽毛/仍在小镇上空飘摇”。而无辜的母鸡们更是战争的殉道者，如“……死妻子们/睁着血红的大眼睛/同时那些金属般的羽毛在氧化”。第27—44节，诗人宕开笔，由鸡的世界回到人类社会。“圣彼得的罪/比妓女的要大/因为后者仅仅是肉欲//而彼得的罪是精神的堕落”。毕晓普在诗的最后几节画龙点睛，点出该诗的主旨——象征雄性荷尔蒙的战争给女人带来物质的匮乏和精神的痛苦，并吼出了“母鸡”或女人们心底的恐惧和愤怒，充分表现了女性主义思想。 二、《粉红色的狗》用身体去抗议 《公鸡》借动物世界影射人类社会，而《粉红色的狗》则以母狗的困境折射女性的困境。母狗的身体是女性的身体，对粉色狗身体的丑化是对女性身体的丑化。女性主义艺术往往通过伤害或丑化女性自身以反抗（批判）男性主义文化对女性的限定乃至模铸，展示的身体丑陋是无言的反抗。（Ellmann 1968：32） 母狗的困境，即女性的困境。第2—7节，诗人主要采用了与粉红色狗直接对话的方式表明立场——她不仅同情母狗，而且感同身受。凯瑟琳在一篇评论上曾写道：“《粉红色的狗》展示的是一副丑陋的诗性身体，更是一具下贱的女性身体”[2]。“哦，我从未见过一条狗这般无所遮掩！/赤裸又粉红，没有一根毛……/过路人都后退，瞪眼，心惊胆战。//当然他们害怕致命的狂犬病。/你并没有疯；你有过疥疮史”。这只狗被视为异类，视为“眼中钉”，人们躲避、嫌恶她。她不仅被边缘化，更是政府打压的对象。政府把“乞丐，傻瓜，瘫痪者，寄生虫，吸毒者等边缘人扔到河里和阴沟里”，那“他们会怎样对待那些病弱，四条腿的狗？”面对如此困境，母狗以勇敢裸露的姿态来反抗。她“赤身裸体，跑过林荫道”，她“无所遮掩，赤裸又粉红，没有一根毛”，她“垂着乳头”招摇过市。她的反抗能够在主流社会中争取到精神的尊重和物质的改善么？显然不能。母狗再次陷入选择的困境：是生存还是继续反抗？选择生存就意味着放弃反抗，而继续反抗则面临生存困境。第9、10节诗人如此写道：“以你的情况大概不能去/漂流，也很少看见狗划桨。/现在看吧，那有效，明智的//解决办法就是穿上一件狂欢节的华服”。为了不成为“眼中钉”，为了你的孩子们，为了生存，妥协吧，穿上华服，遮住难堪的裸露，这是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办法。表面上看似劝母狗的妥协，实则蕴含讽刺和无奈。圣灰星期三与狂欢节是基督教的传统节日，在此象征着基督教会下的男权制度。“他们说狂欢节不如以前了/—广播，美国人，或一些事/把它全毁了。他们就只这么说着”。“全毁了”与“他们就这么说着”似乎是矛盾的，诗人用似是而非的悖论引起读者的注意。女权主义从19世纪末诞生，20世纪蓬勃发展再到后来蔓延到整个世界，然而这种思潮只是停留在表面，没有从根本上瓦解父权制度，“他们就只这么说着”而已。女性困境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一只剃光毛的狗可能不怎么好看。把衣服穿起来！穿起来并在狂欢节跳起舞来”。连续两个“把衣服穿起来”具有深意，并与前面母狗的“裸体”形成鲜明对比，有着极大的张力。“穿上衣服”有着特定的文化内涵，在父权制度下男性的视域里，“打扮”是女性枷锁的象征。最初粉色狗企图摆脱枷锁，用丑陋的裸体以示反抗，然而她被无情镇压以至无法存活。于是诗人建议她穿上衣服，戴着“镣铐”跳舞。这种提议表现讽刺同时，也折射出诗人对女性主义运动的悲观失望，这也是毕晓普始终排斥被贴上“女性主义诗人”标签的原因之一。 即使抗拒自己被划分为女权主义者，毕晓普在接受斯塔贝克的采访中也不得不承认“这种（抗拒）的想法源于女权主义的理念——可能比我了解的还要极端。”[3]不管承认与否，毕晓普的作品的确含有深刻的女性主义思想，她借动物之名表现女性的困境，并以动物之口吼出对男权制度的不满和愤怒。 注释： [1]文章分析时对诗的引用都来自于丁丽英译的《伊丽莎白·毕晓普诗选》。 [2]Cucinella ，Catherine.“Dress up！Dress up and Danceat Carnival！”：The Body in Elizabeth Bishop's “Pink Dog”. [3]乔治·斯塔贝克：劳作！—伊丽莎白·毕肖普访谈录网址是http：//www.pshares.org/issues/article.cfm？pramrticleid=420. 参考文献： (1)Colwell，Anne. Inscrutable Houses：Metaphors of the Body in the Poems of Elizabeth Bishop. Tuscaloosa：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1997. (2)Ellmann，Mary. Thinking about Wome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Inc，1968. (3)Jill，Stean. Gend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n Introduction. London：Cambrige Polity Press，1998. (4)毕晓普，伊丽莎白.丁丽英（译）《伊丽莎白·毕晓普诗选》。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5)蔡天新：《与伊丽莎白同行》，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 原载：《时代双月刊》2010年1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