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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添加“人名索引”为读者检索提供了便利，欧阳哲生的“整理本”内容并无明显改善，较之赵丰田修订本反而显得逊色退步。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 丁文江 赵丰田编 欧阳哲生整理 中华书局 2010年4月第一版 682页，96.00元 丁文江、赵丰田编纂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简称《初稿》）自1936年成稿并油印问世后，因多采用未刊书信遗稿、内容翔实丰赡而备受重视，成为研究梁启超和晚清民国思想文化的基本史源之一，迄今尚被誉为同类体裁著述的典范。台湾经世书局在1958年将油印本排印出版，胡适撰序称赞：“这是一部没有经过删削的长编初稿，所以是最可宝贵的史料，最值得保存，最值得印行。”至1999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又据油印本原稿影印出版，纳入“北京图书馆藏年谱珍本丛刊”系列。但是在盛名之下，不能忽略稿中存在着为数众多的各类错误，包括系年考订不确、一函误作两信、内容弃取失当和字迹辨认错漏等。赵丰田及其助手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对《初稿》加以修订，在保持原稿内容和框架的前提下，作了不少增补和删改，并易名《梁启超年谱长编》（简称《长编》）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刊行。《长编》修订稿虽已有较大改进，而上述各种问题依旧屡见不鲜。以谱主与康有为往来记载为例，由于两人关系的特殊重要性，相关内容的完整、准确与否，直接制约着年谱的信实程度和价值高低。我在参与编校《康有为全集》的过程中，曾获读一批康氏致谱主书札手稿，这批书札藏于国家图书馆，今已悉数收入《康有为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版），其中1910年有二十六通，1911年两通，1912年十四通，三年合计四十二通，可印证《初稿》编者谓1910年两人通信频繁的判断。丁文江等编《初稿》时接触过这批书札，仅摘录1910年的五通，其余两年只字未录，相应地也不记述反映两人矛盾冲突的谱主信函，对康函的摘引也有舛误，尤其是不恰当地删去多处关键性文字，明显与“编例”揭示的“全函照录”准则相悖。此后的修订本《长编》，也只是对其中一件增补了五百余字，其余未作任何改进。如果说当年丁文江的失当举措是由于谱主后裔及友人的掣肘，事出无奈（其弟丁文渊在台湾版《初稿》“前言”披露，丁文江曾因引用一件康氏责备谱主的电文而招来责问：“康、梁的关系，天下皆知，你又何必来翻这个成案？”康梁两家似达成共识，在刊行遗稿时避免披露涉及两人不和的内容，故而康同璧为乃父编年谱续编时，干脆将1910年前后有关两人矛盾的文字删得一干二净），那么在赵氏修订时已无此羁绊，理当恪守史家信以传信的原则，使修订本趋于客观完善，而不必延续《初稿》的诸多阙失。 有鉴于此，近日见书店有新刊《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以下简称“整理本”），颇觉欣然，盖因此书以《初稿》为底本，又有赵氏修订本作为整理基础，整理者圈起“初稿”二字，想必在编例与内容两方面大有改观。不料翻阅一过后颇为失望，除了添加“人名索引”为读者检索提供了便利，“整理本”内容并无明显改善，较之赵氏修订本反而显得逊色退步。限于篇幅，以下举出例证以供商榷。 “整理本”第278页收录宣统二年七月廿日、十月廿二日、十二月十七日康氏致谱主的三封信，除了一封误署日期（“七月廿日”应订正为“ 七月廿一日”），问题较严重的在引录十二月十七日（1911年1月17日）函，凡两段文字，其中第二段“又顷吊阅港中华益各数……吁！起屋难，放火易”近两百字，经与原信手迹比对，实为前录十月廿二日（1910年11月23日）函中的内容，被无端割裂为两函。而十二月十七日函中被编纂者抹去的一段文字如下： 匆匆来坡（一切数目书皆不及料理），坐视数日，为母八十寿而不得称祝，寸心如割。到坡数日犹惘惘，住客舍无聊，万事不挂眼。终年常避人，吾生有涯，何命之穷也。弟与我如比翼连枝，无事不同，而弟安居于东著书读书，则与我若天壤矣。以家以国，待命北中（吾母亟欲还城乡），然而如此，只得随遇安之，欢喜顺受。日间定舍馆再告。 这段内容显然比已经采用者更有价值，其中隐约透露了对梁的不满，以及急于离开新加坡赴日的沮丧心情。在此前两三年里，康氏尚接连有六七封信致梁，责怪后者在助其移居日本之事上不肯多出力，催促加紧交涉入境签证事。这些信件内容在梁谱长编中均不见述及，而正是编纂者的刊落之举，使得研究者不能了解康氏至1911年6月方遂愿自南洋抵达神户，并很快与梁决裂的基本背景。整理者若能拨冗参考一下《康有为全集》中订正复原的相关书信，当可避免上述错漏情形，使梁谱长编内涵趋于完善。 1903年1月11日康氏在日本箱根致谱主的信，是继公开发表《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答美洲华侨论中国只可行君主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之后，仍一直不能释怀，再次提笔以示训诫。因为是私函，语意更为直捷显豁，有助于研究者深入一层地解读著名的“南海政见书”和保皇会在海外的活动内幕。这封信有两千三百余字，《初稿》仅摘录三百字左右，《长编》则难能可贵地增补了两段约五百余字，而“整理本”却又倒退回《初稿》状态，既不吸纳《长编》的修订进展，也不对两者相异之处加以说明，“整理”云乎哉？进一步说，相对于摘取的部分，此信中被《初稿》、《长编》舍弃的内容更具独特价值，如其中写道： 若革事深中于人，恐酿成印祸，到时无论何人，能发不能收也，岂可复虑无人而以身任之乎？即如吾亲到印，目睹印祸，印人又告吾如狗如猫，而午两夕不寝，为长书以谕汝等（上海、美洲合言之）。先与同璧言，曰如此明白确切哀痛之实证，无论何人见之，必心动无言，须改其辙，不然则是好招名而甘亡国者也。不料云、勉及汝等皆置不论，言革如故（吾至今不解，岂以吾为妄造耶？不然何复忍言革而亡中国？），其余等等各人皆然，于此印亡之大事不以一毫激刺于心，若以欧洲革扑之旧方为万应膏药，无施而不可者。勉及曼则以人心大变，不可不从众为言。噫！岂知印变之时，举国上下皆变，其中岂无一有识之人？而以从众之故，永奴其国也。我岂为此？而汝等见此文而不变（云、勉等皆不置一词），除非为名，不顾亡国，岂有他言可解乎？然则风俗已成，深入脑中，岂复可以空言解之乎？汝若欲再种此毒，是力欲亡中国而已。汝言并非决攻满，不过借言之；若此则更谬矣，此毒一种于人人心，即为分兆，既分则必益外人，故吾谓革扑之说万不可言。若欲以挟持伪政府，则全朝政权皆在汉人手，此事但当内转，不可内讧，而内转亦甚易之。因此症如内伤，亦非峻攻所能施也。吾思其消息甚微甚奇，汝留此信，可于三二年后觇此是否。若必用狂医峻攻，徒杀其命而令外人分之而已。孝高曰今日当民族帝国之时，万不可言扑满，真一言中的。自行者及汝等皆以粗材行医，徒读欧美革书，持为独步单方而医此国，则惟有杀之而已。 荣禄乎，此在中国则为国贼，在我则为不共戴天之仇（兄弟之仇不反兵，而幼博则以我而死也）。每念幼博辄为心痛，自恨无才无勇，不能剸刃之，若有言不杀之者，吾即以荣禄视之，无论何人不必言此。雅昔以沈某攻疑，虑在京被累，故颇以此为未可。在雅故可宽也，他人则不可。雅虑办此事人皆疑我，其实亦有他法，今报上不言董遭刺乎？是吾布置耳。除介外我岂无人？昔者我与尔不同道（汝不办此），我亦不告汝其人。树园、孝高亦言汝疏，此非攻汝者，我专心之事，汝岂以目前之人遂论我无人乎？况介即有不检，办此等事亦不必规行矩步者也。果能去荣，则大事更易，于楚策无碍。然荣岂易去哉（其难甚多不待言）？汝一面行雅策，一面暗办荣事，原两不相碍也。此事不必商，亦不告汝。若有言不为者，其人即作为杀六烈士者也。（《康有为全集》第七集189-190页） 这些文字表明，虽然谱主在“政见书”刊布后即去信表示认错和悔过，但并未获得谅解，康氏不信谱主会改弦易辙，将他与孙中山并论，斥责其“为名”、“好招名而甘亡国”；其中述及保皇会实施的暗杀活动，可证明谱主在保皇会内部承担的事务分工不涉及暗杀事项，他也确曾对康氏重金雇用刺客之举颇致不满，并为此招来后者霸气凌厉的申辩。其间透露派人行刺董福祥一事，即不见于其他任何记载，显现出保皇会策划的暗杀活动已颇具规模，仍有不少鲜为人知的隐情尚待考证发覆。 又如“整理本”277页录载康氏1910年3月23日致谱主函，仍沿袭此前编纂者弃取不当之失，既略去指责谱主在康遭受私挪公款的指控时，也轻信谣传、从众疑师的几句话：“即如林贼所攻而不辨，汝亦中毒，为之传教，将来恐林之使徒多至不可思议。”也删掉了信中数落谱主“言革”之外的另一重“非孔”之罪、并流露出分道扬镳之意的大段内容： 吾昔在患难，以昔日讲学所积激厉之力，尚收一二之效。然庚、辛之际（事久无成），人已倦矣，又离索已久，不复讲学，无复有摩厉之益。而世变日积，汝又不深思而大发权利之说，贩运来华，以破二千年孔孟义理之学，故全国移风，至有今日败坏之极。夫孔学已被攻而无可恃，则人不猖狂妄行，假借西俗以趋新利用，其将安之？故汝今论《国风》极纯正严切，然致此之由，汝实尸其咎。此事与革同，皆汝致之，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功首罪魁皆在汝也。云樵各人猖狂，尤汝所制造。今汝悔之亦晚矣，故古君子慎其出口，择而后发。今汝以无定之资，听一时游行之识，随意所之而妄尽言之，故至今日也。已矣任甫，后其慎之！天运人事，合沓并至，致今大败。既责己省躬，又不能不诵曾文正言，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而已。庇中热极苦病，然不敢他行，亦不能他行。阅报极喜，与昔见《新民报》汝极得意者，吾乃极怒之，汝乃经七八年又反为吾。总而言之，汝真一极流之质，吾一凝质，望汝后勿再流而已。（《康有为全集》第九集129页） 此信中提及的“林贼”是指林兆生，康氏游欧时的心腹随员，兼保皇会欧洲支部负责人之一。他曾对康氏海外活动产生过关键性影响。由于康梁往来书信涉及此人的内容在梁谱长编中均被略去，造成若干疑团难以解开。譬如康氏在经年游历欧美后相中瑞典一地，在那儿买地皮盖楼阁，决意在瑞典定居度过余生，为何新楼甫成，即于1908年7月仓促离去，此后再未踏入瑞境？肇因即在于他与贴身卫士林兆生闹翻。他在1909、1910年间的数封信里，曾对梁氏细述林某扣压他的房契，投靠瑞典黑手党以和他作对，以及夜半持枪爬上卧室对面的大树欲射杀他，而他又是如何在深夜三卧三起，欲手刃林而又顾忌其背后势力等等，情节之曲折堪称离奇。康氏离瑞后来到南洋，在他视作蛮荒之地、极不愿久居的地方无奈地滞留了近三年。对此他迁怒于梁氏偏信“林贼”的谣言，有意让他“居夷”多时。在1911年6月遂愿“入东”后，他的满腹怨气最终在年末给梁氏的两封长信中尽数发泄。由于这些信函在梁谱长编、康谱续编中只字未录，使得研究者不能理解为何一入民国，两人关系即告破裂，从此天各一方，老死不相往来。“整理本”若能参考新出资料，填充相关记载的残缺之处，无疑能使梁谱长编获得内涵的充实和质量的提升，从而为研究者提供可靠的基础。 “整理本”与《初稿》、《长编》内容相同点之一，即在于同样摘引了康有为1903至1911年间致谱主信十二通，这固然符合“保持原稿内容不变”的整理原则，但对《长编》修订后遗下众多显而易见的舛误也原貌继承，则显然与所揭“修订”原则不合。据估计，“整理本”摘录的这十二封信中存在的错、漏、倒、衍字达一百二十余处，与《长编》中存在的舛误雷同。其实在整理时稍加留意，很多舛误是不难发现的，或者有心取新出相关资料作比勘，也不至于以讹传讹。 以上从一个侧面对梁谱长编的新出“整理本”提出若干商榷，或许会招来以偏概全之讥，但撰文目的是想强调，整理这部海内外影响广泛的名著，是需要耗费“大力量”的“大工作”（胡适语）。时至今日，在《初稿》原貌影印本和排印本业已面世的前提下，再持“保持原稿内容不变”的编例进行整理，实已无甚意义；而在内容趋于完善方面，如果较之《长编》的修订成就不进反退，则新出“整理本”的价值究竟体现在哪里？近年来，梁启超佚札遗稿有陆续不断的发现，梁氏师友文集的新刊也为数不少，已经比《长编》修订时具备了更好的整理基础，通过一番博综广采、索隐疏证的艰辛劳作，就可以使这部名著趋于完善。在缺乏前提准备工作的情况下，似不应率尔灾及梨枣。日本学者岛田虔次、狭间直树等费时多年编译的梁谱长编日译本已在东瀛刊行，据介绍，其中包含了大量校注形式的考订成果。此书尚未得寓目，如果所闻属实，则新出“整理本”能充分吸取日人研究成就，也不失为明智之举。■ 原载：《东方早报》2011-03-2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