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捧读常彬的学术著作《中国女性文学话语流变1898-1949》，为她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为她典丽舒缓的语言评述所深深敬佩。若不是在浩如烟海的作家作品中埋头细读，若不是在汗牛充栋的历史文献和研究资料中思考求索，若不是洗尽铅华的精心奋笔疾书，学术界是不会有如此厚重殷实的著作问世的。 一、运用女性文学批评，还原历史真实 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传入中国，肩负着中国文学学者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常彬的论题运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行以史为线，以论为主，融会中西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研究，从宏观把握和个案透析并重的角度探究20世纪前五十年中国女性话语的发生与发展、变化与特点、凸现与消隐的演变历程，挖掘隐含于现象之下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多重成因，审视女性文学创作的价值和地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并不仅仅是‘另一种批评方法’而是‘再现所有的批评都未曾顾及的另一半的历史的真实’的尝试。”[1]使我们了解到现代文学历史真实的丰富与多样性：从“历史境遇中的‘空白之页’”到“浮出地表的灿烂星群”。高尔基说：“文学家的评论，应该像火星一样放出光芒，燃起思想的熊熊炬火。”[2]著者不止步于对文学发展状况的客观梳理，还运用社会学批评方法，从历史社会状况、政治经济制度等方面去探究这一文学现象的缘由。“文学的确不是社会进程的一种简单的反映，而是全部历史的精华节略和概要。”[3]我们从中清楚地看到文学史另一半真实面目及其发展的来龙去脉。 二、经典文本的细读 富于创见性的评述 文学理论批评观点的创新离不开对作品精细阅读。马克思说过：“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你本身就必须使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4]常彬建立在文本鉴赏的基础上结合叙事学——文本细读，提出一些富于创新、独到精辟的见解。书中涉及到近四十位女作家如点缀夜空的璀璨繁星，丁玲是著者最关注着墨最多的一颗星。 解读丁玲作品，作者于细微处见精深，做出了较精辟的论述：“最能体现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自觉和成熟，女性意识的凸显和嬗变，对男性中心的狙击和解构，女性话语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和反抗，以及在强权政治干预下的最终消沉和消隐。”如学界代表性的观点：“是以放弃女性为特点、为牺牲的。从一个具有鲜明女性意识的作家变成一个左翼的冷静客观的现实主义者。”[5]著者通过对丁玲《韦护》《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之一）》《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之二）》的细读，指出：“这个见解只是表面看到丁玲创作对主流意识形态理性追求下的外在趋从，却没有深味其骨子里仍然没有蜕尽的莎菲之气的不自觉坚持。”泄漏了丁玲真实的情感倾向，个性化立场和真诚理性追求之间的裂隙和张力。著者把丁玲创作文本的丰富性称为“意图迷误”。[6]玛丽形象的分析更有力论证了这一见解，提出耐人寻味的文本现象：离弃革命者而沉溺浮情的玛丽形象描绘为耀目娉婷典雅高贵而未加以丑化而打入另册，如剥竹笋般层层剥出，玛丽形象的意义是承继了“五四”以来叛逆女性追求思想解放、意志独立、不依附不盲从的个性特点，表现了丁玲的一贯女性意识立场。“《我在霞村的时候》丁玲在演绎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政治理论时，又难以释怀为革命做出‘身体奉献’的女性身体在传统道德面前无法得到革命庇护的现实问题，……并深表同情，深为忧虑，使这部小说呈现出女性文本的特性。”[7]“革命不能庇护为革命牺牲‘身体’和贞操的贞贞，革命也不去庇护曾经与丈夫出生入死过的‘落后’妇女（《“三八节”有感》），革命也无法挽救革命干部何华明老婆因为年老色衰，随时可能被革命丈夫‘新桃换旧符’的命运（《夜》）。”[8]对文本的精细阅读是进行文学研究的前途和基础，只有养成著者着眼于文本的细读的习惯才能在学术界收获到颗颗硕果。 三、生活的感悟与思想的睿智融于文学批评 正如张爱玲所言：“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作品与理论乃如马之两骖，或前或后，相互推进。理论并非高高坐在上面，手执鞭子的御者。”[9]对张爱玲的解读，体现了著者深厚的学术修养。[10]本书最为精彩的章节之一——还原世俗生活的爱情拆解为例来谈一下。“张爱玲没有陶醉于‘五四’爱情神话的梦幻里，而是以她创作的世俗化倾向消解着这种浪漫激情，尽这点而言，它与鲁迅在精神上是相通的，甚至比鲁迅更悲观。”书中接着谈到“娜拉是昂然出走，曾经是激发一代女性激情叛逆的美好形象，到了张爱玲编写的剧本里便成了负了气而又没骨气的穷亲戚，只会‘走到楼上去’等待着吃饭的铃声，成为一出荒诞而苍凉的人间闹剧，凸显了千百年来女性饱受黄金之狱，忍受经济之苦的深刻主题。”[11]著者较详细地分析了《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和《沉香屑—第一炉香》的葛薇龙等人物形象，不但提供翔实的论据，也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活泼生动感，避免理论的空洞乏味。解读《五四遗事》提出：“如果女性无法在经济上自立、在精神上保持与男性平等对话的权利，无法为自己争取到超越家庭位置的社会空间，就无法捍卫自己的婚姻理想，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就难以逃脱被传统吞噬淹没的内在危险，即使是争取到的幸福也会慨然尽失。”这一见解是很中肯的。本书的字里行间流露出著者对女性的深切的同情和对现代中国女作家的敬意，使这部学术著作富于人情味与感染力，既坚持了批评的客观性又很好的消解了理论冰冷的一面，这正是本书独特的魅力之一。 正如著者所说“妇女解放已在20世纪的中国画出最亮丽的曙光，照耀了在历史隧洞里沉睡了千年的中国女性，开始觉醒和已经觉醒的她们就不会那么轻易消失自己的身影，轻易放弃她们所获得的言说权利。”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步入21世纪的我们对上个世纪那段曾经辉煌而逝去的女作家们所走过的文学历史进行回顾与反思是义不容辞的重要责任，以此为基点，去开拓女性话语言说的时空间，促进文学及社会全面和谐的发展。这正是本书对于学术界及社会的重要贡献之一。 参考文献 [1] 织田元子．《女性主义批评——以理论为目标》．劲草书房1988版 [2] 高尔基．《文学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76页。 [3] 韦勒克 沃伦．《文学理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4]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29年版．第108页 [5][7] [8][11]常彬．《中国女性文学话语流变1898-1949》．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83页，第228页，第384页，第351页 [6]意图迷误，英美新批评术语，著者的创作意旨和作品所实现出来的艺术世界史并不一致的。参见张隆溪《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第40页．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7月版 [9]张爱玲．《流言 自己的文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第12页 [10]可参见常彬《走进没有光的所在——张爱玲的文学世界》．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 作者简介：王萌萌，河北大学文学院 现当代文学专业2008级硕士研究生 。 原载：《大众文艺》2010年1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