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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对人们禁锢已久的思想的解放，文坛上新思潮新流派层出不穷，而在这些林林总总的文学现象中，女性主义文学可以说是独具魅力，领尽风骚。这不仅表现在它经历了从“文革”后到20世纪末的漫长的时间考验，催生出张洁、张抗抗、王安忆、铁凝、张辛欣、林白、陈染、海男、徐坤、卫慧、绵绵、戴来等不同时期的一大批女作家，同时也表现在它能够不断地吸收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主动完善自己，并且因为其文本的先锋性和激进性也带来了批评的先锋和激进，使得各种理论异常活跃。因此无论从作家、作品还是从文学史写作和文学批评来看，20世纪的女性主义文学舞台始终都是最引人注目和热闹非凡的。然而在各种现代、后现代的理论在女性主义文学的舞台上上演之后，在这些热闹的场面和我们之间被时间拉出历史距离之后，最关键的就是要以最平和的心态，最朴素的观点来对女性主义文学进行冷静的思考。 二元对立和辩证法的观点与后现代的各种理论相比较，似乎显得很过时和不被人们关注，然而它们作为人类思维的一种根本方式却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并且自古希腊开始，一直到今天的后现代主义，所有的哲学和理论探索都没有真正超越二元思维这条主线，尤其是女性主义文学，其最初的出发点就是基于对男女两性二元区别的认识，而当我们对新时期女性文学做冷静思考时发现，虽然作为后现代理论一部分的女性主义以“解构”为其理论宗旨，但是在女性文本中还是贯穿着二元思维，二元的思想不仅是女作家们进行性别抗争和书写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同时如果处理不好二元之间的关系，二元思维最终也将成为女性文学的沦陷地。 一、 抗争阵地与划地为牢 女性主义文学发展到今天已经经历了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由于每个阶段所处的时代不同和作家本人的个性差别，使得每个阶段的文学文本都显现出不同的特点。有评论者将这三个阶段总结为:“女性作为人的价值认识阶段、女性作为女人的价值认识阶段以及女性灵魂自审的阶段”［1］。但无论是对人的价值的探讨，还是对女性价值的确认，抑或是对自我灵魂的拷问，女作家们的切入点始终没有变，其题材一直都局限在爱情、婚姻、家庭这样一个范围内。 比如早期的代表作家张洁，她是通过对美好的精神之爱的向往来超越肉体，达到人性的制高点的，即使像《方舟》中三个独立的女性，她们成功的事业在张洁笔下也不过是烘托其爱情、家庭故事的背景，她们三个宣言不要“爱情”，不相信“婚姻”，但是爱情和婚姻的苦恼，仍然是她们生活中的主题。而宗璞的《红豆》《三生石》等以反思为特色的小说，女主人公也必须是通过爱情来达到思想的成熟和度过苦难。还有很多专门以讨论爱情婚姻为主题的文本，其特点是不言自明的。 女性主义文学向中后期发展，在女性意识上更加自觉，在对问题的认识上更深一层，但是就文学所表现的题材空间上来讲，可以说是越走越狭窄了。女性主义的先驱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Beauvoir)在《自己的房间》里提出:“要想能够写作，首先必须有一个自己的房间，有一个自己可以独自呆几个小时的地方;在这个房间里，你可以思考，你可以写作，你可以把自己写好的东西再读一遍，也可以批评自己的所作所为，你可以随心所欲而不必冒被别人打扰之危险。”［2］女作家们很自觉地吸收了这一理论成果并把它进行了极端化的发展。我们发现在极具代表性的陈染的作品中，不管是《凡墙都是门》中的“我”，还是《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中的“黛二”，她们都拥有一个自己的房间，而且这个房间不仅是用来写作的，甚至是她们生活的全部空间;无独有偶，在同时期的林白的作品中，“浴室”成为其人物活动的主要空间，而后期的戴来，她自己也宣称，写作就是一个人发呆，同样是把自己幽闭在房间中。所以我们说，同前期相比，女性文学的空间已经由本就不宽阔的环境移入到更加狭窄的女性房间内，而她们在房间内探讨的仍然是爱情、婚姻和家庭的问题。只不过这个时候的爱情已经由对男性的失望发展到完全不抱希望，直至发展到同性恋;而家庭也更加极端化地把男人彻底驱逐出境，变成只有女性存在的寡妇之家，或者是一个人安放身体的地方。如陈染的《破开》，这是作家试图达到不受男性束缚的自由程度而创作的作品，小说中的黛二和殒楠是两个能够完全自由于男性之外、试图建立女性俱乐部的朋友，她们一起讨论的焦点问题仍然是:女人是否可以吻女人、什么样的女人被男人喜欢、什么样的女人不适合家庭生活等传统话题。看来中后期的女性文本虽然紧跟后现代的时代潮流，但是在题材上来看仍然是“新瓶装旧酒”，没有突破爱情、家庭、婚姻的主题。 女性主义文学坚守爱情、家庭、婚姻这块阵地是有理由的。首先，从女性长期受压迫的历史来看，女性长期被男权社会禁锢在家庭之中，没有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权利，女人们最真切的体验、最深刻的思考、看待历史和社会的惟一的窗口就是爱情、婚姻和家庭;另外，“爱情、婚姻和家庭在女性主义理论和文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为它不仅是父权制的男性话语压迫女性的主要场所，而且以爱情和婚姻为支撑的家庭构成了社会权力的中心部分，反映了国家及意识形态的性质。”［3］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所以爱情、家庭和婚姻成为女性反抗男权，为自己争取自主权利的最坚实的阵地，而且从中后期的文学文本来看，这种抗争也是卓有成效和彻底的，男性不仅不再是女性在情感上的依托，并且被女性赶出了家门，女性在爱情和婚姻上从早期对男性的失望和困惑，发展到对男性的不屑一顾，她们最起码在表象上已经完全能够脱离男性而独立生活，“就是生孩子，我们女人只要有自己的卵巢就行了，科学发展到今天，已足以让每一个有卵巢的女人生育自己的孩子。”［4］看来，女性似乎的确给了男性以致命的打击。可是当我们在这块阵地上坚守了将近30年后，当我们以违反大自然繁衍的自然规律而给男性致命一击的时候，我们不仅要冷静地看看当下的文学批评，同时也要冷静地思考我们的社会现实和历史，我们真的像女性主义理论家设想的那样，通过对家庭这个社会基本细胞的颠覆而撼动了男权社会的基石了吗?当然没有。当男权意识统治下的出版发行业对女性文本进行恶意包装，当很多批评家把女性写作贬低为“准黄色写作”，当男性在更广阔的天地里看着女性在家庭里、房间里、浴室里抗争，在爱情的苦恼里纠缠的时候，男权思想的确又一次获得了自豪感，就像如来佛祖看着孙猴子在自己的手掌里翻跟头一样露出满意而欣慰的笑容。因为爱情婚姻的狭小空间本来就是男权用来限制女性的空间，结果从前的女人是被男性囚禁在这个空间里，而现在却变成了女性自己把自己囚禁在这个空间里。简单的二元思维认为，你在什么地方压迫我，我就在哪里以相反的方式反抗你，这样我们就忽略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如果我们只是片面的看到这是一块我们要坚守的阵地，而不能超越它的话，那么我们越是坚守和反抗就越是画地为牢。可以说，女性在这块阵地上所进行的抗争已经够久远、够勇敢、够彻底的了，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女人的领地，即我们的性别/社会性别体系所指定给女人的位置，不是一个独立的领域或生存之地，而是社会存在总体内的一个位置。”［5］我们所期望和需要的是以此为大本营，去开辟更加宽广的天地，找到女性应该拥有的社会位置，真正走出男权的束缚。 二、 抗争与沦陷 今天当我们回望新时期女性文学的时候，无论哪个时期的作品，无论什么风格的作品，仔细品味总有点哀伤和失落的感觉。《小城之恋》中的“她”，在经历了欲火中烧之后，终于通过母性得到了人性的升华，可是当我们看到她独自一人领着两个孩子默默地目送孩子的父亲去找另外一个女人的时候，还是感到一丝怅惘，而陈染笔下那些性情忧郁、身体虚弱、一身黑色，终日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的女人本身便透露出彻骨的凄凉和哀伤;70年代后所描写的那些在酒吧里纵情堕落、纸醉金迷的后现代“新新人类”，也总是让人对她们的颓废感到心疼。所有这些女性文本透露出的信息告诉我们，在女性试图颠覆男权，反抗男性，甚至脱离男性而生活的时候，她们自己也陷入了无法摆脱的空虚和哀伤，反抗的同时也是一种沦陷。 周来祥总结哲学、美学中二元对立具有如下特点:“一是二者有内在的本质差异;二是这种差异是正相反对的关系;三是一方的存在正是因为正相反的对方的存在，失去了对方也就失去了自己;四是对立双方如果不能互相联系、互相融合、互相转化，就无法和谐统一”。［6］与此相比较，男女两性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二元存在，因为从自然生理的状况来讲，他们的确有着本质的差别，而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来讲，这样的对立又不是必然的。男女是社会的两大构成体，只有共同合作才能使人类更好地繁衍，但是二者又未必只能以对方的存在为生存的必要条件。因此我们无论是在文学领域还是在其他领域讨论两性问题的时候都不可以把问题简单化。而新时期女性文学中透露出的感伤情调正是由于对问题进行简单的二元对立思考造成的，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 对母性的反驳 新时期以来，由于对女性问题思考的不断深入，理论界和文学界同时认识到，以往伟大母亲的形象和梦想，不仅不是女性的一种荣耀，反而是男权压迫女性的一种工具，就像波伏娃指出的那样:“没有比女性神话对统治者更有利的神话了，它确立了所有的特权，甚至使男人的诅咒也显得权威起来。”［7］因此在新时期的文学中出现了反驳母性的倾向。以往光辉伟大的母亲形象被作家们塑造成怪异的、嫉妒的、仇恨的甚至是变态的母亲形象，她们不是把自己的苦难强加给别人，对自己的子女进行报复(铁凝《玫瑰门》)，就是强占儿女全部的生活空间，使母爱发展到了一种变态的地步(陈染《凡墙都是门》《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或者是成为他人生活的窥视者(残雪《山上的小屋》)，等等。总之，从张爱玲的曹七巧开始，“恶母”的形象在文学史上就屡见不鲜，到新时期的中后期更是得到了深入的发展。 新时期也有很多颂扬母性的作家作品出现，如张洁、王安忆和铁凝，在她们的作品中都认为母性有着神圣的价值和伟大的力量。但是她们的创作也引起了批评界很大的争议，比如面对大芝娘这个形象，很多批评者都认为，她在被丈夫遗弃以后还要求和丈夫生一个孩子的要求是奴性的体现，是作为一个女性的悲哀。其实这其中却隐藏着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如果女人永远把孩子看作是为男人生的，那么女人将永远摆脱不了客体的地位。在成熟个人、自愿生育的前提下，繁衍后代绝对是一个两性平等的问题，孩子是男人的，同样是女人的。《夏娃的种子———重读两性对抗的历史》一书提到，历史上男性把权力从女性手中夺过去的一个最大的胜利和标志就是他们创造了种子的神话，使男性，这个种子的拥有者、播种者在人类的繁衍中占了主导，即使大家能够看见的是女人在生育。我想，这的确是男性聪明于女性的一点，他们懂得如何另辟奚径，而女性则走入了对立的极端，随着后现代审丑的潮流走入了“男性说女性伟大，女性就说女性卑微;男性说女性美，女性就说女性丑”的怪圈。 对于母性不可片面地宣扬或者贬低，但是我们一定会承认，如果让男女换一个位置，女人同样希望男人可以具有那种博爱、宽容、仁忍的个性，这足以证明，母性是一种属于全人类的优秀品性。吉利根提出:“女性的关怀伦理、母性思维和平和关爱是最有价值的伦理。如果我们能够将女性的形象确立为社会保护者的形象，高扬女性和母性———关爱、养育和道德感，社会将会变好，……母亲的经历具有双重意义:它既是女性自身的经历，又是男权制的经历。”［8］女性需要做的不是被它负累，也不是完全抛弃它，而是要让它从男权下解放出来，将其推广为全人类的财富，让爱撒满人间。 (二) 主体间性和客体间性 后现代理论认为，要想打破古希腊以来的主客二元对立思维，那么就要打破其中的一元，所谓主体间性就是对客体的解构，认为一切的交流只能在主体间进行，人在话语的世界里必然具有“主体间性”。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在过去，尤其是在古代文人墨客的笔下几乎都是被男性审视的，是满足其审美需要的审美客体，因此新时期女性作家自觉地在这个方面对男权写作进行了反击，主要集中在中期阶段，而所采用的方法则是后现代的方法，消解了二元中的一元———男性。我们发现在典型的女性文本中，女性是生活的全部，男性或者作为女性满足自己欲望的工具，或者作为一种已经逝去的过去而失去了观看女性的权利，失去了主体性。女人的生活中，她们自己的房间中不再有一双盯着自己看的男人的眼睛。可是在一个没有参照的世界里，怎样来确认自己的存在呢?于是这些幽闭的女人在自己的房间里，在自己的浴室里挂上了大大的镜子，在镜子中欣赏自己、想象自己以至在镜子面前爱抚自己就成为她们私密生活的一个部分。或许这些人早已经没有“孤芳自赏最心痛”的感慨，但是她们却忘记了站在镜子面前的所谓主体性只是一种幻象。 另外还有两种观看的方式，就是母亲对女儿的窥视和同性恋朋友之间的互相欣赏。对于前一种观看，虽然女儿总是觉得窒息，发出“母亲，饶我”(陈染《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的呼喊，但那却是寡妇屋里两个女人彼此确定存在的方式;而后者呢，女性把自己的美貌和自己欣赏的眼光都献给了女性，将男人排除在外。 在三种观看的方式中，在女性自己设计的生活场景里，女性似乎独揽了主体的位置，她们再也不必成为男性审视下的尤物，可是她们却忘记了将自己作为主体的目光投向男性，更没有投向更广阔的世界，因此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主体。正如解构主义的尴尬一样，女性文本中的女性在消解男性的时候也消解了自己，说她们具有了主体间性的同时，也可以认为那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客体间性。 (三) 对两性对立的消解与强调 女性主义理论家认为，女性主义运动的最高境界就是不再以男性为敌手的自由境界。要达到这个至高的境界就必须消解两性的对立。早期的女性文本大多还沉浸在对男性的希望或失望当中，还为婚姻家庭而感到难言的痛苦，这可以说还是明显的在两性对立结构中的反省;而到了中后期，女性作家已经自觉地采取了一种忽视男性的姿态，力图达到不以男性为敌手的自由境地。集中体现这种思想的是陈染的《破开》，作者以殒楠之口表达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性别意识的淡化应该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进步。我们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女人。”“我们决不标榜任何‘女权主义’或‘女性主义’的招牌，我们追求真正的性别平等，超性别意识，渴望打破源远流长的纯粹由男人为这个世界建构起来的一统天下的生活、文化以及艺术的规范和准则。”然而在我们细读陈染的作品时候，我们却发现，这些只是一种理想，在作品中几乎每一处细节都充满着作家二元对立思维的痕迹，充满着对性别差异的强调。例如:“不拒绝对精神的挑战，正如同不拒绝肉体的堕落”“自我实现也自我毁灭”“我是分析者，同时又是被分析者”“这头颅给我以生命以毁灭、以安全以恐惧、以依恋以仇恨”等等这些明显的对立物总是出现在作家的语言里。而这种二元对立思想的更深一层表达就是新时期女性笔下大多数女性形象都是灵肉分离、人格分裂者，如果说张洁笔下的女人在特定的年代里，还能以精神之爱当作生活的全部的话，那么，从王安忆的“三恋”开始，肉的欲望被我们认识，成为不可以被忽视，甚至是被作家有意放大的一个部分，女性再也不能在柏拉图式的爱情里生活了。陈染和林白笔下多是这种以灵肉分离为根源的人格分裂者，“黛二是个矛盾重重的女子，她既要解放了的现代女性的感官体验欲求，直接纯粹的身体行为;同时又无法摆脱深埋骨中的古典性的沉思冥想。”(陈染《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我的行动从小就远远的躲在我的思想身后，像个迈不出脚步的幼儿或者懦夫，步履蹒跚;而我的思想却在前面疯走。整个人就这么不协调的拧着”(《巫女与她的梦中之门》)。这样根深蒂固的二元思想当然不能超越两性的对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陈染不仅总是把一些景物比喻成男性生殖器“一根雪白的香烟———纤秀的阴茎代替品”“森林般茂盛的人群犹如拔地而起的秃山和疯长的阳具”“那灰石阶在我心里高耸的犹如一座孤山，危险的如一只男人庞大的阳具”，暗示出她从来没有忘记两性的差别。同时，她也在必要和不必要的时候都强化性别特征，如黛二在反对母亲对自己的专权时会强调她是一个活着的“女”人，而不是说是一个独立的“人”;在对一个女犯人进行比喻时，要比喻成“一匹黑色瘦雌马”;而且法庭上的证人在讲话时也同样要说:“我代表‘男’性公民向您诚挚的请求:给他自由。”在此之后，卫慧的《上海宝贝》中，女主人公找了天天和马克，一个象征精神之恋，一个象征肉体欲望两个情人的情节，所反映的同样是一种分裂和对立。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二元思维作为女性主义反对男权社会的一个思维基础已经深入到作家和文本的各个方面，这种激进的思维方式在具有革命性的同时也具有危险性，一个最为直接的后果就是让人们认为男女两性永远都是针锋相对、格格不入的，而对性别差异、性别对立的过分强调和极端认识都将导致女性主义文学步入歧途，不仅不能够从男权的束缚下脱离出来，反而会被束缚得更紧，使女性离“不以男性为敌手的自由境地”越来越远。 三、 结语:寻求真正的两性和谐之路 指出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中的二元思维特点并不是要对女性文学的丰硕成果给予全盘的否定，因为正如德里达(Derrida)所指出的那样:“‘传统哲学的一个二元对立命题中，除了森严的等级高低，绝无两个对项的和平共处，一个单项在价值、逻辑等方面统治着另一个单项，高居发号施令的地位’，而要解构这个二元对立命题，必须首先采用‘颠覆’的手段，即‘在一个特定时机，把它的等级秩序颠倒过来’这个颠倒的阶段是不可绕过的、不可忽略的，否则‘即是忘却了二元独立冲突和隶属结构’。”［9］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所进行的正是这样的“颠覆”工作。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到，如果女性主义或者说女性主义文学发展到今天还仍然只采取极端的、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的话，将使女性主义文学陷入极深的困境。因为毕竟男女两性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二元，“人是自然与文化之间关系的概念”［10］我们在处理两性问题的时候必须要兼顾自然生理和社会属性两方面的问题，不能简单处理。 “颠覆”应该只是女性主义文学的一个阶段性的手段，不是目的，而打倒和压迫男性就更不是目的，女性主义文学不是单纯属于女性和为了女性的文学，它同样是属于男性和为了男性的文学，其最终的目的是建立两性的和谐，超越性别的范畴，把男性和女性都定义为真正人类意义上的人。 参考文献: ［1］陈瑶．论新时期的女性文学:上［J］．黄岗教育学院学报，2001，(1)． ［2］西蒙·德·波伏娃．妇女与创造力［M］∥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43-144． ［3］林凌．后期女性主义写作的三次突围［J］．文艺评论，2002:5． ［4］林白．破开［M］∥凡墙都是门．北京:华艺出版社，1996:267． ［5］特里莎·德·劳里提斯．社会性别机制［M］∥佩吉·麦克拉肯．女权主义理论读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10． ［6］周来祥．论哲学、美学中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产生、发展及其辨证解决［J］．文艺研究，2005，(4)． ［7］波伏娃．女性的秘密［M］∥乔以钢．低吟高歌．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 ［8］李银河．女性主义［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78． ［9］朱立元．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关于新世纪文艺学、美学研究突破之途的思考［J］．文艺理论研究，2002，(2)． ［10］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M］．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28． 原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