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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近年来随着社会生活的演进，文学方面的变化很快也很大，您虽然一直置身于这一领域，但要简单地给以概括似乎也不容易。 张炯：我国文学的产生和消费规模的庞大，今天可以说超过以往的任何历史年代。对文学现实追踪的困难，与个人阅读量的有限紧密联系在一起。何况今天文学的门类和文学报刊又如此之多。因此，要准确判断当前的文学情势，只能靠评论家和学者加强交流，共同努力。 记者：从最直接的感受来说，您认为文学是怎样的的一个基本走势？ 张炯：从我个人的有限视野来看，我以为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年文学的走势,应该说是好中有忧。所谓好，第一,文学更贴近现实,贴近群众,贴近实际,发扬了现实主义和人文关怀的好传统。人们不难看到，表现普通劳动者生活的作品明显多起来。仅《小说月报》和《中篇小说选刊》最近一期刊载的，像刘庆邦的《哑炮》那样描写矿工爱情婚姻生活中纠葛和潜在犯罪心理造成的人生悲剧；像陈川的《矿葬》那样尖利地揭露和控诉矿工安全得不到保障,人命如草芥的令人痛心的现象；像向本贵的《栽在城市的树》那样反映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的艰难与无奈，而又赞美了劳动人民之间出于善良的相互扶持；像罗伟章的《红瓦房》那样通过一个退休干部对一个受侮辱受损害的无助农妇从同情到结合的曲折历程的描写，反映了当前社会所存在的权力威压与经济利益高于亲情的丑恶；像王佩飞的《奔跑的树》那样刻画一个农村代理村长因自身的残疾，因爱情的失落，因解决村民的种种困难和龃龉而困恼不断的平凡生活等等,都为人们展开现实社会底层的形形色色众生相,并对种种普通劳动者的或悲惨或艰难的命运,表现了出自人道主义的关切和同情。文学贴近现实和群众,也表现在迅速反映现实小故事的小小说备受大众的欢迎,有很高的发行量,还表现在《诗刊》所发动的“春天送你一首诗”的群众性诗歌活动,自2000年以来,每年在全国30多城市同时举行诗歌的群众性聚会,朗诵和传播现代诗歌,多年久盛不衰。 记者：近年来似乎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也有不少的好作品。 张炯：我要说明的第二点就是文学也在向历史的纵深继续开掘,不断推出对历史生活的新的阐释。继刘醒龙的《圣天门口》以数十年的历史时空反映“左”倾路线下中国革命的惨烈斗争,铁凝的《笨花》则从农村家族的视角描写一位农民出身的北洋将军拒与日本侵略者合作,最终英勇牺牲的故事,为爱国主义精神唱出一曲感人的赞歌;而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却通过对普通农妇王葡萄掩护和藏匿“地主”公爹的曲折情节,刻画了淳朴人性的美好。这都说明,作家们已更多摆脱阐述历史题材的传统思维定势,力求从新的时代高度和更具独特视角的见解,去阐释历史上真实而复杂的人物关系，从而为读者提供更为丰富的人生认识。电视连续剧《日出东方》和《恰同学少年》被广大观众欢迎,也与对历史和人物有新的阐释相关。 记者：您如何看待近年来的网络文学？ 张炯：近年文学走势的第三个特点是文学在图像时代的挤压下力图与电子技术相结合,实现艰难而卓有成效的突围。当人们越来越多地沉溺于电影、电视和电脑的图像世界中,使文学的阅读时间越来越少的现实生活里,从上世纪90年代起,文学走向边缘的危机感,使有些人感叹“文学已告终结”。但至今文学不但以种种新的题材、主题、形式和风格的开拓吸引读者,而且许多作家自觉地走向与电影、电视相结合,像张平、周梅森、陆天明、柳建伟等密切关注现实脉搏的作家,他们的长篇小说几乎每部都被拍成电影或电视，周梅森甚至自己担任制片人。而把自己的作品贴到电脑网络上,甚至开辟博客专栏发表自己的文学作品,以求迅速扩大自己作品对读者的覆盖面，诗歌和散文被制成与音乐、图像相结合的光碟,甚至将新诗通过书法艺术得到更广的传播,等等。这表明文学已在成功地突围。借助电子技术正是文学传播不可避免的时代选择,或者说,它宣告文学从口头传播、文字传播开始过渡到了电子传播的新时代。 记者：您对近年来文学创作队伍有何看法？ 张炯：文学新人和新作家群不断茁壮成长,包括少数民族作家群的茁壮成长,显示文学队伍继续壮大并拥有蓬勃的活力，这是近年来文学创作走势的第四个特点。继80后作家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风靡一时,90后作家也开始登上文坛,崭露头角，如深圳的张悉妮,北京的罗点点等，十四五岁便出版长篇小说。而民族作家群中像云南昭通的彝族作家群,宁夏的回族作家群,广西的壮族作家群,新疆的吐鲁番作家群，还有内蒙古自治区的鄂尔多斯蒙古族作家群等,都以他们颇有分量的作品,引起全国读者的关注。最近三年中,中国作家协会每年都要吸收四五百位新会员。这都说明我国文坛新人辈出,有如雨后春笋所涌现的蓬勃活力! 此外,文学需求在增加,文学市场已促进作品生产与消费的良性互动,文学创作和出版已成为迅速发展的文化产业。去年能够创作和出版一千部长篇小说,虽然发行量不一,但其出版总量的巨大,便反映了市场有巨量的需求。优秀的作品被不断再版,成为常销书,这自然促进了像《无字》和《张居正》那样的十年磨一剑的文学精品的生产，使粗糙的一次性畅销书相形失色。 记者：您开始时说到“好中有忧”，那么这“忧”又表现在那些方面呢？ 张炯：如果说判断一个时代的文学好坏要以它整体上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以它艺术形式与风格独具个性特色的创新,以它表现的思想是否充分地折射出时代的精神,并达到前人所未曾达到的高度等三方面去衡量,特别是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角度去衡量，那么应该说我国近年文学仍有令人堪忧的一些方面。也就是说,有相当部分的作品实际进入了创作的误区。一是有些作者往往以性描写代替丰富的儿女爱情的描写,“下半身写作”之风仍在蔓延。其理论是,据说只有性才代表人类的生命本质,因而只有写性才能深刻地表现人和人性。实际上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人性是历史地发展的”。性固然是人的生命的表现,但人在历史的发展中已使自己的本质成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而多方面化、多层次化了。即使性的行为,也已脱离动物性,而与人类历史发展所不断培育的文化素养和优美的情感相结合。这就是人们为什么赞美《西厢记》的性描写,而不齿《金瓶梅》的性描写的原故。舍弃对人的丰富的精神世界和复杂情感及其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描写,而只醉心于所谓“性行为”的描写,这正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精神堕落的表现,难道不是创作的误区吗? 记者：这确实堪“忧”，在你看来，还有哪些问题？ 张炯：第二就是是脱离历史常识,脱离时代认识高度的胡编乱造的作品仍然屡见不鲜。舍弃辩证唯物史观去曲解历史和现实,乃至将某些不可能的行为、思想和语言强加于历史人物，更有为了迎合市俗的低级趣味将经典作品随意篡改，进行“恶搞”，不仅违法侵犯知识产权，而且解构和糟蹋原作的品格。受《哈利·波特》影响，更有许多新神魔小说和新武侠小说出现，有的完全荒诞不经，滥用想象，毫无思想和艺术的价值。以巨额投资拍摄的电影《无极》也属此类之作。凡此种种，都把文学创新导入歧途，不但没有提高文学的水平，反而降低了文学的水平。还有第三，是在市场经济追求利润的导引下，许多作者为满足市场的娱乐需求，急功近利，粗制滥作的浮躁情绪仍在滋长，文学创作的数量虽然巨大，卓有思想见地和深切生活体验，而又艺术精湛的作品不多，特别是具有新颖而深刻的思想内容，生活内涵丰厚，并塑造有生动而典型的艺术形象，既体现历史时代的相当深度和广度，又在文学形式、风格的创新上推进了我国文学发展的大作品较少。2007年6月26日《参考消息》转载德国之声电台的报道，说德国汉学家顾彬批评我国当代文学“让人失望”！其言辞虽尖锐，但顾彬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多作家只顾赚钱而导致粗制滥造的指责，应该说还是符合实际的。此种情形如不能大力改变，我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没能占据应有地位和影响的状况，恐怕就很难改善。 记者：面对这样的现状，您有什么样的建言？ 张炯：当今我国无疑已进入前所未有的又一个盛世。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华民族的新的复兴，引起全世界的注目。当我国国力日益强盛，我国国际影响日益广泛的今天，人们当然要求我国的文学艺术也能攀上一个新的高峰，对世界产生与国家地位相应的国际影响。这种情势下，我国作家无疑负有重大的责任。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最有影响力的媒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必然要求有相应的文学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求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指导，它体现的就是当代世界的思想高度，是帮助当代我国作家透视历史与现实，发挥自己创作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去攀登艺术高峰的宝贵指南，也是我国当代文学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不可缺少的前提。我想，我国文学要更上一层楼，除了作家要继续深入生活和艺术上精益求精外，把握时代思想的高度，恐怕仍是第一的要键！ 记者：文学评论也是整体文学中的重要一个方面，这一方面的情况是怎样的？ 张炯:文学评论是文学事业的重要的一翼。作为作家与读者的桥梁，文学评论向读者解读作家的作品，同时也向作家反馈读者对作品的意见，它还以宏观的视野，概括评论某一时期或某一地区、某一作家群的创作得失，总结其成就，也指出其不足，对文艺发展的的趋向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和殷切的期待。好的文学评论总以自己丰瞻的学术视野和精湛的艺术素养，表现社会的良知，树立正确的批评标准，从原则的立场出发，认真研读作品，如鲁迅所提倡的那样，“有好说好，有坏说坏”。 记者：请概要谈谈您对文学评论现状的看法。 张炯：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评论有很大的成绩。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的历史的评论方面，或是开展多视角多方法的批评方面，都涌现了大批有价值的著作和文章，有力地促进了文学创作的健康繁荣。评论的队伍也有显著的壮大,尽管老一代评论家渐次退出评坛,目前活跃于评论界的主要是中青年评论家。他们的特点是多有博士、硕士的学位,知识结构比较新,精力充沛,目光犀利,具有多种视角和笔法。像陈思和、孟繁华、贺绍俊、陈晓明、张颐武、白烨、李建军、丁帆、吴义勤、郜元宝、樊星、阎晶明、李敬泽、李美皆等都是近年十分活跃的正当盛年的评论家。他们都为促进新世纪文学评论的繁荣和进步做出自己的可贵贡献。但是，近年在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学评论也出现了新的问题，如受到拜金主义的影响，出现了放弃原则，胡乱吹捧的所谓“有赏评论”；也出现了一些“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的钓名沽誉的评论，或以所谓“酷评”，肆意骂人，不尊重作家的劳动，或歪曲作品的原意，随意解读，将自己的臆想强加于作者；还有“六经注我”的评论，不管作品的内容如何、相干不相干，都拉来论证自己的理论观点；更有不讲道理，只逞意气的评论，名曰“争鸣”，实则互相攻讦，完全没有与人为善的应有风度。凡此种种不正常的评论，都不仅玷污了评坛，降低了评论的水平和威信，也引起广大读者的不满。因而，发展健康的文学评论，实在是今天我们仍需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 记者：对于文学评论的健康发展，您又有一些什么意见和希望？ 张炯：发展健康的文学评论，自然需要评论家的自觉和自重，但在当下的历史语境中，又是个必须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必须评论家、作家和媒体共同做出努力。媒体上的评论自然需要评论家去撰写，但评论家写什么和怎么写又往往受到媒体的制约。不健康的文学评论，媒体完全可以不予刊登。当下有些媒体为了吸引读者以促销自己，反而主动约请评论家去撰写不健康的评论，甚至给予高价收买，此风实不可长。评论家的劳动固然应该受到尊重，也应该有正当的报酬。但作家以高价去收购吹捧自己的评论，甚至为了“炒作”自己而去收购媒体来刊登吹捧自己的评论，此风同样不可长。评论家对作家作品的评价决不应为金钱所左右。否则，这实际上就是学术腐败在文学评论界的表现。文学评论自然允许各种不同的观点、方法和学派，需要开展追求真理的“百家争鸣”。健康的争鸣就要以理服人，决不应相互谩骂。而我们之所以特别提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美学的历史的文学评论，就在于它坚持辩证唯物史观的实事求是的精神，重视按照审美的规律去对待文学作品，并站在人民的立场，尊重作家的劳动，坚持以人为本，与人为善，按照科学发展观去建设和谐社会的原则去正确处理评论家、作家和读者之间的同志关系。本着通过批评达到团结的目标，既旗帜鲜明地肯定应该肯定的，反对应该反对的，充分说理，决不无原则地阿谀奉承，也决不恶语相向，随便伤害同志。文学评论需要加强，这恐怕也是广大人民群众所期待的。应该相信，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健康的文学评论一定会更蓬勃地开展起来。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年10月23日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年10月23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