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4日晚，中国当代四位实力派作家苏童、余华、毕飞宇、刘醒龙应邀与暨南大学学生展开一场关于“文学与人生”的对话。现场引发了一些争议。有媒体报道，文坛四腕因拒答“如何看待80后90后作家”的追问，被暨大学子批“没礼貌”。前晚，四作家接受记者专访，回应了这一批评，并畅谈眼下文坛热点，一致认为当下“文学进入一个好时代”。
     回应“避谈80后作家”
     不甚了了，沉默是唯一的尊重
    记者：有媒体提及关于避谈“80后”作家是有失作家风度的，怎么看这种说法？
    毕飞宇：关于这些“80后”作家，我也知道一些，从报纸和网络获得的信息。但是我没看过他们的作品，对于不知道的事情我是不会谈的。
    苏童：我确实不看他们的作品，因为我要看的东西太多了。我都知道这些拥有众多粉丝的“80后”作家们的名字，知道他们的作品确实卖得很好，除此之外我对他们完全不了解。避谈是对他们唯一的尊重。
    刘醒龙：正如他们不看60后、50后的作品一样，我们也不会看他们的。我认为“80后”现在的姿态是在撒娇，在对整个社会撒娇。
    余华：其实回想过去，我们也不跟老一辈的作家进行交流。我认为郭敬明有一个优点，其实一直有很多很难听的话包围着他，但是他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以难听的话回击别人。在这样一个以攻击别人为乐的时代里，这一点还是值得人尊重的。
    记者：这些“80后”作家现在也都快三十岁了，回顾一下处于他们那个年龄，你们在文学上的成绩如何？
    余华：我二十多岁写了《在细雨中呼唤》(余华的成名作)。
    苏童：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出版了《妻妾成群》(苏童的代表作，后被改编为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
     痛批“作家富豪榜”
     曾被作假，对排行榜并不信任
    余华：我认为这个榜，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在其他国家，根本没有人去关注作家的收入，更没有人去做这样的榜，读者更关心的是作家的作品写得好不好。关于这个所谓的“作家富豪榜”，有一年，我是关心的———因为苏童当年居然排第三。
    苏童：我对这个排行榜一点都不信任，因为我自己就曾经被作假过。当时，我的新书《碧奴》出版发行，记得收入是5万英镑，出版社就说折合人民币90万元。后来有一个记者采访时，没弄清楚，居然在《重庆晚报》报出了900万元的数字。虽然出版社觉得这个错误太离谱了，也试图做了很多次更正，但是都没有用，所以当年的排行榜把我排在了第三。你说，这样的排行榜，可信吗？
    余华：如果作家都搞富豪榜了，那么农民、工人也可以搞个富豪榜了。
     剖白写作动因
     习惯而已，除写作干不了别的
    记者：作家要靠写作赚钱，主要渠道大概只有两种：卖影视版权和发行销售。在刊物上发表的稿费其实是挺低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作家写作的动力是什么？
    毕飞宇：我已经习惯这种工作了，我要是有一段时间不写作，我就会感到十分空虚，觉得生活很不完整。我必须要以写作的方式来充实、复原我的生活。
    苏童：除了热爱写作之外，其实有一个职业我很喜欢的———我想当个调酒师，但是我现在已经不可能做这件事情了，只好写作。
    余华：我热爱这份工作。当然我也还有别的喜欢的职业，我想去NBA当教练，能在现场看球赛，还能在赛场上走来走去———但是，这能实现吗？我知道这是很痴心妄想的事情。既然没有能力做别的事情，所以我还是继续写小说吧。
     探究“最好时刻”
     所谓“最好”，就是写作自由
    记者：最近，作家王蒙在一次演讲中说到“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刻”，这个说法引起了不少专家学者的争议，认同这句话吗？
    余华：我觉得王蒙这话没错。我认为现在确实是中国文学最好的阶段，因为我感到现在的文学环境在逐步变得宽松起来。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所谓“最好的时代”，我想，应该就是写作自由和发表自由的时代。
    苏童：王蒙过去因为写《一个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被打成“右派”，相比起这样的遭遇，他感到现在是中国文学最好的阶段，我确实可以理解。当然，这个“最好”主要是指文学的环境、思想的解放，并不是指当下出现了中国当代最好的作品。
    刘醒龙：出现一个好的、宽松的环境，要比出现一部好作品更重要，这不是少数作家在享受，而是整个民族都在享受。但是，我认为政府对文学的管理还有待完善。比如说作协的机制问题，大多数作协机关越来越衙门化了，在作协这样的单位，竟然有大量不懂文学的人，占着高位置，而且在胡说八道。
     批判书籍推广
     国内书评，我基本不会相信
    记者：现在国内对于书籍的推广，花样很多，比如说在每本书上套个“腰封”，以最吸引人眼球的话语来推销书，这些做法有效果吗？
    余华：我从不相信“腰封”上的话。这些都是哗众取宠的一种方法。我记得最逗的一个“腰封”是作家刘庆邦出的一本书，是写中国煤炭工人挖红煤的题材，就因为是红色的煤炭，所以“腰封”竟然就写上了“中国的《红与黑》”，太荒谬了！
    苏童：我们的名字也多次被放在“腰封”上，以一种知名作家的身份推荐书，实际上，我们的名字都多次被盗用了，有的书我们根本就没看过。
    余华：相比中国而言，西方对于书的推荐和评价，都相对公正。据我所知，德国、美国的出版社每年都有两次出版会。比如著名的出版社——蓝登书屋，开出版会的时候，从各类书的编辑到印刷到发行等各个部门的负责人，要把报上去的几百本书稿全都看完，然后进行讨论、投票、排名，最后，才能决定一本书出版发行的命运。
    毕飞宇：法国《世界报》星期五固定的读书版在读者心中具有很高的信任度。很多法国人是不逛书店的，他们就信任这个读书版，按照他们的推荐直接去买书。
    国内的书评，铺天盖地到处都是，但我基本不会去相信。我在国内选择阅读的书籍，很大程度是靠口口相传，靠朋友间的口碑。
    记者：在市场冲击下，国内的小说出版也日益商业化，这对作家出书是否影响很大？
    毕飞宇：据我了解，国外的成熟作家都有经纪人。我想，中国的图书市场要正常和规范起来，经纪人必然是会出现的。目前，时候还没到，因为图书经纪人面对的环节很多，只要有一个环节出现了信任危机，那就很难进行下去了。
    刘醒龙：图书销售渠道也很混乱。出版社的书发给书店，卖不掉的书退回———有的书店要装修，它就会一下子把书全都退回出版社。这对作家出的书是很不负责任的。 (黄咏梅 赵利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