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写作非常清楚,就是为了改变命运,为了逃离土地,为了进城,为了有一份工作。
◎当作家把文学当成商品做、当成商品说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要说他,他没有一点错。 ◎对人的认识,在四十岁的认识和六十岁不一样,七十岁写不出六十岁可以写出的文字,八十岁的作品一定没有四十岁的有才华和激情。 阎连科近照 李林 摄 “北京的繁闹里,有这一处清静,正如俗世有了它的宗教。 ”三年前,西南四环近旁, 711号园, “我在6月26日,用几分钟的时间,在园子内约略地走了一圈,做出了我人生中的重大决策:倾所有储蓄,加上签名盖章的借条和内疚歉意及园子主人对我宽爱的信任,立竿见影地在那园里租下一隅土地房院,开始了我这一生最为奢靡的一段诗栖人生。 ”这是作家阎连科写在新近出版的随笔集《北京,最后的纪念》中的文字,养花、种菜、观察动植物、泛舟、写作……农民出身的他,在这片都市中的世外桃源,在他的都市版“瓦尔登湖”上恣意地进行着他天真甚至怪异的动植物实验,似乎欲重新找回与土地和自然的精神联系。 酷热的午后,在北京CBD寸土寸金的某栋高级写字楼里,应邀参加“41°文化论坛”的阎连科开场即表达了他的惶惑, “文学其实难以和这样现代化的大楼联系起来,这让我觉得有点吃惊,我觉得文学完全是给闲散人员解闷的地方,文学也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伟大、那么了不得,有那么重要的意义,而且文学到今天绝不会再产生托尔斯泰、鲁迅那样的作家,也绝不会产生上个世纪80年代、 90年代那样纯粹的、热情的读者群,文学今天非常木讷。 ” 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自称赶上了80年代文学末班车的阎连科因为“留下了写作的线索,留下非常少但非常固定的读者群” ,他觉得“文学还可以和很现代的人联系在一起,跟现在的环境联系在一起。 ”阎连科1979年开始写作,出版了《丁庄梦》 《日光流年》 《坚硬如水》 《受活》 《风雅颂》《发现小说》等作品。有人问当下文学处于尴尬的边缘地带,阎连科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仍坚持写作,所著之书有褒有贬更有争议,这些年,阎连科的作品为谁而著,笔耕不辍源于哪般?他认真地思考并真诚地作答。“我为谁写作”是他的深刻自省,是对文学的深刻剖析,也是他对这个时代的诘问。 为无知的个人而写作 “我们听到很多作家演讲的时候说我为读者写作,从来没有听到一个人说我为了金钱写作,我为了名声写作。我想这几乎是在撒谎。其实每个作家必须承认你是在为无知的个人写作,是在为名与利写作,最后到为写作本身写作,每一个人,无论你多么伟大,一生写多少作品,其实你最初都是为无知的个人写作。 ”阎连科强调,这是我们必须要弄清的一个问题。 对于这一动机他进一步说明,“就阎连科本身来说,或者说我这代作家几乎人人都是这样,最初的写作非常清楚,就是为了改变命运,为了逃离土地,为了进城,为了有一份工作。饥饿和革命,是我这一代作家永恒的主题。 ‘文革’的时候,所有农村都面临着吃不饱的问题,我们唯一能够走的路就是考大学或者当兵。我是1958年出生的, 1977年恢复高考,今天说起来非常荒诞,考语文的时候,大家开始写作文,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规定一篇作文不能低于2000字,500格的稿纸大概4页,那时候你可能出于种种原因爱好文学,你不知道自己写得好不好,但是你能把作文写得很长。写完第4页我就举手,在同考的40多个学生里面第一个跟老师说我的稿纸不够用,能否再给我一张。老师非常吃惊,赶快给我一张稿纸,还把我的卷子拿起来说,大家看,这个同学的作文写得非常好,字也非常工整,他的稿纸都已经不够用了,像这样的同学一定能够考上大学。从此我非常坚信我是能够考上大学的,因为老师就是那样说的。考完试我每天在家等,过了一个月什么通知都没有,但是在二十多天的时候,我们学校老师通知说让大家报志愿,农村孩子不懂报志愿是什么意思,老师说报志愿就是你想到哪个学校去读书,就把那个学校写在右上角的志愿格里。大家觉得最好的地方是北京,每个人排队到老师那里填,班里从第一个人直到最后一个人,每个人都填北京大学。结果可想而知,我们那个县连中专都没有一个人考上。 ” 阎连科和莫言的情况很相似,都是从农村到部队。阎连科说, “在去部队之前,从来不知道小说分为长篇、中篇和短篇,而且在20岁之前从来没有看过一本外国小说,看的就是《金光大道》 《艳阳天》 ,中国革命题材的小说几乎全看过,但是从来不知道外国小说什么样。我的写作是从这个时候真正开始的,这时才知道短篇小说不要超过一万字,知道有《人民文学》 ,有《解放军文艺》 。我这一代人,只要大家说实话,就都会承认,最初的写作谁都不是为了文学本身,我们可以想象文学的起步有多低。 ” 为名与利而写作 无修饰的真实是阎连科的文学作品给人最直观的感受,这一点同样反映在他的言说中:“为了名誉写作,这也是每一个作家迈不过去的槛儿,即使是卡夫卡,当年也曾经为了拿一个非常小的奖跟他喜欢的著名作家说,你都拿了那么多奖,这个奖给我吧。这么伟大的作家,他也没有迈过名利这个槛儿。我经常自我批评,我拿过两次鲁迅文学奖,第一次拿奖,我必须承认我给其中两个评委打过电话,拿了奖还把评委叫出来吃饭。我在部队待了26年,拿了很多奖,我唯一的好处是拿奖以后没有找领导要求提前进职,房子也就不会忽然大起来。当你没有突破底线,还在底线上慢慢做的时候,那你会慢慢醒悟过来,拿一个奖怎么样,不拿一个奖又怎么样。每个人都曾为名利写作,但重要的是最终你能否过去这一槛儿。今天我也没过去,但至少把这些东西看得相对淡一点。 ” 作为一名真诚的写作者,他也对年轻作家的创作态度进行思考,他说, “我们这么大年龄,真的不如韩寒、郭敬明他们。我也经常说,我们这一代作家,小说确实比韩寒写得好,但做人没有韩寒做得好,他是一个敢说话的人,而我们这一代作家是不敢说话的,不敢面对现实,不敢站出来替自己、替他人讲话。郭敬明的书卖1000万册、 2000万册,他也坦荡说出来,我们这一代作家谁都希望有很多读者,谁都希望挣很多钱,但是谁也不希望把这个话说出来。当作家把文学当成商品做、当成商品说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要说他,他没有一点错。但是我们又想写好小说,又想挣到很多钱,又想拿奖,又想别人别骂我们,我说我们真的不如这些孩子。人到中年之后,写了很多作品,能否迅速过去名利这一槛儿,对写作尤其重要。 ” 为心灵世界而写作 “为谁写作的第三步,是你真的为心灵写作,为了个人的内心世界写作。说的俗一点,为了一个精神写作。随着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对文学的认识的加深,随着你非常清楚地知道现在自己五十岁时的身体状况,知道唯一能走的道路是写作的时候,必须清楚,你已经到了可以为你个人的心灵世界写作的时候。 ”在走出名利动机后,对于写作动机的变化,阎连科这样说。 “经常有人说阎连科的写作代表中国底层农民。我其实非常无奈,我经常说我完全是为了我自己的事情,没有想代表任何一个人,坐下来写作的时候没有想到为读者写作,你无非是表达内心世界,表达对这个世界、对人的看法,恰恰在为个人写作的时候,你和读者不期而遇,你是什么样的人品,你是什么样的文学风格,你写了什么样的小说,一定会有什么样的读者群或多或少在你的小说周围,他们会尊重你的写作或者反对你的写作,这个时候最重要的首先是为你自己的心灵写作,你要敢于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写进小说中去,讲到故事中去,把它呈现给读者。至于哪些读者在读、多少人读都不是你能掌握的。呈现自己内心世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讲真话。你怎么想的,看到的世界什么样,人什么样,一定要讲真话。巴金是这么有名的老作家,直到一百岁他都说我一生没有把我想要讲的真话百分之百地讲出来。这本来是在写作中最简单的,讲真话是最基础的,不讲真话就不要谈写作。但是到了中国它变成写作的最高境界之一。 ” “你写作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后,已经五十几岁,已经非常明白应该做点什么事情。我在想,其实今天这样的环境,今天这样的视角,这样的阅读环境、写作环境,必须承认,中国作家到了前所未有的写作的最好时期。这不是说你可以写什么、不可以写什么,而是说我们的现实,我们中国的现实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荒诞和复杂,它的深刻性,它的复杂性,作为一个人的扭曲和独立,个人所面对的种种矛盾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但是能否把握这个写作时期那是你的事情。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的写作能否真的做到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能否真的越过名利那一槛儿。我非常幸运,我今天有房子住,也有很好的工作,工资也不低,即使不出版也不会逃荒要饭,既然这些物质条件都有了,为什么不趁现在的年龄还可以写,把最想写的东西写出来。对人的认识,在40岁的认识和60岁不一样, 70岁写不出60岁可以写出的文字, 80岁的作品一定没有40岁的有才华和激情,生命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老作家在生命最后一刻会说,我还有两部、三部小说没有写出来。当然非常可惜,但我也经常想,应该写出来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呢?如果你在当领导,你在饭桌上,你在讲台上念文件,现在就不要说后悔,趁你可以写、愿意写的时候,把最应该写的写出来。真正为自己的内心世界写作的时候,你就要放弃这一切。 ” 为文学本身而写作 “当然最后你要为文学本身写作,这可能到了最高的境界,你的人生积累、社会阅历,你的读书、感悟,你对世界的认识、对人的认识,乃至于坦荡地把自己内心交出来的能力和勇气都充分具备了,你才可能真正回归到文学本身。你也不要说为了革命写作,也不要说为了人民写作,也不要说为了读者写作,也不要说为了你自己写作,因为最后你就是在你有能力的时候,为了文学的本身写作,因为你的全部积累已经到了那个程度,为文学本身写作的时候已经到来了。 ”阎连科对读者说,似乎也是在对自己说。 “我之前写小说,无论30万字还是50万字的小说,我只要写够3万字、 5万字就非常清晰地知道这个故事是什么样,后面会有什么样的结尾。但是今天再写小说,作品已经写了13万字,我还不知道这个故事如何结尾,这在我的小说创作中从来没发生过,那就是因为我相信我们生活中有一种真实不被所有人接受,但是我阎连科相信这是真的,找到它,能解释无数不可思议的事情,不可思议的事情大家会说是神秘的、魔幻的,但我会说那是真实的,是‘神实’的,我会把它写出来。 ”阎连科着迷于这种“神实”的写作方式。他说:“我非常希望虚构,又非常希望关注今天的现实。在创作中摒弃固有真实生活的表面逻辑关系,去探求一种‘不存在’的真实,看不见的真实,被真实掩盖的真实。 ”阎连科还在为探究文学的神秘小径而坚持写作。 原载:中国艺术报 2012年6月22日 原载:中国艺术报2012年6月2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