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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猪唏哩呼噜》又以图画书的形式与读者见面了。从1990年到现在，关于这只小猪的故事没有大红大紫，但始终有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在琳琅满目的儿童读物中发现它，钟爱它。20年了，小猪魅力不减，和“小布头”一起成为“怪老头儿”孙幼军送给中国小读者的两个好朋友。 小东西，大能量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童话，甚至新时期之前的中国现当代童话，除了作为一个时期的代表作在各类选本中出现，还有多少在今天的小读者阅读视野里？《小布头奇遇记》，这本诞生于1961年的小书，明显地带有那个时代对于合作化、人民公社运动、工农业生产等“宏大主题”的热情，但是它却成了当代儿童文学的一个“奇迹”，半个世纪过去了，它不但没有被时代的烟尘所淹没——据不完全统计，到2002年为止已经印刷20次、900多万册，而且还在香港的木棉出版社出版，在一个对作品所写的时代背景完全陌生的语境当中依旧富有活力，成了真正意义上几代人共读的原创儿童文学精品。自然，对于中国童书市场而言，“小布头”这三个字便具有了强大的号召力，从2004年开始，春风文艺出版社由此创立了“小布头丛书”，“集结”了张之路、周锐等童话名家的名作。 “小布头”成功的秘密，或许正是童心的秘密、优秀的儿童文学的秘密。孙幼军的童话，或者说他最成功的童话，总是一个弱小的或者说行动受到限制的“人物”，如何克服自身的局限而达成自己的理想。这是童话中常见的一个模式，但是孙幼军每次都能讲得不同寻常。一个故事类型之所以成为某种模式，大约也是因为它极好地表达了人类的愿望或者行动模式，孙幼军所发现的其实是一种普遍的儿童状态——处于孤弱状态的儿童其行动力是有限的，但是其内在的精神和意志却非常强大，儿童有着一种自我完善的趋向，而非仅仅依靠成人的培养教育。无论是小布头(《小布头奇遇记》)、贝贝(《小贝流浪记》)、小狗(《小狗的小房子》)，还是唏哩呼噜(《小猪唏哩呼噜》)，它们身上都隐喻着儿童成长的难题和力量。就像经典童话《木偶奇遇记》一样，孙幼军的童话都是常见的主题，但是所谓的主题包裹在“奇遇”当中，依照真正的儿童心理和行为推进，尊重每一个形象特有的“物性”，所以每一篇都有不同的精彩。 小猪“成名记” 唏哩呼噜不像小布头那样一“出生”就声名大噪，或许跟它“出生”的经历有关系。小猪的故事是六年的时间里断断续续完成的，用孙幼军的话说，台湾作家桂文亚女士是它的“催生婆”。 1989年，孙幼军构思了一篇关于一只小猪的故事，这只小猪一开始就叫“唏哩呼噜”。1990年1月到6月，一篇叫《唏哩呼噜历险记》的中篇童话开始在湖南的《小蜜蜂童话国》连载。孙幼军习惯于一旦写出一个比较受欢迎的人物，就开始写第二篇、第三篇，直到形成一个系列。童话中的人物是一个或几个，性格上有发展，但基本的特点不变。由于是给不同的刊物，每篇作品都有一个相对独立的故事。也可以说，是一本以同一主人公写的短篇集。 桂文亚看了第一篇后就非常喜欢这只小猪，开始在《民生报》由她主编的儿童文学版上发表，并不断催促孙幼军写新篇，说篇幅够出版一本书时，由民生出版社来出版。1995年3月，《小猪唏哩呼噜》系列童话集首先由《民生报》出版了，到2004年10月初，已经第六次印刷，印数达15000册，按台湾的人口比例，这已是很大的数目。在大陆，从1996年开始，也不断有版本、书名各异的“小猪唏哩呼噜”出版。到2002年，孙幼军将全部故事授权给春风文艺出版社，恢复了《小猪唏哩呼噜》的书名，纳入“小布头丛书”。小猪迎来了它的黄金期。到2009年，不到七年内印刷了19次，而且还“升级”为注音版、彩绘版、续集以及最新的图画书系列。 小猪很幸运，和小布头一样，它也找到了自己的“形象设计师”。画家沈培笔下的“小布头”形象已经深入人心，画家裘兆明笔下的唏哩呼噜也深得孙幼军的认可。他们的合作竟是以“安徒生奖”为媒。 1990年9月，作为第一位获得“安徒生奖”提名奖的中国作家和画家，孙幼军和裘兆明共同参加了IBBY在威廉斯堡召开的第22次代表大会，说了些“希望我们以后有合作的机会”之类的“外交辞令”。没想到，《小猪唏哩呼噜》首次在大陆出版时，孙幼军首先想到了找裘兆明来画插图，一直合作到今天。“当年和小裘谈‘合作’，觉得说说热闹而已，并没当成一回事，没想到我在写了‘唏哩呼噜’之后，忽然想到这位很久没有联系的画家，她又很痛快地答应了，这本书又恰恰成了一本受到孩子喜爱的书，应该说，我们的这次合作是成功的。她后来眼睛不好，绘画很吃力，她的女儿阿波就参与进来，效率提高了，风格上也没很大的变化”，孙幼军说。 本真快活的“怪老头儿” 小布头和唏哩呼噜能这样博得不同时代孩子们的欢心，对孙幼军来说，或许并没有费多大的心思去“破解”童心，而是因为他本人拥有了一颗永恒的童心。 孙幼军爱讲故事。作为父亲早逝家庭的长子，幼小的孙幼军已经担负了哄弟弟妹妹的“重任”，那些在被窝里“胡诌”出来的故事可算得上是他最初的“创作”。后来，又开始为儿女讲故事。因为喜欢讲故事，不管走到哪里，身边常有一群孩子听他“胡吹”。1960年孙幼军分配到外交学院教书，大院里几个低年级娃娃一放了学就来找他。《小布头奇遇记》里的若干片断，就是当时讲给他们听的，书中有些孩子的名字，是他们的真实姓名。孙幼军回忆说：“我已经学会了边讲边演。一回讲到大老虎，我张牙舞爪。时至今日，当年一个小女孩子，现在已经三十好几了，见了我仍然喊我‘大老虎！’我一听到，也顿时觉得自己年轻了，弯曲了十指瞪大眼睛向她叫——‘啊——呜’！” 孙幼军爱写日记，也被自己的日记所“困扰”着。从1947年3月15日开始，五年级小学生孙幼军，一直到老头孙幼军，日记没有中断过。这个小学生的第一篇日记居然就表达了“创作”的冲动，全文如下： 开首我要说为什么要作“我的日记”。 每天放学后除了家庭作业外，实在也无聊的很，几本破书简直是看的厌了。我很想写一些作品，但是我还是达不到这目的，所以我要写这日记。第一可以记我一天的重要事，第二也可以练习我的作文。 以上可以算是开场白。 面对这规模庞大的日记，他几年前就开始“纠结”。就这样束之高阁呢，觉得有损它的价值，毕竟没有几个人能这样六十多年来坚持写日记，这六十多年又是中国社会变化极大的时代；如果出版呢，他又怀疑这些日记对普通读者有多大的意义——他是万不肯凭着名气去糊弄人的，而且他说，日记里肯定要提到好多他人隐私，不希望为了自己给别人的生活制造难题，可如果化名或者删节，那又不真实了。 “怪老头儿”是孙幼军一部作品的名字，也是他自封的“名号”。像北京大街上的很多老头一样，他蹬着自行车、三轮车在西城一带转悠，年龄太大，家人不允许他骑车了，便开始挤公交车。有一次活动结束，天已晚了，我说您打车走吧，他无论如何不肯，说：“路很近，政府给我发老年证了，我可以享受免费坐车的福利！”一副心满意足的口气，仿佛幼儿园的小朋友得了小红花。车门关上的那一刹那，我突然想，同车的这许多人，总有几个读过他的书吧，他们可知道身边这个普通的老头儿就是小布头的“父亲”？ 年老而心不老，孙幼军对新事物保持着好奇，相机和电脑都玩得极好。他的经典照是这样的：头戴遮阳布帽，脖子上挂着一架看上去蛮专业的相机，穿着摄影记者那种浑身兜兜的工作服，身后一辆自行车。让人想起他作品中那个从天而降、和孩子“我”成为好朋友的怪老头儿。或许，他就希望自己是这么一个怪老头儿，老而不朽，充满童心，仍旧满世界里寻找快乐而善良的事情，而且还要交上一个“小朋友”做玩伴，以自己无所不能的本事满足他合理的愿望，但是这个小孩一定是要内心善良的孩子。 本然而自在、率真而放松，这样的生活状态是否就是孙幼军保持童心的秘诀？ 原载：《文艺报》2010年03月19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3月19日 (责任编辑：admin) |